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蒙古侵宋战争与汉宋四川亚文化的结束
然而，在漫长而英勇抵抗蒙古军队的战争中，四川军民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在漫长而残酷的51年 战争中，四川军民大批战死和被屠杀（注 1、2、3、4、5、6、7、8、9、10，11），城郭被焚毁或被遗弃而荒废，连年的战争和人民为避乱向省外的迁徙（注 9、12、13），致使人口剧减，田野荒芜，十室九空，庭院漫生蒿草，官舍狐兔作窟。自西晋末入蜀就食的秦陇流民李特的賨人起义（301 AD-347 AD）结束，迄蒙古军队首次进攻川陕边境（1228 AD）为止的880年的时间里，四川，包括今陕西汉中盆地，曾发生过的动乱，规模不大，持续时间也不久（注 14）。延续了880年的基本和平，特别在唐末五代中，前后蜀政权下的和平，使得秦建巴、蜀郡以后形成的巴蜀亚文化，在五代和两宋得到了空前的繁荣。
战 争爆发以前，繁荣使四川地区已经“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注 15），“虽硗确之地，亦耕溽殆尽”，人口总数1,290万（注 16），超过清乾隆末（1787 AD）因清初移民143年后达到的第一次高峰的857万（注 17），其密度可能快要接近在当时生产力条件下所能承受的饱和状态，因此才有南宋官员议论向人烟稀少的荆襄移民。然而，在咸淳五年（1269 AD）时，四川却变成了“地旷人稀”（注 18）了。北宋崇宁时（1102-1106 AD），眉州有户约7.3万（注 15），按每户为5人的最低比例计算，约合36万人，这个人口数值在蒙宋战争以前应该不会明显减少，因为在这期间，眉州地区并未有大的变乱发生，然而到了 南宋咸淳元年（1265 AD）时，“眉州荒废已久”（注 19）。残酷的屠杀和战乱，使得“蜀土数罹兵革，民无完居，一闻马嘶，辄奔窜藏匿。”（注 19），“淮蜀重遭于侵扰，道路流离之重，惨不聊生；室庐焚毁之余，茫无所托。”（注 20）
四川四路，包括今陕西所属的大安军、兴元 府、沔州、洋州、金州，甘肃所属的天水军、西和州、阶州、成州、文州，其估计户数从战争前1175年的258万（估计数，包含上述陕甘两省地区，注21， # 11），减至战后1290年的15.5万（估计数，包含上述陕甘两省地区，注 21），人口减少到1/15，这两个数字的对比，令人怵目惊心。
上 述这两个数字的对比，清楚地说明了战争造成的人口暴减。战争造成的生产技术的破坏（注 22）和文化资源的损失与文化精英的摧残和流失，葬送了几乎花了一千年才建立起来的文化基础，而这些，在古代落后的交通设施和信息交流手段的条件下，对于 一个山川闭塞的地区来说，是不可能在一百年或更长的时间内有效地恢复起来的。事实上，从战争刚结束后的至元二十七年（1290 AD）的80万人口（估计数，扣除了今陕、甘两省的人口数，参注 21的讨论），约占全国人口（注 23）的0.014，增长到明初洪武二十六年（1393 AD）的147万，约占全国人口的0.03（注24、# 16），再增长到明万历六年（1578 AD）的310万（# 16），约占全国人口的0.06，花了296年的时间，四川人口仍然仅恢复到战争发生前，南宋淳熙二年（1175 AD）的人口数值1,100万（扣除今陕西、甘肃部分）（注 21）及其占
全国人口（注 25）比例的0.17强的三分之一。
比起人口和生产力的恢复，文化的恢复远为缓慢和困难，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秦汉至南宋，传统四川亚文化所取得的成就，以此对比蒙宋战争结束以后到明末张献忠部队入侵四川以前的文化状态，从而得出蒙古侵蜀战争对四川文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四 川，包括汉中地区，自从秦建巴蜀郡以后，秦蜀郡郡守李冰在古蜀王朝开明相凿离堆的基础上，修建了迄今还在起作用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使川西平原出现了无水旱 威胁的自然优越条件，为中原文化在四川的传播与发展成有鲜明特色的亚文化提供了一个雄厚的物质基础。秦始皇迁六国贵族到四川地区，第一次带来了中原的先进 生产文化，秦朝时的巴寡妇清，西汉初的卓氏、程郑、邓通，都是富甲天下的企业家和商人（注 26）。
汉初景帝时期，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创 办全国第一所官办学校，以后，川汉地区的文化事业开始得到蓬勃发展，到武帝时，已经是“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注 27）。由此，到东汉末，形成了巴蜀亚文化的第一次高潮期。西汉时期，四川在全国有影响的文人大约有：司马相如、王褒、扬雄，他们的创作影响了两汉的文艺 作品和学术思想。川汉地区在西汉，还出了当时对全国有影响的学者严遵（君平），中国最早的杰出探险家张骞（汉中人），他为中原王朝第一次打通了与西域民族 连系之路。
东汉中期时，洛阳太学生张陵在四川鹄鸣山结合巴蜀源远流长的巫文化（注 28），创造了道教。东汉党锢时期，著名的清流领袖李固就生长在汉中的成固。东汉末年的川汉地区，由于刘焉父子在巴蜀割据政权的经营，与张陵之孙张鲁，在 汉中地区建立的政教合一政权的经营，基本上避免了东汉末战乱的影响。随后刘备集团对川汉和南中地区（今云南、贵州）进行了开发经营，由于以诸葛亮为代表的 荆州知识分子集团的进入，他们能友好地和巴蜀地区的土著知识分子共处，使川汉地区的文化进一步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基本上未受到蜀汉末曹魏政权攻蜀的影响。 蜀汉时期的谯周是同时代全国闻名的学者和历史学家。西晋时期的陈寿（注 29）所著的《三国志》，以其严谨而被选作二十五史之一。
早期巴 蜀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另一贡献是，它创造了饮茶文化（注 30）与丝绸文化（注 31）。从《华阳国志。蜀志》里，我们读到两汉时期的黄润细布为当时全国最好的麻布产品。此外，蜀国的织锦，质量向为全国上乘，早在战国时期，即已经行销 中原（注 32），也是古代西南丝绸之路上的大宗出口产品（注 33），也因此，蜀汉政府才在成都设立锦官署，专门管理蜀汉地区向吴魏地区的丝绸出口。四川一直保持该项生产的优质，一直到蒙古入侵的前夕（注 34）。除此之外，就是巴蜀地区精美的金银器具以及铁制品。其后，西晋末的战乱，使川汉文化第一次受到破坏，但时间持续不久，由于賨人是已经农耕化和汉化 的少数民族，李氏成汉政权在清除了西晋残余力量以后，即开始执行重视文化事业和恢复生产的政策（注 35），因此，这一时期川汉地区的文化破坏并不算很严重。这一时期的常璩所著的《华阳国志》是我国现存内容最丰富的古代地方志。
唐 朝时期，四川涌现出许多优秀的诗人，其中包括了“一扫齐梁蘼风”，开盛唐诗风的陈子昂，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唐安史之乱后中原的动乱，使许多文学家羁 留四川，他们也促进了四川文学的繁荣，例如杜甫和唐代最著名的女诗人薛涛，中唐以后客居四川的诗人刘禹锡、李商隐等。隋唐时期的成都，成为全国最繁华的大 城市之一，被称为“扬一益二”，成都也被称为“南京”。四川成了唐王朝的后院，唐朝两次大动乱中，唐帝都曾避难四川（注 36）。唐天宝中，仅益州每年就交纳罗、紬、绫、绢10万多匹，由此可见四川在唐时的经济地位。由于唐代四川经济的繁荣，使其成为唐王朝财赋的主要供应地 区，和江淮地区一起，帮助唐王朝渡过安史之乱与后来藩镇割据的困难时期。
五 代割据巴蜀汉地区的前蜀和后蜀时期，为了逃避中原战乱，大批衣冠士人来到四川，在五十八年的时间里，四川文化出现了第二次发展高潮。这一时期，出现了以花 间派为代表的词人，花间派是以客居四川，以韦庄为首的一批词人，花间派是我国第一个词派。《花间集》是后蜀人赵崇祚编辑的一部词集，是我国第一部词集。花 间派词人和同一时期在江南南唐的词人一起，开创了由唐诗到词转换的第一次高潮。
后蜀儒林图画院是中国最早的皇家画院，它的第一任院长，画 家黄荃的花鸟画，开创了我国传统水墨画里独立的花鸟画分支。四川是我国早期雕版印刷的基地之一，成都的雕版木刻印刷品以其精美而蜚声全国，1944年出土 的唐印本梵文《陀罗尼经咒》，被认为是全世界现存最早的印刷品之一。五代时，中国首次出现的私人印刷书籍是在四川，足见四川民间文化的繁荣，事实上，五代 时，仅成都就有数百家印刷作坊，卞家、过家、樊赏家，仅是唐代后期四川及成都地区众多书坊中的几家。造纸业方面，成都产的花笺纸（著名的信笺纸薛涛笺即其 一）和麻纸也享誉全国。在丝织工业方面，四川在五代时，继续保持它在纺织工业上的优势，前蜀亡国时，库存的纹、锦、绫、罗多达50万匹。北宋平蜀后，将府 库财帛运至京师，百里不绝。两宋时期，这个优势继续保持（注 37）。后蜀《孟子》石经（孟蜀石经）的镌刻，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项盛举，工程浩大，规模空前。它是我国历代刻石经中首次有注文的石经，并首次将《孟子》 刻入，形成一套完整的“十三经”的石刻经书。
然而，这笔珍贵的文化遗产却基本上未能保存下来，一般认为蜀石经毁于蒙宋战争的战火之中。两 宋时期的四川，出现了文化的第三次繁荣的高潮，首先是继续保持印刷生产的繁荣。宋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命高品、张从信在成都监雕佛教大藏经，至太 宗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费时13年之久才大功告成。这是中国历史上雕版印刷的第一部大丛书（注 38）。宋代刊刻的四部大书中，除了《文苑英华》外，其它尚有《册府元龟》和《太平御览》，均系四川刊行。宋时，浙江、四川、福建是全国三处印刷出版中心 （注 39），四川即占其中之一。私家刻本有新都费氏进修堂刊刻的《资治通鉴》294卷，南宋时期眉州官刻《宋蜀刻七史》。
由于经济的繁荣和印刷技术的先进，在北宋时期，在四川，出现了全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两 宋时的四川是人文荟萃的地方，时称“人文之盛，莫盛于蜀”。南宋著名文臣里，张浚是其中一个。另一个是虞允文，虞在采石矶战役里，以一个不重要的文官职 位，受命于存亡危急之际，粉碎了金完颜亮南侵江南的计划，后任宰相一职，参与创造了孝宗时候的清廉政治。张浚的儿子张栻是南宋著名理学大师，其宇宙论具有 心和理的双重特色。他在湖南主持岳麓书院，给湖湘理学学派奠定了规模。另一位理学家魏了翁穷古博今，自成一家，魏了翁的哲学思想在南宋理学界占有很高的地 位。
南宋后期，四川还产生过杰出的世界级数学家秦九韶（注 40），秦九韶在数学上有几项重要发现，包括对高次方程的研究，已知三边求三角形面积的秦九韶-海伦公式，其中的“大衍求一术”，即“中国剩余定理” （Chinese Remainder Theorem）的意义最为重大，对于现代代数，代数数论，以及现代计算机编码、算法、密码理论仍然存在着广泛发展前景。（注 40之#17、#18）
北 宋时期，四川的史学家里有参加《资治通鉴》编撰的司马光助手范祖禹。南宋时期，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980卷，另有总目5卷，举要68卷，详记北宋一 代编年史，极富价值。李心传撰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多卷，详记高宗以来36年间事，记事精审，其所撰《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为“南宋以来野史之最 详者 ”王偁的《东都事略》，是一本记述北宋历史的记传体史书，为宋人私史中屈指可数者。北宋时期，三苏就出生在四川眉州，其中，苏轼是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和 政治家。他的作品风格，同司马相如和李白对当时文学的影响一样，强烈地影响了两宋文学的风格。所有这些成就，都和四川在两宋时文化教育的普及分不开。早在 北宋时期，四川就出现了和中原地区“洛学”并称的“蜀学”，由于金人的入侵，洛学在中原衰落了，而蜀学却在四川得以保存，这是因为四川在两宋时期，拥有最 大数量的官办郡县学校，这就是李心传所说的：“郡国之学，最盛于成都。”的结果。除了府、州、军、县都设有官学，四川的私办书院占全国的第六位。除此以 外，四川保留的两宋以前的古代文献书籍最多：“淳熙六年（1179 AD）五月。。。求四川遗书，以其不经兵火，所藏官书最多也。”（注41、42、43）。换句话说，两宋时代文化的繁荣里，四川亚文化在其中占有极其重要 的地位，这不仅因为四川向全国提供了占全国三分之一的税收，支持着国防和其他建设开资，而且四川以它的文化和人才成为全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这一切灿烂，都在蒙古军队的入侵过程里烟消云散了。
元 平定全国后，将四川四路里利州东路里的兴元府、洋州、金州，利州西路的天水军、西和州、成州、阶州划入陕西行省，将文州划入宣政院辖地，元政府这样做的目 的，显然是怕四川将来经济力量恢复起来以后，利用和上述地区的历史纽带关系与元中央作对。整个元朝统治四川七十五年的时间里（更准确地说，是64年，注 44），虽然元政府对四川战后经济的恢复作过努力，例如疏浚都江堰灌溉工程，鼓励垦荒屯田，然而毕竟因为四川人口太少，经济恢复的程度并不显著（注 22）。而且，它不象清政府在明末清初动乱以后那样，大规模组织对四川的移民，以便加速恢复四川的经济。在元、明两代，四川的传统经济，如茶、丝，都已失 去了她在元以前在全国的领先地位，降至清代，人们几乎忘记了四川曾经生产过优质的丝、茶产品。（注 34）
在 文化方面，元王朝最多做的事，就是驻扎成都的元帅纽璘，因为本人热爱儒学，在成都一地帮助恢复了三所书院而已，后来政府却又宣布把书院纳入官办，这和宋王 朝鼓励私人办书院和官办郡县学相辅相成适成鲜明对比。我们说，自从汉唐到两宋以来的四川亚文化的代表--“蜀学”，在蒙古侵宋战争结束以后彻底衰落了，这 是有根据的。
首 先，让我们来比较一下科举制度下，两宋和明清时期在四川选拔的人材数目。我们知道，宋代总登科人数是历朝最多的，据初步统计，其每年平均取士人数，约为唐 代的5倍，元代的30倍，明清两代的3－4倍。这应当与宋代的经济发展和文化普及有很大关系，同时也和宋王朝对选拔人材的重视是分不开的。两宋在315 年间，共举行过118次考试。北宋与南宋情况不同。总的趋势是，南方登第人比例迅速增高，至南宋时，高度集中在福建路、两浙路、江南东西路以及成都府路。 （注 45）从唐武德五年（622 AD）起，至清光绪三十年（1904 AD）止，在近1300年中，全国共出了596个状元，其中四川共占25人，唐代5人，五代2人，宋代13人（注 49），元明清代各1人，由此可见，从元朝以后的829年时间里，四川仅仅产生了两个状元，和有宋一代315年里产生了13个状元相比，判若云泥。光是眉 山地区，在两宋时期，就产生了880个进士（注 46）。所以杨慎在谈到明朝四川人材凋零的原因时，说：“宋宣和中，成都杨景盛一家，同科登进士第十二人，经元师之惨，民縻孑遗，以百八十年犹未能复如宋 世之半也！”（注 47）
整个有明一代，四川在《明史》里入传人物共99人，占总入传人物3254人中的3%，不及陕西的4.8%和河北的5.6%，而同期上海、浙江、江苏三地却占全国入传人物总数的28.5%。（注 48）
四 川的书院数量在两宋时占全国的第六位（注49），可是到了元、明时期，却降低到全国十位以下。虽然随着大量移民的迁入，清代四川书院数量有了很大的发展， 到晚清前夕，四川的书院数量已占全国的第二位（注 50），然而，这些书院质量是不高的，其目的纯粹是为了培养应付科举的生员，对于学术文化的提高罕有裨益，即使就算为了应付考试，其效能也是很差的，清朝 前期四川地区考中进士的人数较其它省分偏少，或许能暴露清代四川书院的一些问题。整个有明一代，四川的精英在全国排得上号的，只有一个唯一的状元杨慎(升 庵)，与此同时，江南地区的文星辈出，同时，北方地区的文化事业也有所恢复和发展（注 48）。明末的战乱，更使恢复中的四川人口数量再一次骤减，尽管有清初的大量移民，但其素质并不算高，几乎都是在当地没有恒产的底层人士，这和唐末、北宋 末大批精英人才迁入四川是不能比拟的，因而晚清以前，四川除了清初思想家唐甄，清中叶的文史家李调元、文人张问陶、一品官员张鹏翔以外，几乎没有产生过更 多在全国有影响的精英。
综上所述，从宋末战争以后，到明后期，四川都没有恢复到她在两汉、唐、宋时期在全国经济文化上的地位，明末张献忠 入川所带来的清初战乱与屠杀，更使缓慢恢复中的四川文化受到第二次严重摧残，一直到晚清以前，四川都处于全国文化水平较低的位置，换句话说，四川经过秦汉 建立起来的古典亚文化最终在宋末动乱里消失了，这不仅是四川的损失，也是中华文明的损失。
作为南宋军民的一部分，四川军民用生命的代价， 对蒙古侵略者进行了殊死抗争，这是西晋末、唐末、五代，北宋末的的汉族人民对异族入侵者的斗争里从未出现的历史现象，后来在明末汉族对女真族的入侵，也有 类似的地方，但不及南宋军民抵抗得持久和激烈。这个抵抗，向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个高级文明阻挡低级文明侵略的鲜明例子，同时也提供了一个由于长期侵略与反侵 略的战争所带来的对文化破坏的生动例子。
<鸣谢>本文的初稿在《新文化》上发表以后，注注、丰年、自在啼兄提出了宝贵意见， 鼓励笔者进一步对初稿进行修改。在修改过程中，注注兄特意购买了旧书，胡昭曦、唐唯目两先生合著的《宋末四川战争史料选编》，并借给笔者在修改里参考。笔 者谨此向上述朋友表示他衷心的感谢。（初稿于二零零一年九月写于美国马州盖城Gaithersburg, MD 清轩，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修改于北京西郊兰园小舍）
注释
1。多桑，《蒙古史。第二卷。蒙哥时代》：“自窝阔台死后，蒙古军之屯驻南境者，屡侵入四川、湖广、江南，惟利剽杀，未拓土地，抄掠以后，即弃之而去。”
2。宋阳枋，《字溪集。上宣谕余谯隐（余玠）书》（四库全书珍本》）：“蜀自辛卯以来，士夫军民死于兵者不知几百千万。远者未暇论，姑自近者言之。辛丑西州之祸，殆不忍言。汉嘉之屯，阵亡者众。江阳失险，泸、叙以往，穷幽极远，搜杀不遗。僵尸满野，良为寒心。”
3。《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六十三》载：“绍定四年（1231 AD）八月，蒙古拖雷分骑兵三万人入大散关，攻破凤州，径过华阳，屠洋州，攻武休，开生山，截焦崖，出武休东南，遂围兴元府，民散走死于沙窝者数十万。”。
4。《元史。李忽南吉传》：“三年（1266 AD），宋军陷大梁平山寨(今重庆梁平)，平章赛典赤令忽兰吉领兵千余骑，掠其境，先以六百人觇之，闻寨中拥老携幼西去，追击之，斩首三百级。”
这段文字记载有蒙军不分老幼的屠杀。
5。民国《名山县志》：“度宗咸淳七年，蒙古分兵南侵，。。。王虎、张觉相继战殁，杀戮最惨。”（《蒙顶智矩院碑》可见）。
6。嘉庆《汉州志》“（嘉熙三年）城破，死者十万余家。”
7。《续资治通鉴。宋纪。一六八》：“（文州）军民同死者数万人。”
8。 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名臣奏议。卷一百》）“迨至去冬（嘉熙三年）其祸甚惨。毁潼、遂。残梁、合。来道怀安，归击广安，而东川震矣。屠成都，焚 眉州，蹂践邛、蜀、彭、汉、简、池、永康，而西州之人，十丧七、八矣。毒重庆，下涪陵，扫荡忠、万、云安、梁山、开、达，而夔峡之郡县仅存四、五矣。又虏 所不到之地，悉遭讧溃之扰，民假为溃，溃假为鞑，而真鞑之兵往往借我军之衣装旗号，愚民耳目而卒屠之，盖虽荒郊绝岛之间，无一不被燎原沸鼎之毒也。”
9。元虞集，《道园学古录。眉州史氏程夫人墓志铭》（《四部丛刊》）：“眉州青神史氏，有母曰程夫人者，。。。会国朝（元朝）以金始亡，将并力于宋。连兵于蜀，蜀人受祸惨甚，死伤迨尽，千百不存一二，谋出峡逃生。”
10。 明杨慎《全蜀艺文志》辑明赵枋（左木水旁代）《史母程氏传》：“呜呼！余尝得《三卯录》读之，蜀民就死，率五十人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积其尸，至莫 （暮），疑不死，复刺之。（示旁，以下同）异孙尸积于下，暮刺者偶不及，尸血淋漓入异孙口，夜半始苏，匍匐入林，薄匿他所。后出蜀为枢密使。尝坦视人，未 尝不泣下。贺靖权成都，录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
这一段文字引已佚的可能是宋人笔记《三卯录》所述的三点值得注意：一，蒙古 军队屠杀成都人民是按五十人为单位，先刺杀一遍，到黄昏时再补刺一遍；二，提到了从咸淳二年至咸淳九年曾任四川制置使、重庆知府的朱异孙（# 1）的死里逃生的经历；三。（# 2）蒙古军队屠杀成都人民达140万（# 3、# 4）。
11。历时五十一年的四川抗蒙战争里，部分文献所涉及的阵亡、殉难南宋官员、将领（# 5）、普通人士有：
利 州东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兴元知府郭正孙、利州西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兴州知州张资、成都制置使丁黼、四川制置使陈隆之、成都制置司参议王翊、简州知 州李大全、嘉定知府张忆牧、四川总领财赋王朝、黎平通判何充，何充妻陈氏、沔州知府高稼，高斯得父子、高稼弟高定子、四川制置司参谋许彪孙、怀安军知军史 显孙、汉州节制邵复、汉州通判罗由、汉州教授袁拱辰、雒县知县罗君文、遂宁管文学赵拱实、威州棋城主薄史季检，其子良宵，其婿杨城夫、汉州权通事刘当可、 汉州司户参军赵崇启、邛州知州赵晨、阆中推官赵广、蓬州转运使施择善、顺庆府知府段元鉴、文州通判赵汝乡、重庆知府赵立、南平军知军曹琦、云安军主薄杨寿 孙父子三人、绵州知州范辰孙、施州知州鲜于渭、文州知州刘锐、金州通判蹇彝，其子蹇永叙，弟蹇维之、西和州知州陈寅，妻杜氏，及子妇四人，其宾客二十八 人、西和州推官贾子坤及其家十二人、泸州安抚使王世昌、丹棱县知县冯仲晔、成都府知府冯有硕、普州知州何叔丁、隆庆府教授郑柄孙、阆州分俭赵寅、德兴县丞 王贵行、盘石令姚希得、资州知州刘永、隆州知州蒲东实。（以上官吏）
利州御前统制曹友闻与弟曹有万、重庆制置兼重庆知府张珏、马湖都统和 州防御使张实、利州都统安抚王佐、金州都统安抚和彦威、苦竹隘都统杨立、苦竹隘都统徐昕、郢州都统赵文义、兄赵武义、中江县：守将何庚，安惟臣，田广泽， 歹坤、成都都统秦广孝、泸州都统黄仲文、泸州都统张桂、泸州都统金文德、万州都统上官夔、泸州都统江彦清、涪州都统王明，其子王忠训，总辖韩广文，张遇 春、成都马步兵总管张顺、洋州都统关贵、洋州都统白付才、彭州都统宇文景纳、利州都统吕达、叙州都统杨大全，开州守将：庞彦海，张德，韩明父子，忠州镇抚 使马坤、嘉定都统侯兴、重庆都统程聪、金州都统杨福兴、邛崃部曲帅石戴、绵州都统张珍。名山部将王虎（代字）、张觉、杨招讨女将军。（以上将领）
隆庆部卒周荣，及其战友马徽，白端、汉州士人蒲东卯、司户吴崇启、资州豪侠邓贤全家、泸州士人刘霖、泸州义军领袖罗廷唯。（以上平民）
12。元虞集，《道园学古录。故奉训大夫衡州路总管府判官致仕杨君墓志铭》（《四部丛刊》）：“蜀士大夫在故乡时，深苦兵寇之祸，故在东南者皆走岭南。及世祖皇帝神武不杀，稍稍北还。”
这段文字说明了，元世祖忽必烈执政后，政策有所放宽，但人民仍然害怕战争的屠杀，只有少许回到故乡。
13。 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十。同知乐平州事许世茂墓志铭》：“端平三年，蜀破，衣冠大姓顺流下东南，至江陵，十不存一二，皆舟触岩愕，瞬息以死。淳祐三 年，蜀益蹙，避兵来南，其物故与端平无异。宋主悯其流离，悉擢列在位，大者辅政机、备福纳，外为阃臣，郡将、经术、史学、四方取以宗则。”
这 段文字说明：一。顺流东下逃难的四川知识分子，在逃难途中死亡率很高，甚至达到80%-90%；二。南宋理宗和度宗对待四川逃难到江南、临安的士大夫望族 的礼遇甚高，给了他们的官职和地位，也反过来说明了四川当时的文化程度是不错的，例如史学家李心传就是这样去首都研究史学的，另外，数学家秦九韶全家也是 同时期迁徙去江南的四川士大夫家庭。理宗以后，逃难到临安的四川人士在首都组织自己的集社，每年二月三日，纪念乡土神--梓潼帝君的诞辰。（# 6）
14。从347年东晋桓温占领四川，结束李特、雄、寿、势建立的成汉政权起，到1228年蒙古军队首次进攻川陕边境为止，880年里，四川所发生过的动乱主要有18次：
347年，成汉故臣范长生之子范贲被拥立为帝，东晋振威护军萧敬文亦乘乱起兵攻陷涪城，占领巴西全郡，时间持续4年。
365年，梁州刺史司马勋举兵反叛，引兵进围成都。叛乱被朱序平定，时间持续2年。
373年，前秦符坚出兵攻取东晋梁、益二州，邛、笮、夜郎，时间持续不到1年。
375年，蜀人张育、杨光等起兵反前秦，时间持续2年。
385年，秦晋淝水之战后，东晋派兵伐蜀，攻克成都，梁、益二州复归东晋。时间持续1年。405年，谯纵领兵入据成都，杀东晋益州刺史毛璩。从407年到413年，刘裕数度攻谯纵，卒为刘宋朱龄石讨平，时间持续8年。
432年，许穆之（司马飞龙）领导的益州农民起义爆发。许被杀后，赵广、程道养等继续以司马飞龙名义起义。时间持续5年。553年，西魏乘蜀中空虚，派大将军尉迟迥伐蜀，时间持续不到1年。
580年，北周外戚杨坚“入宫辅政”。益州总管王谦起兵反杨坚。时间持续不到1年。779年，吐蕃与南诏合兵20万，分三路进攻西川，战火曾一度烧到成都城下，被唐军击走。时间持
续不到1年。
806年，唐西川节度使刘辟拥军叛乱，时间持续不到1年。
831年，南昭犯四川，陷成都外城，掠子女、百工数万人后撤退，时间持续不到1年。
870年，南诏大军入犯西川，强渡大渡河，进围成都，后被迫撤军求和。时间持续不到1年。
882年，阡能起义，时间持续不到2年。
925年，后唐庄宗命郭崇韬伐蜀，前蜀后主王衍投降，时间持续2月。
964年，宋太祖派王全彬率6万人分道伐蜀。时间持续仅66天。993年，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李顺攻占成都，建大蜀。时间持续3年。
1206年，南宋四川宣抚副使兼陕西河东安抚使吴曦降金叛宋，旋被讨平。时间持续仅41天。
15。脱脱，《宋史。地理志》。
16。按郭声波，《四川历史农业地理》，战争发生前的四川人口为1,400万。此处估计为1,100万，见注释 21。
16。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附录二。乾隆五十二年（1787）--1953人口地理分布的变化》
17。宋濂，《元史。李忽南吉传》。
18。宋濂，《元史。刘元礼传》。
19。宋濂，《元史。汪惟正传》。
20。毕沅，《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六十九》引嘉熙元年(1237 AD)三月诏。（该诏书为吴泳所拟）
21。 南宋初绍兴三十二年（1162 AD）全国总户数为1,113万（# 7，#8），如果按平均每户为5人估计（# 9），则该年南宋人口约为5,565万人，这个人口数字基本符合何炳棣在文（# 8）里对南宋人口的估计。绍兴三十二年四川的户数为264万（# 11），按平均每户为5人计算，则南宋初四川（包括利州东西路属于今陕西、甘肃部分）人口大约为1,320万人。这个数字大约为1162年南宋全国人口的 24%。南宋中期的淳熙二年（1175 AD），四川的户口数为258万（# 11），略微比绍兴初期的人口减少，人口为1290万。
按《元史。世祖本纪》，元世祖至元十九年，“以四川民仅十二万户，所设官府二百五十余，令四川和省议减之。”，不过，我们应该验证一下至元十九年诏书里12万户数的准确性。
按 《元史。百官志七》：“四川等处行中书省。国初，其地总于陕西。至元十八年，以陕西行中书分省四川。二十三年，始置四川行省，署成都，统有九路、五府。” 由这段记载可知，虽然四川行省是至元二十三年时才置的，但至元十八年时的四川已经事实上被元当局与同陕西分开考虑了。因此，至元十九年诏书所提到的 “四川”是分省考虑的，确。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至元）十三年，立巩昌路总管府。十四年，复行便宜都总帅府事，其年割隆庆府，利、巴、大 安、褒、沔、龙等州隶广元路。”（# 12）可知，在至元十九年时，原属南宋利州西路北部的天水军（这时已被元当局改为天水县，属成州）、成州、西和州、阶州已属巩昌路，不在四川所属，而此时 的大安、褒、沔州属四川广元路，同时考虑到兴元府，包括凤、洋、金三州仍属四川，这样，在至元十九年的诏书里的“四川”行政区，已经不含属于巩昌路的三 州，也不含属于宣徽院管辖的文州。
这样，在至元十九年时的四川总户数12万中，并未计算成州、西和州、阶州、文州，这四州的户数可以估计 为0.9万（# 13）。添上文州，估计为1万。为了和淳熙二年拥有上述四州的南宋四川四路户数作比较，我们把估计数为1万的这四州户数加在至元十九年时的四川户数上，这 就得出了至元十九年时原四川四路的总户数修正值为13万。
我们还要进一步验证修正数字13万户的准确性。按照郭声波《元明清时代四川盆地 的农田垦殖》文中表一“元延祐间四川盆地耕地状况”，元四川行省的编户民共计253,724户，口807,727人，这就是说，元延祐间（1314- 1320），四川有耕地农户25万余，这个所谓耕地户，是指自由耕地者，不包括政府的军屯和民屯户，也按上文，民屯户有7,324户，军屯人数为 5,542人，注意到军屯基本上是单身汉。我们猜测，元至元十九年时候的12万户，也是指耕地户，而不包括民屯户与军屯户，除了这两项以外，尚有城市极少 数无耕地的士与官吏，然后就应该是元将领在宋末战争里掠取的以及被元王朝赏赐的私户，按《元史。世祖本纪》，元世祖赐参知政事咎顺（即降元的咎万寿）农户 180户于江津，但总量不会太大。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加上1万户民屯与军屯的估计户数到元初的13万上，得到完全总户数14万。
按照《元 史。地理志二》里在至元二十七年时的四川行省各路的户数统计，我们得到四川各路的总户数为152,810（# 14），约为15.3万。这个数值并不包括陕西所属的兴元府三州，加上至元二十七年此三州的户数2,149（# 15），约为15.5万，如果再把民屯和军屯估计进去，则原南宋四川四路的完全总户数在至元二十七年时应为16.5万。
比较至元十九年的14万与至元二十七年16.5万这两个修正后的完全户数的差异，可以理解为，至元二十七年（1290 AD）距离至元十九年已经过去8年，估计在这8年的时间里，局势逐渐稳定，流离在山间的人差不多已经返回到可耕种地区。
因此，我们可以结论：至元十九年诏书里四川总户数12万基本正确，只是此户数不含今甘肃的部分，也不含流离在野林里的户数。
根 据上面的分析，为了精确考虑四川人口在宋末战争中的减少状况，我们宁愿使用至元二十七年（1290 AD）人口变动已经稳定（亦即逃离在山林里的人民基本上返回农耕地区入户登记），修正了的完全户数16.5万。不难算得，它是南宋淳熙二年（1175 AD）四川四路户数258万的1/15，或者有比率约为0.065。
按平均每户为5人计算，则在战争结束11年后，四川四路人口大约为82.5万，因此，四川人口从战前的1290万人减少到82.5万！这样的减少令人震惊。
22。 按《元史。食货志一》，元世祖末（1294 AD），全国岁收粮12,014,708石，四川116,574石，陕西229,023石，甘肃6,586石，云南277,719石，江浙 4,494,783石，江西1,157,448石。经过战乱15年后的恢复，四川上缴粮食仅占全国总岁收的0.01，比江浙省与江西省差得远，甚至比云南 低，几乎要和贫穷省甘肃比高低了。由此可见宋末战争对四川经济的严重破坏。
23。按《元史。地理志一》：“平宋，全有版圆。二十七年，又籍之，得户一千一百八十四万八百有奇。”
24。按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第一章。明朝人口的实质》，明初洪武时期的人口统计是相当精确的。明洪武二十六（1393 AD）年四川的户数是215,719，口1，466,778（# 16），平均每户6.81人。
25。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附录。宋金时中国人口的估计》，在“表三”里取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 AD）的户数12,670,901代替淳熙二年（1175 AD）的户数。
26。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史记。佞幸列传。邓通》。
27。班固，《汉书。文翁传》。
28。 源远流长的巴蜀巫文化，早在三星堆出土文物所代表的鱼凫文化特征中，便显示出它的强烈特色。由于三峡与楚国的联系，可以看出巴的巫文化与楚的巫文化的一脉 相承关系。楚国的巫文化曾经提供了先秦以前中国文学和哲学思想里的浪漫主义与庄子哲学，它们后来和中原儒家道家文化结合起来，成为传统文化的另一面；秦以 后中国文学的浪漫主义则主要由巴蜀巫文化所提供，同时渗透着其特有的神秘主义色彩，所以，传说中的仙人王乔、彭祖都生于四川就不奇怪了，这也能解释为什么 道教会产生于蜀，秦以后的司马相如、李白分别都是所在朝代的代表性浪漫主义文学家也不奇怪了。因此，巴蜀亚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色，就在于它是秦以 后中国文学的浪漫主义与神秘主义源头。
29。除了陈寿以外，蜀汉地区还向西晋王朝提供了不少学者、官员，如文立、李宓、何攀等，参常璩，《华阳国志。后贤志》。
30。 最早记载饮茶来自西汉王褒《僮约》里的“武阳卖茶”，武阳在今四川彭山一带。三国末，饮茶的习惯开始传播到长江中下游，北朝时期，饮茶习惯开始推广到北 方。又参《华阳国志。蜀志》记载的产茶地。这便是顾炎武在《日知录。荼》里说的：“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唐时四川名山的蒙顶茶号为天下第一，参 李肇《唐国史补》。
西晋张载《登成都白菟楼》诗：
芳茶冠六清，滋味播九区。
人生苟安乐，兹土聊可娱。
31。丝绸的起源从考古记录看，最早是从浙江河姆渡文化开始的；从文献记录看，则来自巴蜀文化，例如，古蜀国传说里的蚕丛国，以及黄帝正妃西陵（在四川盐亭县）氏嫘祖。
32。战国时期，蜀地的丝绸业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湖南长沙和湖北江陵出土的战国织锦和刺绣，据专家研究，均属古代蜀国的产品，参武敏《吐鲁番出土蜀锦的研究》，《文物》，1984年第6期。
33。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张骞）》。
34。 北宋时期，政府在成都设立府锦院（1083 AD），专门管理生产丝织制品。成都生产大批优质的织锦产品，除了满足皇家需要以外，还作为与辽金互换货品的重要输出品。一直到蒙古的三次占领成都，特别 是嘉熙三年阔端、塔海的屠城，才使大批有特殊技艺的织锦工失散或杀害或掳走，以后，成都的织锦业衰落了，到了明代，它的地位为江浙丝绸业所代替。张献忠屠 城成都，又将残存的传统蜀锦工全部杀害，从此以后，曾经在全国雄踞千年以上的蜀锦工艺在中国历史上完全消失了。（参李劼人，《成都是一个古城》）
35。常璩，《华阳国志。大同志》。
36。唐天宝十四载（755 AD），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叛乱，第二年陷长安，唐玄宗幸蜀至成都。唐中和元年（881 AD），黄巢之乱中，长安沦陷，唐僖宗出逃成都。
37。 按贾大泉，《宋代四川经济述论》，宋朝每年国库总入的锦绮鹿胎透背等高级丝织物共9615匹中，四川织造的为1908匹，占总数的20%多，岁入 147385匹绫中，四川织造的为38770匹，占总数的26%。每年上供锦绮鹿胎透背的1010匹中，四川织造的为759匹，占74%；绫44906匹 中，四川为14456匹，占32%。每年诸路合发紫碧绮180匹，锦1700匹，全部由四川供应。
38。此书大部分已于元代散佚，现存的只有其中两卷宋版书。
39。叶梦得，《石林清话》：“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宋时成都雕版多用梨木，其特点是纹细质优，既可长期保存，又便于雕刻。
40。 秦九韶（公元1202～1261），十三世纪最杰出的数学家之一。普州安岳（今四川安岳县）人，字道古。十八岁为乡中义兵首领，豪宕不羁。后历任建康府通 判、沿江制置司参议官。因贾似道荐，出知琼州。复以吴潜荐，为司农丞。吴潜罢黜，贬梅州而死。性机巧，通数术、天文、乐律、营造。淳祐七年在临安 （1247）完成《数书九章》，对中国和世界数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15、16）。
41。毕沅，《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四十七》。
42。按《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成都城北郭友直及其子郭大亨，在1074年献书3779卷，其中有503卷为“秘阁所无”。又按《文献通考》、《蜀中广记》：郫县人李定在官方诏访书籍时，率先将他家众多的书捐出。
43。 按《府学经史阁落成记》：成都官府藏书有“经史阁”，所谓“聚书万卷，宝藏其间”。按《蜀典》：私人藏书家成都有平民杨江，藏书上万，古今石刻超过欧阳修 《集古录》的收辑（《蜀典》）。《宋史·彭乘传》载：成都刻书家、藏书家彭乘精通古籍，长于校雠，“聚书万卷，皆手自刊校，蜀中所传书，多出于乘。”又按 《书鹤山书院始末》：著名理学家魏了翁创建的鹤山书院储书达十万卷之巨，超过宋初崇文院的国家藏书八万卷的规模。
44。从1279年元平定四川全省起，迄1354年徐寿辉将倪文俊带兵入川为止，元王朝在四川统治凡75年。如果将凌宵城的陷落（1288 AD)起算，则元朝在四川完全行使统治仅有64年。
45。傅璇琮、龚延明， 《宋登科记考》。46。《眉山三苏祠》引《三苏研究文集》。
47。杨慎，《杨升庵遗集》。
48。陈国生，《明史入传人物本贯的地理分布及形成原因刍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1995）。
49。 四川在两宋时期书院仅占全国第六位以及前面所述的登科人数占全国第四位，显然和她的人口在当时全国人口里所占的位置和其文化繁荣程度是不相称的，考其原 因，很可能是在51年的战乱里，由于蒙古的入侵所造成的连年战争，把四川三分之二地区，包括最发达的川西平原变成了战场，书院不可能再在这些地区存在了， 学子正常的读书环境也失去了，这期间，最多仅有少数简陋的临时官学存在于南宋控制地区的堡垒里，这对四川的书院和登科数目无疑造成了严重影响。
嘉 熙（1240-）末，孟珙在任四川宣抚使（坐镇三峡口）期间，目睹四川、襄樊地区难民的流离惨状，在湖北建立了两所书院，提供给逃难的读书人以学习场所， 据南宋高斯得《耻堂存稿。公安南阳二书院记》：“自吾有兵难，襄、蜀之人十九血于虎口，其幸而免者率聚于荆鄂之间，四民皆穷，而士为甚。故制置使孟公珙肃 衿之，各即其所，聚而筑室以教育焉。在公安者即名公安书院，实维寇祠旧址；在武昌者曰南阳书院，则取武侯躬耕之地以名。公安以馆蜀产，南阳以舍襄人。。。 （上奏朝廷拨出学田以支持这些学子的生活费用）居无几何，蜀产之归试者冠其省，襄人试于大庭，亦或以射被恩，士益用功。”
这段文字也说明了即使在战乱中，南宋政府仍然对蒙宋战争中流离失所难民的教育很重视。
50。胡昭曦，《四川书院史》。
#1。吴廷燮，《南宋制抚年表》（《二十五史补编本》）。
#2。 考异：按同治（旧）《成都县志》，引明人赵枋《程氏传》，说：“元人贺清权成都，录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又引《三卯录》：“蜀民就死，率 五十人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积其尸；至暮，疑不死，复刺之。”，于是赵枋叹曰：“元人入成都，其惨如此！”这一段文字显然来自于注 2，惟其中加上了“元人”贺清权成都，与赵氏原文“贺靖权成都，录...”意思大异，这样的修改，失去了赵氏原文里更真实的意义。
赵氏原意是，贺靖在成都主政时，记录了成都屠杀事件的死亡人数，城外未记录下来。考贺靖其人，明嘉靖《池州府志》：“丁黼字文伯，。。。中镝死菜畦内，时端平（此处应为嘉熙）三年也。兵退，贺靖复成都，收葬，闻于朝，赠光禄大夫、显谟大夫。。。。”
又 据宋吴泳《鹤林集。论坏蜀四证及救蜀五策札子》（四库全书珍本）：“又闻贺靖在白水”。再据嘉庆《汉州志》：“刘可当，汉州通判，权州事。元兵至，与一宗 室太保率兵守城。太保出城，往罗山谒贺靖借兵归。”再据胡聘之篆《山右石刻丛编。张藻：梁秉钧碑》（碑现存于山西平遥县）：“嘉熙二年，蒙古军复破成都而 去，。。。成都、汉州败军之将复立其城。”
因此，按吴泳《鹤林集。论坏蜀四论及救蜀五策札子》（《四库全书珍本》）所述，贺靖在端平三年 蒙古军攻入四川腹地时据守在白水，即今剑门关以北，嘉熙三年时驻守在汉州西的罗山，应该是时任成都制置使丁黼的部将，他和其他被蒙古军击败的宋军将领，在 阔端撤离成都后，从新占领了成都。按吴泳《鹤林集。论坏蜀四论及救蜀五策札子》：“贺靖废而显忠乃管兵”，知贺靖曾被解除军职。
综上所 述，贺靖实有其人，复成都后，他对成都城内被蒙古军队屠杀的人数进行了统计，而不是旧《成都府志》里说的是元人笔记记载的更二手资料。赵枋所引《三卯录》 的这段文字，从语气来看，极有可能是熟悉朱异孙的人写的，甚至是朱本人写的，因此，这段保存在《史母程氏传》里的关于蒙古军队屠成都城的史料，具有极为珍 贵的价值。
#3。按《新五代史》，后蜀孟知祥投降北宋军队时所上缴的户籍为五十万四千零二十九户，依平均每户5人的保守计算，成都在五代 末的人口约为250万，这应该是成都在古代人口最高数字，而在两宋时期，中经北宋王小波、李顺的变乱，成都的繁荣有所减低，南宋时期蒙古侵蜀以前，由于四 川未曾有过战争，大批中原人士避难于此，成都呈现出又一次繁荣。其间只发生过短时期的吴曦叛乱，但吴曦叛乱仅局限在汉中地区，成都未曾波及，且吴曦叛乱还 未造成战争和变乱就被讨平。经端平三年阔端军队的短时期占领（但未见屠杀的记载），成都人民开始逃亡，人口应该有所减少，但估计在嘉熙三年的屠城时，人口 达到140万以上还是可能的。
按明正德《姑苏志。卷一》，德祐元年（1275 AD），苏州有户数329,603，按最低每户5人计算，约165万人，苏州在南宋时是和成都规模等级的城市（甚至可能户数比成都少），苏州能达到超过150万，成都也能够达到这个数字。
因此，《史母程氏传》里所记载的蒙古军队屠杀成都140万人一般可信。
#4。 《昭忠录。王翊传》（《守山阁丛书》）：“二十四日，元兵步骑十万至成都，入自东门。二太子坐府衙文明厅，令卜者占，。。。卜者曰：‘民心不归，成都是四 绝死地，若往，不过二世，不若血洗而去。’二太子大书‘火杀’二字，城中百姓无得免者。火光照百里。”按：《昭忠录。王翊传》是蒙古军队屠成都的记载里最 详细的现存文献，其所述“二太子”，即阔端，是他下令屠城，以至“城中百姓无得免者”，可作为#3的一个旁证。
#5。宋阳枋，《字溪集。代上游相公论时政书》（《四库全书珍本》）：“蜀被敌祸，十有余祀，精兵劲卒，死亡什八。”
这段文字说明了，自从蒙古初期侵蜀，迄余玠治蜀之初，四川的军队因战争而减员达80%。
#6。元吴自牧，《梦梁录。卷十九。社会》。
#7。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建炎绍兴户数》。
#8。 按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附录。宋金时中国人口的估计》与加藤繁《支那经济史考证》，他们都同意，两宋的户数是比较准确的，惟平均每户人头数 变化很大，难以确定，这也可从#10看出来。何炳棣认为：“宋代的户数对复原全国人口总数是有用的。”而且，何炳棣也得出了北宋后期和南宋前期包括宋、金 在内，中国的总人口超过一亿一千万。
#9。这是最保守的比例，参愚人：《谈谈东汉以来全国和四川人口及其他》（《新观察文库》）。这个每户为5人的最保守比率，在何炳棣的文章里也是这样坚持的（# 8）。
#10。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本朝视汉唐户多丁少之弊》。
#11。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四川元丰绍兴淳熙户口数》。
#12。脱脱，《元史。地理志二》。
#13。按《元史。地理志二》：至元二十七年时，巩昌路有“户四万五千一百三十五，口三十六万九千二百七十二”，而成、西和、阶仅占其中十五州里的三州，可估计有户数约0.9万。
#14。 按《元史。地理志二》，至元二十七年时，成都路：户32,912，口215,888；广元路：户16,442，口96,406；潼川路缺；重庆路：户 22,395，口93,535；夔州路：户20,024，口99,598；顺庆路：户2,821，口95,156；绍庆府：户3,944，口 15,189；叙州路缺。因为叙州路在宋、元以前人口很少，所以我们忽略去它的户数。因为原属潼川府路的包括泸州在内的许多大县，现已属重庆路，此时的潼 川路仅有州二、县四，比顺庆路规模还小，我们可以用顺庆路的数字作为它的近似数字，但是，顺庆路的户数有偏差，与其口数比较起来，户数过少，我们用其人口 数反过来估计其户数，顺庆路的人口数是95,156，如果以每户5人计，则其修正后的户数是19,031，最后，我们得到潼川路的估计户数19,031。 我们由此算得总户数为152,810。
#15。按《元史。地理志二》：至元二十七年时，兴元府属三州有户2,149，口19,378。
#16。王崇武，《明代户口的消长》及《明史》。
#17。Hungerford, T. W. (1974), Algebra, Springer-Verlag, New York, Heidelberg, Berlin.
#18。 Ireland, K. and Rosen, M. “The Chinese Remainder Theorem.“ §3.4 in A Classical Introduction to Modern Number Theory, 2nd ed.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pp. 34-38, 1990.
赵丰年的一点评论
宋蒙交战，蒙古人拥有两个优势
1。由於拥有马匹数量的绝对优势，蒙古人在战略有主动权，可以自己选择战场，集结大量兵力，造成绝对数量优势，在局部地区以众击寡。这是蒙古人所向披靡的诀窍之一。好在宋是世界最发达的地区，人口密集，使得蒙古人的这个优势相对减弱。
宋在防守上有地形优势，靠山势、水势可以拖延时间，等待增援。如果不利用这个优势，那么就非常容易被击败。曹友闻是军事专家，深娴此道。但是赵彦纳不是 专家，对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判断能力奇差，有不听专家意见。用一天七个红牌，逼迫曹友文在平原地区抗击蒙军，丧失了一个优秀将领。让四川限于被动。也丧失了 南宋最大的财政收入来源。
2。蒙古人的劣势资源是抢劫来的，对征服之地横征暴敛。在短期内可以集中大量资源。造成优势，击破对方。但这时暂时的。一旦一旦消耗干净而没有新的征服地，就不再有新的资源。而且抢劫不见效，必然自相残杀。后期忽必烈就面对这个问题相当狼狈。
宋的缺点是临时征集资源的能力没有蒙古人强。(比如说不能抓奴隶修建工事堡垒)。民众所谓民族主义虽然比北宋好，但是也不是所有人都知道一旦南宋失败， 蒙古必定大屠杀。所以一旦征税过高，或交钞贬值。难免抱怨，拒绝积极抗战。，不懂得一旦亡国，损失更多。这点，宋要是能学我朝宣传本领，必强壮百倍。
但是宋比蒙古政权后劲强。蒙古人在征集大量资源的同时，也毁掉了生产资源的能力。而宋虽然不能过分征集，但资源却能源源不断的生产。愚人兄分析蒙古人的经济比宋更容易垮掉，令我折服。
我认为蒙古人虽然强大，但并不是绝对优势。毫无疑问，宋朝最后是毁在贾似道手里。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