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川、南宋军民抵抗蒙古入侵的历史意义
从南宋理宗宝庆三年（1228 AD）起，迄元至元十六年（1279 AD）为止，四川军民共用了51年的时间抵抗蒙古侵略者，四川是最早抵抗蒙古侵略的南宋地区，也是抵抗蒙古侵略时间最长的南宋地区（注 1）。在蒙古入侵以前，女真曾短暂入侵过四川利州路北部边陲地区，除此以外，巴、蜀、汉（注 2）从春秋到此前，从未经历过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注 3）。南宋末，游牧民族对四川的入侵不象它在其它中原地区那样容易得逞，受到了异乎寻常的抵抗。这中间除了四川人民的英勇抵抗以外，还有四川人民善于利用山地地形与蒙古进行长期周旋，另外，南宋中央也对四川抗战提供了必要的人力、物力上的支持，才使得四川军民能够抵抗蒙古铁骑的侵略长达51年的时间，创造了中古时期欧亚各地抵抗蒙古旋风的奇迹。
四川人民抵抗蒙古侵略的事业，使得蒙古延迟了灭亡南宋的时间，蒙古陷在四川不能自拔，直到最后的十多年间，蒙古统治集团才发觉在四川被南宋军民缠住，是战略上的失策（注 4），换句话说，四川军民拖住蒙古雄师长达几乎四十年的时间。应该指出的是，自从秦国征服巴蜀以后，除了清以外，历代北方政权占领四川的过程都从未超过三年的时间，这就不能不归因于南宋军民保卫四川的顽强，以及蒙古在战略和战术上的无能。（注 5）
蒙古在四川遇到的猛烈抵抗给以它教训，使得它后来在进军江南的战役里，包括在最后招降合州坚守的军民的决策，不再执行前期残忍的屠杀政策。在蒙古进军四川的中后期，在蒙古方面任职，熟悉儒家经义和治理，而又对蒙古大汗有一定影响力的文官如姚枢、廉希宪、李德辉（注 6）等，认识到一味对坚持抵抗的南宋军民进行绝灭性的屠杀，只能促使南方人民义无反顾地斗争至死，这将延长蒙古以战争征服南宋地区的时间。
早在蒙哥即位之初，蒙哥的重要谋臣姚枢即向蒙哥陈情：“虽岁加兵淮、蜀，军将惟利剽杀，子女玉帛，悉归其家，城无居民，野皆榛莽。”姚枢后随忽必烈征云南，又用宋太祖戒曹彬伐南唐勿妄杀人的历史故事劝说忽必烈，饮宴后的第二天早晨，忽必烈驻马向姚枢高声说：“汝昨夕言曹彬不杀者，吾能为之，吾能为之！” （注 7）在蒙哥和忽必烈政权交替时期的重要谋臣廉希宪，上奏忽必烈：“四川降民，散处山谷，请禁我军毋掳掠，违者罪及其帅。诸贩易生口者，罪之。”元至元十二年，曾任忽必烈藩邸时其子侍读的李德辉受命担任元平西王的丞相，他手里握有忽必烈交给他的重要权力。此时，元东、西川帅府合兵万人，正在围攻重庆，李德辉戒令参战的将佐：“宋已亡矣，不降何归？正以公辈利其剽杀，民不得有子女，惧而不来耳。”这些言论或行政措施（注 8），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蒙古军队早期从来对被征服军民的斩尽杀绝的行为，为后来蒙古伯颜部队占领江南所执行的较少屠城的措施创造了先例和示范（伯颜平定江南并不是绝对没有执行过屠城的，注 9），他们为了人民少流血和牺牲所作的努力，和那些保卫人民生命的南宋官、将、兵一样，也应该受到赞扬。宋元之际的战争里，还应该提及的是，南宋负责守卫堡垒或城池的官员，不顾个人的名节（在宋代理学下面，这是需要一定勇气的），以保全所守州县百姓的生命为条件，向蒙方谈判投降条件（注 10）。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钓鱼城保卫战的胜利，不仅使南宋延迟了二十年时间灭亡，而且引起了蒙古军事扩张在世界范围内的退潮。1259年蒙哥在合州战役里逝世的消息，被传到中东，在那里，他的弟弟--旭烈兀正率军挺进到叙利亚，其先，旭烈兀焚毁哈里发政权的中心巴格达城，并屠杀了全城的居民，然后挥师深入到巴勒斯坦。这时候，埃及苏丹出动十二万人的军队，以近卫军马木路克卫队为首，在大马士革城郊与旭烈兀的蒙古骑兵会战，如果不是旭烈兀在听到蒙古大汗的死讯后率主力返回蒙古大草原，留下一万人的军队由怯的不花率领对付埃及军队，则胜负还是一个未知数，如果埃及军队被旭烈兀击败，蒙古的扩张有可能到达北非，这对以后的世界格局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注 11）旭烈兀在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建立的伊尔汗国，把建立了八千年之久的灌溉系统完全破坏掉，西方文明之母消失了，自从苏美尔时期以来，这块辽阔富饶的土地上无数个繁荣的城市，如巴比伦、尼尼微、代表着人类文明史早期的辉煌，如今，在伊尔汗国君臣强迫人民过的游牧生活之下，都衰微了，美索不达米亚从此变成了废墟和荒漠。
假如旭烈兀不得知蒙哥的死讯，不从前线抽走精锐部队，不让怯的不花的一万骑兵去抵挡十二万人的埃及军队，以至战死，蒙古铁骑定会饮马尼罗河，那么，人类早期又一个灿烂文明的遗迹还会保留多少呢？
旭烈兀的中东军团在中东的挺进被埃及人制止以后，蒙古帝国的版图从此被局限在幼发拉底河以北的大片地带，旭烈兀以后在这里建立了他的伊尔汗帝国。同时，由于蒙哥的死亡，蒙古统治集团发生了为争夺权力而进行的长达五十多年的斗争，忽必烈虽然及时赶回燕京夺取了蒙古中原帝国的汗位，但内部纠纷，特别是海都的反叛，使得蒙古帝国不再有一个统一的扩张计划和步骤，以后，蒙古帝国分裂为几块，从1260年起，蒙古旋风的高潮过去了。（注 12）
许多国内学者都注意到南宋人民在抵抗蒙古侵略时的顽强，但很少问为什么这个一向以军事软弱为特点的帝国在抵抗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所表现出的坚韧顽强？为什么在两晋、五代时汉民族抵抗游牧民族的入侵就没有这样持久和猛烈？
这应该是历史学家正视的历史事实：南宋继续北宋在生产技术上的发展，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以及繁荣的文化。同时，两宋的政治比较以前的朝代相对开明，南宋社会在集会活动上开始出现了公民社会的雏形，这从周密的《武林旧事》、吴自牧的《梦梁录》、西湖老人的《西湖老人繁胜录》里所记载的 “社会”条里可以读到。朱程理学在知识界中的盛行，一个方面加深了民族道德意识。因此，面临着落后文明的侵略，一个在较先进的文明里生活的人民，比起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认识到自身的价值，也就焕发出更大的为保卫文明成果的决心和前赴后继的精神（注 13），只有在北宋末和南宋时，中国才开始有了自觉的民族意识，这也许可以提供我们今天用新的眼光去理解邹智《吊钓鱼城诗》（注 14）的进一步含义：
宪宗神勇世无双，黑子孤城死不降。莫道尽由天作险，宋家德泽也深长。
让我们把眼光从宋末四川战争放到南宋蒙宋战争上面，试图由此得到进一步的启示。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蒙古侵宋战争的各个详细进程，就会发现面对当时世界第一军事力量的全力进攻，南宋并不必然要被蒙古灭亡的。
蒙古侵宋战争的过程大约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从1228年蒙古对四川的首次入侵起，迄1260年忽必烈从鄂州撤军。这一时期是窝阔台、蒙哥执政时代，蒙古帝国的军事扩张正处于从上升到颠峰的阶段。南宋方面，前期理宗较能清醒认识形势，也较能虚心采纳下面官员对防卫的意见，起用能力强的将领，如荆湖方面的孟珙，守住荆湖的战略要地襄阳；两淮方面的赵范、赵葵、杜杲，发挥宋军擅长水战的优势，使敌我战争形势处于胶着状态，由此使凶悍的敌人无大的进展。但四川前线的宋方守卫较弱，吴玠、吴麟所建立起的以步战为主的秦岭山地防御体系，对于善于快速集结的骑兵和大量火炮支援的蒙古军队来说，几乎毫无抗拒之力，蒙古之所以不能在四川久呆，是因为它的屠杀政策，征收不到充足的粮草，而秦岭山路运粮又困难重重，所以每次军事行动总是尾随着一次疯狂的抢掠，然后撤军。然而蒙军新式骑兵战术毕竟厉害，即使象曹友闻那样头脑冷静的优秀指挥官，虽然计谋正确，却由于少量的步兵（两、三千人）碰到了快速集结到上万人的骑兵部队的临时反袭击，从而使周密计划的行动功亏一篑，所以曹友闻才会在英勇牺牲前悲愤地说：“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注 15）
这期间敌人的五、六次长驱直入四川腹地，基本上处于如入无人的境地。在这样的存亡危急关头，由于理宗能大胆起用余玠治蜀，余玠又能广泛征求四川各界的意见，采纳了冉氏兄弟的正确建议，针对四川的地形特点和蒙古骑兵的弱点，建立起堡垒防御体系，使蒙古企图在上游突破受到遏制。余玠治蜀末期，蒙古方面在四川已经处于从进攻转为防守阶段，战场上的主动权业已转到宋军手里。此时长江中下游则以孟珙收复襄阳，杜杲在庐州、安丰击败来犯蒙古八十万大军为整个战场形势的转折点，如果理宗能继续坚持执行这样的用人政策，则南宋方面可能象绍兴初期那样，挺过敌人最强有力的打击，继续和敌人隔江对峙并将这一形势保持到蒙古帝国由于典章制度不能有效建立起来，所出现的内乱以至于被削弱的将来，则蒙古对宋侵略将会象辽、金那样停止下来，同时也就能影响蒙古帝国内部制度、文化进一步的文明化。而事实却是，理宗没有坚持执行前期的政策，他撤换了余玠，南宋方面的防御开始走下坡路，其结果是四川蒙军转入积极进攻，华中蒙军的攻击逐渐全面推进到长江北岸，为后来敌人渡江灭宋准备好了条件，要不是蒙古方面的战略错误和蒙哥突然在合州死亡所引起的王位争夺与内部决策的不一致，蒙古应该灭亡南宋更早一些。
也就在第一时期的末期，蒙哥在战略上犯了一个重大错误，他迷信于蒙古的骑兵威力，仍然固执于传统南征的典型路线，即从长江上游向中下游进攻，而不倾其全力配合忽必烈解决鄂州围城战役，消灭华中宋军主要军事力量，特别地，他把一个南宋在四川行使政治统治的象征--重庆府及其大门--合州当成了终结目标，这个错误很象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希特勒把斯大林格勒看成一个领袖个人名誉的虚幻目标一样，结果顿兵坚城之下，英雄无用武之地，身死异域，死后的王位争夺问题激化了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延长了灭亡南宋的时间。
第二时期从1260年到1279年，虽然整个蒙古帝国的内斗加剧了，以至于分裂，但此时忽必烈掌握了中枢权力，暂时停止了蒙古贵族在中国地区的内斗。忽必烈调整了战略方向，把对南宋的主要军事进攻从四川转向到对襄阳的攻取上面。四川变成了次要战场，蒙古的主力军现在在华中作战，因此虽然华中吃紧，但四川宋蒙双方却互有消长，局势形成了胶着状态，如果南宋方面不是贾似道掌权，四川宋军能够稳扎稳打，逐步推进堡垒战攻势，同时破坏蒙方的屯田行动，则蒙古从四川撤退是很有可能的。在华中地区，如果能推广余玠堡垒防御体系，则襄阳更难被攻取，整个战争将继续旷日持久地延长下去，直到双方都没有能力再维持战争经济的时候，极有可能的情况是，蒙古方面的战时经济体系将首先崩溃。
贾似道排挤异己的行为造成了许多优秀将领不是被诬陷致死，如向士壁、曹世雄，就是靠边站，如赵葵、高达，结果许多将领向蒙古投降，这是第二时期的一个特点。投降的南宋将领成了蒙古方面的参谋，为蒙军提供宋军的攻防虚实，宋方在四川的经验反被蒙方推广到华中，结果是襄阳被蒙军的堡垒所扼杀，南宋四川官员建议抢先在荆湖地区筑堡计划却被贾似道压住不发，这当然加速了南宋的败亡进程。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南宋最后的灭亡，根子并不在军事上，而在政治上，如果第二时期南宋政权不是由贾似道掌权，即使掌握中枢权力的人无能，还不至于葬送掉整个对蒙战争体系，从下面我们分析的蒙古政权迅速腐败的必然性，可以看出，蒙古的灭亡南宋，并非历史的必然。
不管最后结局怎样，几十年南宋军民的英勇抵抗与余玠堡垒防御体系的卓有成效，还是推迟了蒙古灭宋三十多年，这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了。
虽然推迟了三十多年，南宋毕竟最后还是被蒙古灭亡的，其负面结果是加强了元朝统治集团迷信武力，在迷信武力的观念推动下，忽必烈在执政三十二年时期里，不间断的对外穷兵黩武（注16）。蒙古上层集团由于沉湎在对南宋的军事胜利上，看不见从南宋一灭亡开始，他们的王朝就走向了衰落之路。这在军事上已经现出端倪。事实上，元平定中国本部以后，其对外军事征讨行动并不顺利，几乎都以失败告终（注 17）；在政治上，则阻碍了从传统落后的游牧军事酋长制度向更高一级精致化的农耕文明制度的转化。这两者都反过来说明了，平定中国本部的军事行动，耗尽了这个游牧文明的内在创造性活力与资源，同样也反过来说明了：只要南宋能再坚持抵抗二、三十年，则它将迎来元帝国迅速走向败亡的时代。
所以我们可以总结到，平定中国本部的一个负面结果是，一方面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体系与最多姿的文化受到了严重摧残；另一方面是，军事胜利使元统治集团不思在制度上面的改革进取。元统治者在其所治理下的帝国内搞所谓族分四等的民族歧视等级制度，蔑视知识分子的反智化倾向，继续优容军事贵族落后的庄园奴隶制，甚至愚昧到试图把黄河流域开辟为牧场，可见由于灭掉了一个先进文明帝国的结果，也就灭掉了示范作用，也就必然对元帝国的发展带来严重的后果。
八十九年以后，当元顺帝半夜悄然开大都健德门，离开中原的时刻，从此消失在茫茫大漠里，我们依然看见的是一个差不多还是只识弯弓射大雕时代的草原文明，要是他们的君王一如北魏鲜卑拓跋氏，或者后来的满清爱新觉罗氏那样，即使宁愿被封为屈辱的“归义侯”，或者“崇礼侯”，（注 18）也不至于再投入朔风怒号，飞沙走石的漠北荒原，虽然在文人笔下，这样的逃跑，可以被歌颂成一种淳朴的天性，但淳朴归淳朴，日子过得要更舒服一些，生活享受要更精致一些，却是已经习惯了新生活的人们更普遍的要求，那么，难道实际上他们并没有中原衣冠化百年？而仅仅只是在皮毛上礼仪化些许？元顺帝走了，身后留下的是一道经过正午般阳光灿烂的中原文明以后，夕阳下长长的阴影。
注释
1。襄阳、荆州地区抵抗蒙古入侵自端平二年（1235 AD）到咸淳九年（1273 AD），共历38年。两淮地区抵抗蒙古入侵自端平三年（1236 AD）到德祐元年（1275 AD），共历39年。
2。“汉”指汉中地区，包括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市）、洋州（今陕西洋县）、沔州（今陕西略阳、沔县、大安军）、金州（属今陕西安康地区），即今陕西汉中和安康两专区，在元朝以前都属于四川行政区管辖，两宋时属利州府东路。
3。西晋末到东晋中期，在四川建立的賨人政权--李特、雄、寿、势成蜀流民政权，虽然也是少
数民族政权，但已经农耕化了。此外，南北朝时期，北方基本上汉化的少数民族政权前秦、西魏和北周曾经短时期占领过四川，并未有文献记载过大破坏。唐中期时，吐蕃曾一度逼近成都，以后，南昭军队也曾逼近过成都，都分别被击退，持续时间也不长。
4。宋濂，《元史。来阿八赤传》：“术速忽里言于帝曰：‘。。。蜀地岩险，重庆、合州又其藩屏，今顿兵坚城，未见其利。曷若城二城之间，选锐卒五万，命宿将守之，与成都旧兵相出入，不时扰之，以牵制其援师。然后我师乘新集之锐，用降人为先导，水陆东下，破忠、涪、万、夔诸小郡，平其城，俘其民，俟冬水涸，瞿塘三峡不日可下，出荆楚，与鄂州渡江诸军合势，如此则东南之事一举可定。其上流重庆、合州，孤危无援，不降即走矣。’。。。卒不用。。。。宪宗崩，阿八赤从父倍道归燕。世祖即位，问以川蜀之事，阿八赤历陈始末，诵其父前所言以对，世祖抚掌曰：‘当时若从此策，东南其足平乎？朕在鄂渚，日望上流之声势耳。 ’”。又参《元史。郝经传》：郝经论蒙古进攻四川在战略上的失误。
5。蒙古军队征服整个南宋的的时间比之于其他北方政权征服偏安南方的政权要长，例如，西晋（包括未被篡夺时的曹魏）从进军蜀汉开始，到平吴为止，共用了 17年的时间，其中，平定巴、蜀、汉、南中（云贵）用了1年3月，平定江南的所有抵抗仅用了8个月的时间，而元平定江南的
全部抵抗却花了6年时间。再从隋灭陈来看，因为隋灭陈以前，隋已继承了北周拥有的四川和云贵地区，所以我们只用隋灭亡拥有江南地区的陈的版图作比较，隋灭陈仅花了3个月的时间。北宋平定巴蜀汉和江南地区共花了13年时间，其中，平定巴蜀汉地区花了5个月时间，平定江南花了1年3月的时间。如果自满清入关计算，则清平定整个关内除台湾以外的地区仅用了19年时间，即使以努尔哈赤即汗位，建国号金的1616年算起，清平定整个关内用了47年时间，仍然少于从蒙古入侵四川开始到平定全国的51年。
6。姚枢，字公茂，柳城人，后迁洛阳。窝阔台时进入蒙古政界，先后辅佐窝阔台、忽必烈。在蒙古军破枣阳军时，主帅打算将枣阳军的所有军民坑死，姚枢力劝主帅，不听，只好帮助数人躲在竹林里逃生，姚枢在蒙古军中服务时，注意收罗儒、道、释、医、卜方面的人才，官至燕京行台郎中。后因不满上峰贪污贿赂，辞官隐居苏门县乡间，卒为忽必烈征用，随其伐云南。
廉希宪，字善甫，高昌族。曾任陕西四川行省京兆（今西安）宣抚使。忽必烈即位初，帮助平定四川蒙古将领刘太平、霍鲁海的叛乱，又为蒙古收降刘整，有政声，后调管荆南，安抚湘西、贵州等地少数民族。
李德辉，通州潞县人。忽必烈在藩邸时，担任忽必烈子真金的侍读，后为驻扎在利州的汪世显理钱粮有功，升燕京宣抚使，转太原路总管，再转管理陕西四川行省的安西王所属丞相。积极推行屯田垦荒的政策，对于安定战乱后的川陕局势，做了一定的工作。在此期间，协助元军平定四川，招降久攻不下的钓鱼城将领王立，通过他主动向忽必烈陈情，使合州十多万军民免于被屠杀的结局。后又保护播州少数民族不被血洗。李德辉卒于任。
7。宋濂，《元史。姚枢传》，姚燧，《中枢左丞姚文献公（姚枢）神道碑》。
8。元明善，《平章政事廉文正王神道碑》，宋濂，《元史。李德辉传》。
9。毕沅，《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八十二》：“甲申（1275 AD），元伯颜至常州，会兵围城。知州姚誉、通判陈昭、都统王安节（王坚之子）、刘师勇，力战固守，伯颜遣人招之，譬喻百端，终不听，伯颜怒，命降人王良臣，役城外居民运土为垒，土至并人以筑之，且杀之煎油伦炮，。。。攻二日，城破，誉死之，昭与安节犹巷战，。。。日中兵至，（昭）死焉。伯颜命尽屠其民。执安节至军前，不屈，亦死。”
10。参第五节注释
11。多桑，《蒙古史》。
12。西方历史学家都注意到蒙古军事扩张在1260年时达到的高峰（参见海斯，莫恩，韦兰《全球通史》和威尔斯《世界史纲》），以及其后的衰落。在多桑《蒙古史》和付郎克《中华通史》里，虽然提到了王坚的抵抗和蒙哥在合州的死亡，但都没有联系到合州之战蒙哥死亡与蒙古军事扩张的退潮，更没有提到余玠堡垒防御战略及其对抵抗蒙古进攻的意义。
13。按民国《名山县志》载该县《黄龙庙碑》：该县张文柄于元至正十七年（1357 AD）响应明玉珍入川讨元的行动，起义败死，张文柄是张珏的孙子。如果我们进一步深入，将会看见蒙古诸帝国所存在的时间里，元帝国是最短之一。
14。万历《合州志》。
15。脱脱，《宋史。曹友闻传》
16。赵冀，《廿二史扎记。元世祖嗜利黩武》。
17。元平定中国南部以后，在忽必烈在位的十五年（1279-1294）时间里先后征伐日本、安南、占城、缅甸、爪哇，俱以失败告终。征日本遇飓风，除了沉没的舰只以外，登陆的官兵全军覆没。三征安南，安南王逃匿不获，只得撤军，归途中几为所邀截。征占城舟为风涛所碎十之七八，登岸军队虽占领其木城，而国王已逃匿，元军深入搜索，又为其截堵，力战始归。征爪哇初时屡捷，实际是假象，派使者去晓谕国王，使者反被杀，国王又逃匿，于是只得班师。
18。按《元史》，“（明）太祖以帝知天命，退避而去，特加号曰顺帝，而封其孙买的里八剌为崇礼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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