南宋末四川军民对蒙古的抵抗及其意义[三]

（三）余玠的堡垒防御策略

淳祐二年（1242 AD）四月，面对着蒙军在利州屯田的汪世显（注 1）部再次攻破成都，理宗感到很不安，他在和官员赵希暨的谈话里说：“今日救蜀为急，朕与二三大臣无日不议蜀事。”又说：“重庆城坚，恐自可守？”，赵希暨回答道：“重庆在夔峡之上，敌欲长驱南下，虽城坚如铁，何救东南之危。”赵希暨还是把防卫的重点放在长江中下游。

然而，自从端平三年（1236 AD）四川被蒙古军队残破以后，川西主要富庶州县的税收全部失去，这对南宋当局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它使得南宋的“国用日窘”，四川“民不聊生” （注 2）这是理宗寝食难安的关键所在。五月，理宗再次问计于梧州知府赵学时，理宗问他：“嘉定（今四川乐山市）可守否？”，赵学时认为可守重庆，上通利州与阆州（今四川阆中县），下应归州（今湖北秭归）与峡口，意义重大。官员刘晋之更进一步认为蒙古军侵蜀以后，所有坐镇四川的制置使连个屯驻的地方都没有，只有彭大雅守卫重庆（参第二节注12，#2），才占住了四川的根本，不然的话，四川早就完了。并建议在重庆筑堡坚守，上述官员的话坚定了理宗早就有了的守蜀决心。

南宋理宗淳祐二年（1242 AD）六月，朝廷任命兵部侍郎余玠为四川宣谕、制置使兼重庆知府，因为军情紧急，允许余玠与所领导的官员就地措置，可先行后奏，不必事先请示中央。


余玠，字义夫，蕲州(今湖北蕲州)人。少时家贫，落魄无行，喜功名，好大言。少为白鹿洞诸生，因斗殴杀死卖茶翁，避罪逃入淮东制置使赵葵幕下。余玠作词毛遂自荐（注 3），受到赵葵的赏识（注 4）。余玠的性格行为很象清末的中兴名臣左宗棠，和左宗棠一样，都以建功立业为平生的抱负，且都有经国济世之才。嘉熙三年（1239 AD），他以小参谋的官职率军与蒙军战于汴州、河阴，有功，被升为淮东提刑和淮东制置司的参谋官。淳祐元年（1241 AD）十月，他与淮西制置使杜杲一起，率舟师在淮河安丰（今安徽寿县）与蒙古察罕军激战四十天，解安丰围。至是，他的军事才能引起了理宗的注意，破格宣他入京陛见。他对理宗慷慨陈言，说：“事无大小，须是务实。”又说现在无原来如何尊荣出身的人，一参军便被指为粗人，希望政府以后对待文武官员一视同仁，不要重，否则受到歧视的武官可能生出异常。理宗对他说，你议论皆不寻常，可独当一面。这样，理宗破格提拔余玠作为收拾四川残局的方面大员。

当余玠从峡口进入四川的时候，整个军事形势对南宋还不算太危急。在东部的两淮前线，蒙军正对守卫的赵葵部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东部前线的最高决策官是杜杲，他曾在庐州（今安徽合肥）、安丰击败蒙军。由于两淮地区复杂的河流地形，以及淮北的近乎无人烟，也就是无补接的局面，使得蒙古的攻势一直不能得逞。在中部前线，蒙古方面几次偷袭江陵，企图在中游渡江，然后从长江南岸的湖北境内进军湖南，其野心受到名将孟珙的遏制。孟珙时任四川宣抚使，负责联系川东和湖北前线的军事行动，他刚刚收复襄樊重镇（注 5），并在汉口附近击退蒙军的入侵

只有四川问题比较严重，蒙军汪世显部驻扎在川北重镇利州（今四川广元），不时出击骚扰川西各州县。虽然蒙方尚未在川西平原上建立起有效的地方政权，然而宋方也没法再象过去那样对川西实行征税和兵员补充，同时蒙方还把它的地方政权向川西、川南扩展。另一方面，宋军却群龙无首，各自为战，士气低落，最大的问题是，军民都不信任频繁更替的安抚使、制置使，因为这些地方大员不是派发苛捐杂税，便是在蒙军的进攻下逃窜。其实说起来这些大员们也很可怜，在蒙古军队没打过来时，他们得忙着为中央搜刮，完成指标；他们又无一个象样的驻地，蒙古人打过来，只能逃避。

余玠甫一进川，就走访四川各界人士，听取他们对政策的意见（注 6）。他的口号是集思广益，要象诸葛亮那样起用四川地方贤达。同时，他以革除弊政为己任，由于他手中掌握得有理宗给他的金腰牌，使得他能放手对四川的政治、军事进行改革。

余玠起用播州（今贵州遵义，注 7）名士冉氏兄弟，采纳冉氏兄弟对防卫四川的建议。这个建议就是，在几个重要的州治地点，择其地理环境，沿山筑堡垒，在堡垒里储备粮食，同时将州政府设在堡垒里，依山守水，一遇蒙军进攻，即将军民撤退到堡垒里，坚守堡垒，使蒙军没法破坏地方政权，而又无所得，当蒙军攻势缓和以后，则从堡垒里出动正规军与义军骚扰对方，敌人最终将因粮草耗尽而被迫撤退。这些堡垒又相互联成一气，一遇战事，可以遥相呼应。（注 8）

显然，这种葡萄串堡垒，颇象中世纪欧洲城堡。那么，为什么欧洲的城堡一遇蒙古人的入侵便土崩瓦解，而四川的堡垒，却如它们后来在防卫蒙古铁骑的进攻下坚如磐石呢？可能是南宋掌握了攻城术，深知蒙古人攻城火药的弱点所在，所以要爆破四川的堡垒就不象爆破欧洲没见过大场面的城堡那么容易了。另外的原因可能是，这些堡垒都建筑在山区，地形崎岖，蒙古人没法象东欧平原上那样纵横驰骋，那么容易把火药和大型攻城器具搬来搬去。（注 9）可能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这些堡垒群是在一个统一的军区司令部的调遣之下，而不是象欧洲的城堡王国，各自为战，不能做到四川堡垒群那样的相互配合支援。

于是余玠从北到南，建筑了一系列的堡垒，主要堡垒有：青居（注 10），位于川北大城顺庆府（今南充市）北，扼嘉陵江中游，它保卫着四川东北方，成为顺庆府治所在地。大获（注 11），在苍溪城东南，余玠迁阆中州治于此，原为名将王坚所筑，是四川腹地最东北的要塞。苦竹隘（注 12），在剑门关西小剑山顶，是入川北方门户。神臂山（注 13），在泸州东，或称铁泸山，余玠迁泸州州治在此。多功城（注 14），在重庆西四十里，筑此堡的目的在保卫重庆外围。云顶（注 15），在成都东北金堂县境，云顶堡是距成都平原最近的堡垒，起着窥视无险可守的成都，同时它也起着扼嘉陵江外水--涪江，与钓鱼一起共同阻止蒙古军队企图利用嘉陵江舟师之便，顺流袭击重庆的计划。虎头（注 16），虎头山堡在川南富顺西南，是泸州的北方屏障。西柳关（注 17），在万州（今重庆万县市）西北，保卫着重庆下游长江水道和夔门（三峡入口，今重庆奉节县）。钓鱼（注 18），钓鱼城在合州(今重庆合川县)城郊，北距重庆百多华里，地当渠江、涪江与嘉陵江三江交汇处，扼嘉陵江内水，合州州治所在地，它保卫着重庆唯一的陆上通道。除此之外，还有几十个大大小小的堡垒，这些堡垒首尾相连，从川北、川西到川南、川东的盆地群山东麓和南麓，倚着四川的主要河流，构成了一面网，以阻挡蒙古军队东犯长江中下游地区。（参图3.1）
[图3.1]

纵观余玠所建堡垒，可以发现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山势陡峻，却不算太高，一般相对地面高差都在100米至500米，山顶多平整，常常靠近水边，特别是选择那种靠近大江的小山。这样的堡垒常使得敌人很难以简单的传统攻城云梯攀登，敌人必须将云梯接得相当高，于是攀登云梯变得非常危险，很容易被守城士兵橇翻或折断，后面蒙哥军攻钓鱼城时就碰到了这种情况。堡垒上面多平整，宜于驻扎军队和老百姓，且很多堡垒山上都有泉水，钓鱼山上的泉水甚至可用来养大鱼。靠近大河，使得堡垒间相互联系和后勤补接便利。最后，相对高差不大，也避免了出击和补接的困难。钓鱼山可以说是最佳选址，它在三江交会处，高度约 400米，山上又有92口泉眼，冬夏不竭。符合这样的选址条件，作为一个省那么大的地方在中国并不是很多的。事实上，后来这些堡垒被直接用军事手段攻占并不多，大部分堡垒是由于守卫将领的叛变，才使这些堡垒失守。

这些堡垒既是军事要塞，又是政治中心，它们最要害的关键是合州城郊的钓鱼堡（注 19），没有钓鱼堡，就没有重庆，没有重庆，南宋在四川的政权就将全部丧失。

余玠在嘉定府筑堡九顶与三龟、紫云，（注 20）构成一个三连环堡垒，以保卫嘉定。嘉定府（今四川乐山）本来就是一个两江（岷江和大渡河）交会的地方，有山有水，利于防守，且水陆便利，下可达泸州，上可接济成都，这样，除了堡垒以外，余玠又把嘉定、泸州、重庆三个大城联在一起。

余玠紧缩战线，将原来驻守在秦岭南坡，汉中盆地边缘保卫四川的重兵收缩回到钓鱼--重庆--泸州--嘉定弧线防守的外圈，以青居堡和大获堡作为前锋窥视现已陷落在蒙古军手中的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和秦陇山区，做出随时出击兴元的姿态；以金堂的云顶山作为窥视原省会成都的桥头堡，云顶山下不远，就是涪江上著名的箭滩（或称江箭滩）渡口，以此渡口阻挡蒙古铁骑对成都的进攻。（注 15）最后，余玠从川北的昭化到剑州都建筑了堡垒，作为防守的最外围。（注 12）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总结到，余玠的四川堡垒群防守蒙古骑兵的策略是整个连成一气的，它们主次分明，依山傍水，目的只有一个，保卫长江水道，防止敌人顺流东下，进攻江南，这样的周密完善计划所起到的作用，是各自为阵的中欧封建城堡群所完全不能比拟的。

不只如此，余玠还命令驻扎在嘉定的俞兴部，在成都平原屯田，以前成都一被攻破，成都平原上的人民就失去了南宋政府的管理，现在可以由嘉定的堡垒和云顶堡垒对成都进行遥控，在平原上部队的军垦农场还可以起到稳定民心，加强联系地方政权的作用。

余玠任都统张实治军旅，安抚王惟忠治财赋，监簿朱文炳搞协调。他还对四川人民执行轻徭薄赋的政策和兴学，他惩治了为非作歹的官员，对闻敌便跑的骄兵悍将也进行了撤换和镇压（注 21），在四川驻军里树立起了纪律和威信。余玠在治理四川的八年里，居然能做到在与蒙古对峙的军事形势下四川的大治，使“敌不敢近边，岁则大稔”（注 22）。八年的治理，使四川恢复了富足，向中央输送了大量财赋，减轻了下游的财政负担和军事压力。“边关无警，又撤东南之戍”（注 22）。

淳祐十年（1250 AD）冬，余玠在四川形势转好的情况下，率诸将巡边，直捣汉中平原上的兴元，与蒙古军大战（注 23）。十二年，蒙古汪德臣（汪世显之子）率军抢掠成都，转攻嘉定，余玠率嘉定守军又与蒙古军大战于嘉定，将其逐走。余玠在四川与蒙军三十六战，把敌人打得龟缩在几个据点里，而大遍的农村乡镇仍然在南宋的基层政权管理下。（参图3.2）
[图3.2]

正当余玠打算实现他用十年时间，把四川全部土地收复的计划，然后解甲归隐的美梦的时候，他在四川整顿部队的大刀阔斧的政策直接打击了云顶堡垒统领的利益，他们串通朝中川籍宰相谢方叔、老官僚徐清叟等在理宗面前进谗言，说余玠的坏话。原来，余玠给理宗的奏折里词气不假修饰，对理宗的态度不够尊重，使理宗感到不快，这两个权臣遂乘机对理宗说余玠手握大权，而又不能让四川将士归心，耸踊理宗撤换余玠的职务，于是理宗下诏召余玠回临安，以平庸的临安府尹余晦代替他。（注 24）

当余玠得知朝廷的决定后，忧愤染病，一夕暴病而亡，四川老百姓听到他的死讯后，“莫不悲慕如失父母”（注 25）。余玠的防卫计划虽然没有最后完成，却给后来蒙古在四川的进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事实上，蒙古虽然横扫了亚欧，后来也挺进江南，却始终没有获得真正用它的强大军事力量打下四川的战绩，这完全应该归功于余玠防御体系的贡献（注26）。

余玠防御体系是华夏文明在抵抗蒙古旋风的侵略里最杰出的创造之一，它和人类的其他优秀军事创造一样，完全可以写进史册而不逊色。（注 27）

注释与参考文献

1。汪世显，字仲明，巩昌人，本系旺古族，原金驻巩昌地区（今甘肃陇西地区）守军统帅。绍定五年，蒙古攻围金巩昌，他多次向宋驻沔州统帅赵彦呐求降，赵为其向宰相郑清之求准，而郑不从其请，遂向蒙将阔端投降。汪世显父子后来成为蒙军侵蜀的主要将领。

2。毕沅，《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七十一》。

3。赵闻礼选《阳春白雪。卷七》（北京图书馆藏）辑余玠（号樵隐）词《瑞鹤仙》一首：
怪新来瘦损，对镜台，霜华零乱鬓影。胸中恨谁省？正关山寂寞，暮天风景。貂裘渐冷，听梧桐，声敲露井。可无人，为向楼头，试问寒鸿音信。

争冷。勾引愁绪，半演金铺，雨欺灯晕。家僮困卧，呼不应，自高枕。待催他，天际银蟾飞上，唤取嫦娥细问。要乾坤，表里光辉，照予醉隐。

又，曹学全（人旁，以下同），《蜀中广记。重庆府巴县附郭》载余玠七绝《黄葛晚渡》：龙门东去水和天，待渡行人暂息肩。自是晚来归兴急，江头争上夕阳船。

4。脱脱，《宋史。余玠传》。

5。端平三年（1236 AD）三月，驻守襄阳的赵范部将王文（上有日）、季伯渊等焚烧襄阳城楼、仓库，向蒙古投降。蒙军遂南下，陷枣阳军、德安府（今武汉汉阳），攻江陵，被孟珙击败。嘉熙三年（1239 AD），京湖制置使孟珙收复郢州（今湖北钟祥）、荆门军（今湖北荆门），遂乘胜收复襄阳、樊城。

6。余玠设招贤馆招纳四川地方人材，按明正德《四川志》：“招贤馆，在治（重庆府）左（今重庆巴县东），宋余玠建。其供帐一如帅府，下令：‘欲有谋以告我者，近则径诣公府，远则自言于郡县，以礼遣之。’士之至者，玠不厌礼接，咸得其欢心。言有可用，随才而任；苟不可用，亦厚谢之。”

按：招贤馆今已不存。

7。位于乌江北岸的贵州遵义，最早叫平夷县，西汉置，东汉、蜀、晋因，在蜀汉时属南中地区(参《华阳国志。南中志》刘琳所注平夷县条下)，隋属阳明郡，唐置播州，属黔中道，两宋因（北宋时播州州治在贵州桐梓），属夔州路，在四川行政区内，元归四川行省，明属四川省，清初置遵义府，划入贵州省。

8。曹学全，《蜀中广记。名胜记之遵义府遵义县记》：“二冉，宋末播州名士冉进（王旁）、冉璞也，有文武才，前后辟召皆不赴。余玠安抚四川，筑招贤馆，兄弟往揭。玠与分庭抗礼，久无所试。使人窥之，惟相对据地，以垩画山川城池状，因献城钓鱼山之策者。”

二冉墓遗址在今贵州遵义市郊东十里，见清道光《遵义府志》。

9。参法人多桑（C. d’Ohsson），《蒙古史》Histoire des Mongols）对蒙古军队的战略战术的叙述。

10。青居，清嘉庆《顺庆府志》：“青居山，治（顺庆府治）南三十里。”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青居山，府南三十五里。山势高耸，其上宽平，嘉陵江水绕其下。宋淳祐中，兵乱，余玠帅蜀，徙府治于此。”

11。大获，清乾隆《苍溪县志》：“在县东南（三十里）大获山。宋绍定中，郡（都）统王坚所筑。淳熙（祐）六年，制置使余玠城此为阆州治。”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在县东大获山上。因石岩为之，中通四门郡十里。宋绍定中，都统孙臣、王坚所筑。”

12。苦竹隘，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志》云：在小剑山顶，四际断崖，前临巨壑，孤门控据，一夫可守。宋置戍于此。”清雍正《剑州志》：“小剑山，在大剑山西北三十里。与大剑峰峦联络延亘如城，下有隘路，州人谓之后山门。”

13。神臂山，清同治《合江县志》：“在县北六十里。北临江渚，险固可凭。宋淳祐中，四川制置使余玠，知泸州曹致大迁筑。”

14。多功城，清嘉庆《巴县志》：“《通志》：县西四十里，宋淳祐中筑。”

15。云顶，清嘉庆《金堂县志》：“云顶山故城，，宋淳祐间四川制置使兼知重庆府余玠筑，积栗守隘，民赖以安。”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县南五十里。本名石城山。状如城，顶平，可十亩许，有神泉。唐天宝六载改为云顶。宋淳祐六年，余玠帅蜀，城云顶以备外水，为利州治所。”

16。虎头，清乾隆《富顺县志》：“虎头山，在县东南六十里。山石崛垒。踞江边，下有洞口，吞吐云气如虎形。山顶有泉，四时不涸。宋末淳熙（祐）中徙城于此，遗堞尚存。”

17。西柳关，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在（万）县西北。”

18。钓鱼，历史名塞钓鱼城，本嘉熙四年（1240 AD）年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增修重庆城时，遣将甘闰初修，淳祐三年（1243 AD），四川制置使余玠采纳冉氏兄弟建议，并命他们大修为城池。后再经守将王坚、张珏加固，成为一座坚固的要塞。

钓鱼城屹立在重庆以北的嘉陵江与渠江交汇处，自建城以后，在长达三十六年的时间里，肩负着保卫四川首府重庆的重任，抵抗了蒙古军队多次进攻而不动摇，使蒙古军队死亡上万名将士。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钓鱼山，州西北百九十里。涪（渠）江在其南，嘉陵迳其北，东、西、南三面皆据江，峭壁悬岩。山南有大石平如砥。山上有天池，周五百余步，大旱不涸。。。。《志》云：今山在州治东，隔江五里，屹然形胜。”

按：钓鱼山周环约十三里，面积2.5平方公里，高400米，山上旧有大小泉眼九十二口，冬夏不竭（今已干涸），三面临江，一面是陡立的峭壁，下有山涧。

19。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余玠守蜀》：“闻玠贤，（冉氏）兄弟相率诣蜀。玠宾礼之，馆谷加厚。居数月，无所言，玠乃更辟别馆以处之，且常使人窥其所为。兄弟终日不言，惟对踞，以垩画山川，城池之形，起则漫去。如是又旬余，请见玠，屏人曰：‘为今日西蜀之计，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觉跃起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胜之地莫若钓鱼山，请徙诸此。若任得其人，积粟以守之，胜于十万师远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遂不谋于众，密以其谋闻于朝，请不次官之。诏以连（王旁）为承事郎，权发遣合州，璞为承务郎，权通判州事，徙城之事，悉以任之。命下，一府皆喧然，同辞以为不可。玠怒曰： ‘城成则蜀赖以安；不成，玠独坐之，诸君无预也。’卒筑青居、大获、钓鱼、云顶、天生。。。。凡十余城，皆因山为垒，棋布星分，为诸郡治所。又移金戎于大获，以护蜀口；移沔戎于青居；兴戎先驻合州旧城，移守钓鱼，共守内水；移利戎于云顶，以备外水。于是如臂使指，气势联络，屯兵聚粮，为必守计，民始有安土之心。”（# 3）

20。九顶，清同治《嘉定府治》：“凌云山，城东，隔江，一名青衣山，又名九顶山，宋人亦称为小九凝。”三龟，“三龟山，城东北三里东山之右以形似而得名。”紫云，清嘉庆《犍为县志》：“子（紫）云山，县南二十五里。汉扬雄尝徙居此。。。。至淳祐中，余玠筑城其上，并置戍，因改名子云城。”

21。余玠所惩治的悍将叫王夔，王夔在淳祐二年蒙古侵蜀的战争里守卫汉州（今四川广汉），曾以火牛突破蒙军包围脱身，后镇守嘉定，在任期间，无恶不作，采用各种屠刑拷掠富民以搜刮钱财，以至怨声载道，号为“王夜叉”。余玠诱杀王夔一事，见民国《乐山县志》。

22。毕沅，《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七十三》引淳祐十年六月诏书。

23。关于淳祐十年余玠出师兴元府与元军交战一事，《元史。太宗本纪》不载。《元史。汪德臣传》云：“宋将余玠攻汉中，德臣驰赴之，玠闻，遁去。”，《元史。郑鼎传》云：“宋将余侍郎烧绝栈道，以兵围兴元，鼎率众修复之，破宋兵，解兴元围。”，这两段描述是有差别的，前者说余玠被蒙军吓退，后者说打败了宋军。王鹗，《汪忠烈公（德臣）神道碑》（在陇西城南，今存）云：“蜀将余玠寇汉中，公合诸郡，昼夜星驰。玠闻公来，设虚寨而遁。”总观上面的叙述，不是余玠被元军吓退，便是被打败。（# 1）

此次战役的细节《宋史。理宗本纪》也未载。《宋史。余玠传》说：“十年冬，玠帅诸将巡边，直捣兴元，大元军与之战。”，此说和《元史。郑鼎传》大致相同，惟不言胜负。《宋史纪事本末。余玠守蜀》则说：“十年冬十月，余玠出师捣兴元，不克。”《宋季三朝政要》说：“后至兴元，无功而还”，站在宋人立场（其实，元丞相脱脱编撰的《宋史》也并未站在宋人立场上，我们后面讨论王坚的立传问题时还要进一步谈到）上看，这场战役也是语焉不详。总的看来，是说没打胜。

所幸的是，《兴元行省瓜尔佳公神道碑》对于这次战役描述颇详尽：“辛亥，四川制置史余玠轻我师寡，身帅兵入寇，败我利路元帅王进于金牛，壁其军中梁山（按：中梁山在今汉中市西南二十里），兜銮夜烛，城为之赤。潜遣裨将烧绝栈道，遏我援继，自帅大军围而攻之，钩炮梯冲，环城数匝，谓为孤危。期日必拔。新集之民，还叛与敌。公誓死拒守，督战益急，杀伤过当。城中将吏，昼或荷甲传食，夜则画地分守。会都元帅图思来援，无从得涂，值三人自军所逃还，许贳其死，令导由他山利道出陈仓。玠闻兵大至，焚围遁去，公袭战，悉止，还所俘，亡。”

这段碑文讲的是，余玠的战役计划安排得当，他乘兴元府空虚进兵围困兴元府城，在战役进行中，先打败了蒙军元帅王进，再烧绝了栈道，断敌人援军，最后发挥了攻城术，几乎要光复了兴元府。同时，沦陷区的人民群众纷纷站出来，支持宋军，由此可见蒙古方面的不得人心。蒙古大军如果不是赦免从汉中前线当了逃兵的 三个军士为其带路，也就无从支援汉中守军。后来大军来了，余玠撤退的决策也是正确的，因为这是在敌人的后方，后勤问题也应该考虑。事实上，从最后的叙述可以看到，余玠领导的宋军在撤退中根本没有受到损失，虽然汉中没有占领，但也给了敌人打击，长了与蒙古军队屡战屡败的南宋军队的士气。又，《武略将军知弘州程公（介福）神道碑》所述与上略同。

按1973年在贵州遵义出土的《宋沿边宣抚使播州土司十五世杨文神道碑碑文》（《贵州高坪“播州土司”杨文等四座墓葬发掘记》，《文物》，一九七四年第一期）：“淳祐辛亥，制使余君欲捣汉中，君承阃令，选锐卒五千，命（后缺字若干）于罗村，再战于肯（左木旁）子头，三战于（后缺一字）县。皆我军贾勇先登，俘获颇众。余帅当时亲书忠勇赵寅之旗以旌之。”可知余玠淳祐十年对汉中的战役并不是一无所获，从“播州土司”杨文被徵随余玠北伐汉中的事迹里看出，余玠曾在进攻汉中时，先后三次突破敌军防线，“俘获颇众”。

从1973年“播州土司”杨文神道碑碑文里他处所描述的杨文将军击败、击毙蒙军将领和俘虏蒙兵的事迹里，我们可以发现元丞相脱脱为首诸人在编撰《宋史》中对蒙古方面的有意回护。在《宋史》里，很少叙述宋军在战胜蒙军时的详细战果，奇怪的是，在叙述宋金战争时，却详细列出了宋军的战果，另一方面，在根据元朝的国史所编撰的《元史》里，却具体罗列出蒙古的战绩。

24。宝祐二年六月，诏没收余玠家产充公。十月，诏夺余玠资政殿学士职位。宝祐六年八月，追复余玠官职。

25。清乾隆《苍溪县志》：“余公祠，县三十里大获城。宋淳祐三年四川制置使余玠筑城屯粮以防寇患，全川宁谧，立祠祀之。”此祠今已成大获古刹。又，今合川钓鱼城遗址忠义祠里余玠神位犹在。今湖北蕲州广济县太平村有余玠衣冠冢，墓址在太平山风景区横江（岗）山下青蒿村余公林。

26。按《宋史。张梦发传》，四川宣抚司参议张梦发曾向南宋朝廷上书三策，所采用的就是余玠的堡垒防守战术经验。这三策是：1。筑堡封锁住汉江口岸；2。在湖北当阳玉泉山筑堡；3。在峡州（今湖北宜昌）建筑堡垒群，以便聚结流民一边守卫，一边耕种。张还画了形势图上呈，被贾似道压住不发。

27。西方研究蒙古史的著述除了伯希和以外，都没有提到余玠的堡垒防守体系及其创建，主要著作有多桑《蒙古史》（1824年在巴黎出版）、晚清洪钧《元史译文遗补》、格鲁桑《蒙古史略》（1944年出版）、弗郎克《中华通史》（1930年出版）等都未提到余玠及其创堡垒防御体系。（# 2）伯希和的《通报》也未具体指明，这就不能不使西方学者在看待蒙古军事扩张问题上眼光局限，特别因为钓鱼城保卫战使蒙古主蒙哥丧生，导致蒙古军队在叙利亚进兵中败于十倍兵力的埃及马木路克部队，从而使蒙古侵略的潮水退潮这一重要历史意义受到忽视。# 1。《元史》在叙述蒙古方面的败绩时，多所曲笔和回护，而且自相矛盾的地方甚多，清赵冀《廿二史札（代字）记。卷二十九。元史回护处》指出了《元史》为了回护而出现的多处自相矛盾的情况。# 2。姚从吾，《宋蒙钓鱼城战役中熊耳夫人家世及王立与合州获得保全考》，载《宋史研究集》，第二辑，台湾书店1964年版。# 3。李作舟，《鱼山曲》：

山月高，江水深，落月照江流，孤臣天地心。重浆来，奔盏舞，宋为鱼，金为饵，天下事，可知矣。北风怒，南风遒，余家冉家好男子，钓起山河二十秋。我非捕鱼者，长歌当钓史，丈夫出奇报天子，应与此山争块垒，悠悠万古长江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