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演人：闻一多
这几天，大家晓得，在昆明出现了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过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而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大家都有一枝笔，有一张嘴，有什么理由拿出来讲啊！有事实拿出来说啊！（闻先生声音激动了）为什么要打要杀，而且又不敢光明正大的来打来杀，而偷偷摸摸的来暗杀！（鼓掌）这成什么话？（鼓掌）
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你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厉声，热烈的鼓掌）杀死了人，又不敢承认，还要诬蔑人，说什么 “桃色事件”，说什么共产党杀共产党，无耻啊！无耻啊！（热烈的鼓掌）这是某集团的无耻，恰是李先生的光荣！李先生在昆明被暗杀，是李先生留给昆明的光荣！也是昆明人的光荣！（鼓掌）
去年“一二。一”昆明青年学生为了反对内战，遭受屠杀，那算是青年的一代献出了他们最宝贵的生命！现在李先生为了争取民主和平而遭受了反动派的暗杀，我们骄傲一点说，这算是象我这样大年纪的一代，我们的老战友，献出了最宝贵的生命！这两桩事发生在昆明，这算是昆明无限的光荣！（热烈的鼓掌）
反动派暗杀李先生的消息传出以后，大家听了都悲愤痛恨。我心里想，这些无耻的东西，不知他们是怎么想法，他们的心理是什么状态，他们的心怎样长的！（捶击桌子）其实简单，他们这样疯狂的来制造恐怖，正是他们自己在慌啊！在害怕啊！所以他们制造恐怖，其实是他们自己在恐怖啊！特务们，你们想想，你们还有几天？你们完了，快完了！你们以为打伤几个，杀死几个就可以了事，就可以把人民吓倒了吗？其实广大的人民是打不尽的，杀不完的！要是这样可以的话，世界上早没有人了。
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你们将失去千百万的人民！你们看着我们人少，没有力量？告诉我们，我们的力量大得很，强得很！看今天来的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力量！此外还有广大的市民！我们有这个信心：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反人民的势力不被人民毁灭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不都在人民之前倒下去了吗？翻开历史看看，你们还站得住几天！你们完了，快了！快完了！我们的光明就要出现了。我们看，光明就在我们眼前，而现在正是黎明之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我们有力量打破这个黑暗，争到光明！我们光明，恰是反动派的末日！（热烈的鼓掌）
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被删割部分）
李先生的血不会白流的！李先生赔上了这条性命，我们要换来一个代价。“一二。一”四烈士倒下了，年青的战士们的血换来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现在李先生倒下了，他的血要换取政协会议的重开！（热烈的鼓掌）我们有这个信心！（鼓掌）
“一二。一”是昆明的光荣，是云南人民的光荣。云南有光荣的历史，远的如护国，这不用说了，近的如“一二。一”，都属于云南人民的。我们要发扬云南光荣的历史！（听众表示接受）
反动派挑拨离间，卑鄙无耻，你们看见联大走了，学生放暑假了，便以为我们没有力量了吗？特务们！你们看见今天到会的一千多青年，又握起手来了，我们昆明的青年决不会让你们这样蛮横下去的！
反动派，你看见一个倒下去，可也看得见千百个继起的！
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鼓掌）
历史赋予昆明的任务是争取民主和平，我们昆明的青年必须完成这任务！
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象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长时间的鼓掌）
星期三, 七月 04, 2007
星期日, 十一月 12, 2006
论中国铁兵器的普及时间[转]
论中国铁兵器的普及时间
普鲁日尼科夫
去年11月底，在 sonicBBS 网站古代战争论坛的《古代欧洲的军队肯定不行嘛》一文的回应中 ，TIGERyj 先生就中国与西方铁兵器的普及时间问题对史学界的普遍观点提出质疑，他认为：“中国的铁器普及远比西方来的迅速，”这令我惊讶。因为根据学争鸣的惯例，非常的观点必须有非常的证据作为支持。而 TIGERyj 先生却始终没有就他这一可以说是惊世骇俗的观点提出过哪怕是一个真正的证据，更不用说是足够支撑其观点的非常过硬的证据组合了。为了使大家能够了解关于中国铁兵器普及时间，史学界的普遍观点以及有关的古文及考古资料，我写成此文，对这一本不是问题的问题作一简单的说明，介绍史学论著、古文资料、考古证据和有关技术，以澄清史实。笔者不是历史专业出身，才疏学浅，谬误之处一定不少，欢迎专业人士及广大网友指正。
(1) 关于中国铁兵器普及时间的一般观点
TIGERyj 先生称：“如果随便找个历史学家写的什么论著就可以而不用以考古文物为实据的话，那我还可以说最早普及使用铁的是亚特兰帝斯人呢？？因为古希腊的文学里称道过亚特兰帝斯的军队战力强大和铁装备的先进。反正有人写书说就是真的吗？？”这句话反映了他史学著作阅读量的不足。事实上，关于中国铁兵器的普及时间，史学界早已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观点。现摘录较常见的书籍的有关段落于下：
1.《中国军事史略》上册, 高锐主编,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2年3月第一版。该书是中国军事史方面较权威的著作，编者高锐是研究先秦军事史的知名专家。
第五章《春秋军事》第三节《武器装备与作战方式的发展》第96页“刺杀格斗兵器。基本上仍是西周时期已有的戈、矛、戟、剑等。兵器材料仍以青铜为主，”第97页“矛、矛头，仍为青铜质。”“...剑质虽仍是青铜的但形制改进了，质量提高了。”第98-99页“箭镞虽仍为青铜质，但形制有了较大的改革，” 第六章《战国军事》第三节《铁兵器的使用与战术变化》第151页“春秋文献很少提及铁兵器及其运用，但战国文献提到铁兵器及其应用的情况就很普遍了。”“在已出土的上千件先秦铁器中，绝大部分是战国中晚期的。” 第152页“战国出土兵器仍以铜兵器为多，”
2.《中国战争史（一）》, 武国卿、慕中岳合著, 金城出版社出版, 1992年7月第一版
第一章《西周与春秋战国时期总论》第八节《七国军制装备与军事学术的进步和发展，第二 兵器装备的进步》第59页"一、兵器方面的发展" “春秋时期,战争使用的兵器有戈、矛、戟、剑、刀、弓矢等，一般用铜制造。进入战国时代、（该标点原文如此，应用逗号为妥——引者注）冶铁技术有显著进展，用于兵器的改革与制造，促进了兵器的发展。”
3.《中国军事经济史》, 王其坤主编, 解放军出版社, 1991年6月第一版。该书是有关中国古代军事经济的论著中比较好的一本，缺点是错别字较多，有前后矛盾的现象。
第二章《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时期——春秋时期的军事经》第三节《春秋时期冶金业的发展和军事生产》第34页“冶铁业是春秋中叶以后发展起来的新兴手工业。”35-36页“春秋时期的兵器，大部分仍旧是铜制。”“春秋初、中期，冶铁业得到初步发展。但是，铁的产量少、质量差。生产出来的熟铁缺乏碳素，性柔软。生铁含碳素过多，性硬而脆，都不适应于制造兵器。因此，在相当一个时期，摒弃装备的主要原料是青铜。....可是到了春秋后期，由于冶铁技术的发展，铁的质量大大提高。于是，铁运用于兵器生产。”
第三章《封建社会初期——战国时期的军事经》第二节《军事经济发展对战争规模和方式的影响》第25页“战国时期兵器生产有较大的改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以铜兵器生产为主转向以铁兵器为主。”“很多国家逐渐淘汰了铜兵器。” “铁兵器取代铜兵器，标志着我国军事手工业生产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从以上看，似乎著者认为中国铁兵器取代铜兵器的时间是战国。但接下来，在第五章《西汉时期封建国家军事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第三节《西汉中期的对外战争和战时军事经济的迅猛发展》第106页又有如下语句：“西汉中期由于冶铁实行官营，促进了冶铁规模的扩大和冶炼技术的提高。”“在此基础上，西汉中期的兵器制造已盛用铁，铁兵已基本取代铜兵而完全居于主导地位。”这里又以西汉中期为铁兵器基本取代铜兵器的时间了。
我认为，联系上下文来看，著者还是认为西汉是铁兵器取代铜兵器时间的。有兴趣的网友可以自行到图书馆阅读。
4.《先秦军事研究》论文集, 由军事科学院战略部后勤学院学术部历史室编, 金盾出版社, 1990年5月第一版。其中的《考古所见战国齐兵器种类及有关问题》（杜宇、孙敬明撰文）该文详论了战国时期齐国兵器出土发现的情况，但无一处讲到故齐地曾发现铁兵器。全文仅出现了一个“铁”字，并且与文章主体无关。《略论先秦时期兵种的变化及武器装备的发展》（何贤武撰文）一文中则写道：“到战国时，虽然铁兵器尚未完全取代铜兵器，但已经充分显示了作为新的生产力代表的的优势，到了汉代就基本上取代了铜兵器，成为军队中的主要武器，”（这句话有问题，战国时的铁兵器与铜兵器之比到底怎样？如果仅仅是“尚未完全取代铜兵器”，那么又怎会迟到汉代才“基本取代铜兵器”？“汉代”的时间跨度很长，从上下文来看，这里的“汉代”当指“西汉”，文章却没有说明。另外，铁兵器也不是什么“新的生产力代表”，它仅仅是一种新式的武器，与生产力关系不大，生产力比战国、西汉时期的中国低得多的赫梯、亚述装备铁兵器的时间却比中国早得多。铁制农工具才真正是“新的生产力代表”。尽管有以上问题，但作者的基本观点还是清楚的。——引者注）
5.《战术史纲要》, 卢林著, 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10月第一版。
该书有的语句含义不太清晰。第73页“（中国）到了春秋末期，已开始用铁制造兵器了。”“到了战国时...从这时开始，我国的铁兵器逐渐取代了青铜兵器的地位。”（这里的含义就不清，到底作者认为中国的铁兵器何时取代了铜兵器？是战国时期就基本完成了兵器铁化的过程，还是这时才开始了兵器铁化的过程？由于在以后的篇幅里作者再未涉及这个问题，即使看完全书，读者仍然不知道作者的本意。——引者注）
6.《世界全史－新编世界军事史（上）》,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6年11月第一版。
该书是近年来比较著名的“大部头著作”，其中《世界古代中期军事史》（龙源、于可著）第139页写道：“春秋兵器为青铜制造，大体可分三类。”世界古代后期军事史（岳庆平 左芙蓉著）第135页写道：“秦汉时期的武器多为铁兵器、铜兵器已极少。”（这里也存在问题。众所周知，秦汉时期上至前221年，下至后221年，如不加详细说明，读者很难弄清作者的观点。至于对这个结论的看法，我下面还要提到——引者注
7.《中国上古军事史》,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5年8月第一版, 著者为前面已经介绍过的高锐。
在《中国军事史略》出版三年后，作者关于铁兵器普及时间的观点并没有变。因此这里略去该书第五章的有关内容。在第六章《战国军事史》的第六节《战国时代社会生产的发展与兵器的改进》第455页写道：“青铜兵器的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制造技艺达到了古代的高峰。”“但战国前中期，格斗兵器仍沿袭春秋时代的，兵器质材仍是青铜，后期，铁兵器才用于装备军队。”第457页“不过，铁（钢）剑在战国时代兵器总量中还不占优势，青铜剑仍是战国剑的主流，”第458页“皮甲胄、铜甲胄是战国时代的主要防护兵器；铁甲胄虽已出现，但并不占主要地位。
8.《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概论》, 谢国良、袁德金著, 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5月第一版。该书也存在语焉不详，前后矛盾的情况。
关于铁兵器的普及时间，该书在第三章《春秋战国时期军事思想》第二节《军事概况》中写到：“春秋战国，铁兵器的运用渐趋普遍，并取代了青铜兵器的地位。”160页第六章《秦、汉时期军事思想》第二节《军事概况》“这一时期（指秦、汉）铁兵器完全代替铜兵器。被看作兵器和生产工具铁器化的完成时期。”这些话的问题在于“取代了青铜兵器的地位”到底是什么意思？是指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上升，还是在军队中成为了好兵器的象征？或者是在数量上也超过了铜兵器？并且春秋战国的时间跨度很长，笼统的说意思不够明确。
9.《战国史》（增订本）, 杨宽著, 1995年9月第一版, 1998年3月第3版第10次印刷。这本书是战国历史的最权威著作之一。该书第303页写道：“春秋时代武器都是铜制的”，“战国时代铜兵器有显著进步。”304页“同时，由于冶铁技术的进步，矛、戟、剑等武器逐渐改用铁制。”308页“战国后期随着冶铁技术的进步，开始制造铁胄、铁甲。”
10.《中国通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由我国史学界的泰山北斗白寿彝同志任总主编，徐喜辰、斯维至、杨钊主编。上古时代（上册）第385页“春秋时期的兵器虽然仍用青铜铸造，而在农具、木工具方面已经采用铁制的了。”“但是，应当注意的是，春秋时代的铁制工具出土数量毕竟很少，这表明当时铁制工具的使用还很不普遍”
11.《中国科技史话丛书》之《古代兵器史话》, 杨泓著,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8年5月第一版。该书的水平较高，体系完整。如果要了解中国古代兵器，对于非专业的网友来说，看这本书已经足够了。关于中国铁兵器的普及时间，该书的叙述无疑带有很大的权威性。其第82页写道：“但是在战国晚期，钢铁兵器和防护装具大规模生产的条件还不成熟，”第84页“钢铁兵器成为战争的主要兵器是在汉代才实现的事。”999页 “这种变革的很关键的时期，是汉武帝时期，待到东汉时期，这个变革就完成了。”
12.《中国通史·第二册》, 范文澜著, 人民出版社, 1978年6月第五版。关于范文澜同志在史学界的地位，我想用不着我来多嘴。人民出版社在中国出版界的地位，当然也无需多说，该书是范文澜同志的代表作，以观点鲜明、条理清晰、深入浅出见长。总体水平高于国内绝大多数史学著作。（包括近年来许多大部头著作）我建议每个历史爱好者都借来好好阅读一番。
该书第75页“战国时期，楚、韩等国的‘巧治’应用炼钢（刚铁）术制造某些兵器，但直到汉文帝时，兵器仍主要是铜制。汉武帝设铁官后，推广炼钢术，全国铁官都能炼钢造兵器···近年来辉县、长沙发掘西汉墓葬，证明自汉武帝时起，长铁剑及铁刀代替了铜兵器。炼钢成为普通的技术，正是官营冶铁的效果。”
13. 青年文库之《中国古代史常识》秦汉魏晋南北朝部分,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1979年３月。为了尽快改变文革造成的青年文化知识缺乏的状况，国家对这套普及性的丛书予以了极大的关注。第一版印数即达20万之多，该丛书在当年几乎普及到了每一个青年。不过大概作者本人也未曾料到，24年后、文化发达的21世纪，依然需要这样过时的书来向一个大学生普及一个简单的历史常识！
该书第112页《汉代冶铁生产有哪些发展？》中专门讲述了中国铁器普及的历史。“到了战国，使用铁器才比较普遍起来，形成冶铁生产的第一次大发展时期。秦汉时期，尤其西汉中期以后，铁的生产量猛增，技术迅速发展，质量显著提高。这是我国古代冶铁业的第二次大发展时期。”“汉代铁的应用比过去广泛。铁器逐步取代了铜器。以兵器为例，汉武帝前，铜铁兵器往往同时出土；武帝以后，铁兵器占了主要地位；东汉时期，主要兵器已全部为铁制。”（请注意这句话，在该丛书出版后的许多历史读物都原封不动的照抄了它，直到今天。——引者注）
我查阅的史学专著、通史、论文集、历史教材和普及性读物共计21种。在未提及的其他书籍中，除一种以外都无一例外的主张中国铁兵器基本普及是在西汉时期。唯一的例外是经济史学家陈振中所著《青铜生产工具与中国奴隶制社会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9月第一版），陈振中先生认为中国铁兵器在战国后期就已经成为了主要的作战兵器。［见该书下编《铁器的使用与中国奴隶制社会的崩溃》第十三章《先秦铁器的使用 二、战国时期钢铁器物的普遍使用和业铁技术的巨大发展（二）铁器成为主要的生产工具，铁兵器到战国晚期已成为主要的作战武器》一节］对于这种观点，我不敢苟同。原因在于：一、陈先生对古文的运用和解释似有偏向性。陈先生的古文资料并没有超出我收集到的范围，从原文看，根本都不能证明战国后期铁兵器已占主要地位。（可以参阅我下面的引文）而且，在抄录《史记·秦始皇本纪》时，不知是否疏忽，恰恰少抄录了关键的一句话：“以弱黔首之民”，如果当时铁兵器已占兵器的大部分，那么单单收缴铜兵器，又怎能“弱黔首之民”？二、考古表明，汉前期的铜兵器仍然是经常出土的，在西汉前期还往往在数量上超过同地出土的铁兵器。远不是在秦之后就“基本结束了”其历史。（这点在下面还要提及）三、即使是贵族墓，其中的殉葬兵器也是实用型的。在春秋战国时期根本没有以仪仗兵器代替实用兵器殉葬的风俗，相反，当时的丧葬习惯是尽可能模拟墓主生前的生活，一般以墓主实际使用的器物殉葬。事实上，中国早期的铁钢兵器大多是在贵族墓中找到的。四、最主要的是，即使武士的墓也无法证明战国时铁兵器已经占据了主要地位。陈先生的有关证据有三条，其中两条出土铁兵器较少，难以说明问题。唯一出土铁兵器比较集中的燕下都群葬坑是非正常墓葬。形成时的情况到底如何，历史背景是什么，都不清楚。在更充分的证据出现之前，史学界现在还难以下结论。相反的，铜兵器出土不仅数量多，而且在各种墓葬中都有许多例子。［关于春秋战国的墓葬风俗，请参看《百卷本中国全史.中国春秋战国习俗史》（史仲文、胡晓林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关于出土铜兵器的情况，推荐《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袁仲一著.文物出版社1990年12月第一版），该书是研究秦兵马俑的权威之作，篇幅极大。可以说对于秦兵马俑的方方面面，包括对战国后期铜兵器的一切有关问题都已经有了详细的阐述。如果哪位网友对秦兵马俑兴趣很大，更应该购买该书。我在本文后面还要将其中直接涉及铁兵器取代铜兵器问题的一段作为附录。］到目前为止，支持陈振中先生的学者并不多。
综上所述，目前历史学界普遍认同：中国铁兵器基本取代铜兵器的时间是在西汉中期或以后，到东汉这一过程完成。分歧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1. 战国后期铁兵器是否占据了主要地位？目前认为“没有”的学者人数较多，一些大家如郭沫若、范文澜均持这一观点。2. 中国铁工具和农具是什么时候占据主要地位的？有战国说和西汉说两种。这两个分歧都没有达到辩论的程度。关于这些分歧，感兴趣的网友可以参阅我在文中列出的各种著作。
也就是说，中国史学界普遍认为：中国铁兵器取代铜兵器的进程是在耶元前2世纪后期开始－后1世纪初完成。
那么，欧洲的情况如何呢？
根据名从主人的原则，现摘录西方史学家的观点于其下：
1. encyclopedia americana copyright (c) 1990 by Grolier Incorporated, 在该书的 IRON AGE 欧洲义项下写道：“在相同时期（约前十二世纪——引者注铁的使用开始传入欧洲。主前十一世纪，希腊克里特岛的坟墓中已经放有铁器；约在主前900年铁器出现在意大利的 villanovan 族中，根据传说可能由来自小亚细亚的特洛依人(Etruscan)引进。约在主前700年，第一个大规模的铁器制造中心在现代奥地利的 Hallstatt 地方发展起来。当地含量很丰富的锰铁矿竟然不需要碳化。(此句意思不明,作者的本意大概是说用当地产的铁制造的铁兵器不需要一般制造铁兵器的碳硬化过程就足够坚硬了。--引者注)。Hallstatt 的铁制长剑，可能是凯尔特人崛起，并在以后几个世纪中统治中欧和西欧的主要原因.随着凯尔特人的扩张,铁的使用也遍及欧洲，许多地区结束了以青铜复制 Hallstatt 长剑的历史。...到了主前500年，铁和铁的生产在相当于现代的德国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地区已经很普遍。在不列颠，历史悠久的青铜制造业仍很重要，铁器制造业的引进因此较晚，但到了主前450年，铁也取代了青铜。...”在其他地区义项下明确写道：“铁的使用在主前六世纪才首次传入中国——比北欧还晚。”
2.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Inc. 该书第三章《巨人时代 罗马的军事体制（主前220年以前）》写道：“（罗马）每个士兵还配有用于刺杀的短剑，大约有1.米长。”罗马的重标枪或标枪，是一种具有独创性的武器。这种标枪容易投掷，穿透力大，一半是金属杆，一半是木头制成，也就是将一根铁头插入木杆中。”在同一章《秦朝的军事体制》中，作者写道：“主前2—3世纪，中国看起来在武器设计方面已经远远的领先于西方，但在冶金术方面则明显的落后，中国在秦始皇时期才开始使用铁兵器，而且还仍然保留大量的青铜兵器。在此以前很长一段时间，地中海世界的军人们已经开始完全使用铁兵器了。另一方面，中国的铜兵器似乎非常尖锐，在硬度和韧性方面，可以与同时代西方的铁兵器相比。”
从这些话我们可以发现什么呢？除了那些已经讲得很明白的话以外，还可以纠正一个常识性的错误：罗马的短剑并不真的“短”，事实上全世界最长的青铜剑是中国嬴政兵马俑坑中出土的94.8厘米剑，从青铜的特性来说，很难再超过这个长度。长达1.2米的剑，必是铁剑无疑。罗马短剑的长度有各种规格，最短的规格是两英尺长（约合6６厘米）。仍比战国时期中国地区一般的铜剑长，而与同期的中国铁剑相当。所谓 “短”，当是与投枪等长兵器相比较而言的。
当然，这段引文也有错误，就是关于中国铁兵器开始使用时间的说法。现在根据考古资料，可以肯定中国地区在春秋时期就开始使用铁兵器了。
3.《全球通史·150年以前的世界》中文版（在书店及图书馆未找到英文版——引者注）, 缪吕肯.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p170 “不过，这一阶段（指铁器时代——引者注）——在印度，大约是前800年；在中欧，是公元前750年；在中国，是公元前600年。”
4. 在国内的世界史著作在这方面也是清楚的。《世界史.古代史》（主编：崔连仲, 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第一版, 1986年8月第四次印刷。）该书第五章《古代希腊》第二节《荷马时代》第203页“公元前两千年代末至一千年代初希腊由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过渡。”第204页第三节《奴隶制城邦的形成》“公元前八至六世纪是希腊奴隶制城邦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又被称为早期希腊。这时希腊各地社会生产力有新的增长。铁制工具逐渐普遍应用。装有铁铧的犁、铁锄和铁锹等农具的广泛应用，使希腊多山而贫瘠的土地成片的得到开垦和深耕。”第七章《古罗马共和国》第一节《上古意大利和罗马的“王政”时代》第291页 “发掘表明，约公元前一○○○－八○○年间意大利已经渡到铁器时代。第295页“‘王政’时代的罗马，由于铁制工具的普遍运用，并在伊达特里和希腊文化的影响之下，社会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
尽管近年来狂热民族主义在中国史学界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不良影响（主要是“提前”中国科技发明、发现的时间直至中国文明本身的长度，夸大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作用等），但目前无论在中外史学界，关于中国与欧洲铁器普及时间的先后，意见仍然和过去一样完全一致——不是百分之九十九，而是百分之一百的肯定：中国晚于欧洲。
除列出了引文的书籍外，可供参考的书还有《中国小通史》（长城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和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中国历史》--先秦卷（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作者：张岂之，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秦汉魏晋南北朝卷（作者：张岂之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两书均为2002年5月出版），中国铁兵器普及时间在考试时可作为选择题，占1-2分。
(2) 中国古书中的资料
在研究中国铁兵器普及时间时，一个重要的途径是研究史料，在古代，中国是世界上历史著作最完整、最丰富、最详尽、最可靠、水平最高的，这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然而即使是中国的史料也并不是绝对可靠的，在中国史书中，主要的问题是：
1. 托古。在中国古代，托古著书的现象很突出。先秦著作大部分夹杂有后人的“私货”。显然，用后人的说法来证明当时的现状是不可靠的。
2. 文言。中国使用的是象形文字，因此可以长期使用与口语脱节的文言文。在先秦，文言还是基本与口语相近的，但后来文言长期使用，渐渐脱离口语。一些用语从字面看上似乎并没有大的变化，但意思却完全不同。加之年代久远，因此先秦文献的翻译历来是见仁见智，难得统一。例如《墨经》中关于光学现象的一段话，就很难解释，至今都没有一个公认的译文。
3. 文学化的弊病。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基本上写什么文章都力图实现文学化，他们的著作中存在着大量的 “艺术加工”。这样有利于吸引读者，但却不利于科技知识的保留。我们今天很难清楚到底先秦古文中的一些数字究竟是实指还是虚指，从古文中往往也很难了解某项技术的工艺流程。
4. 专业不对口问题。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是纯粹的书生，很少有其他方面的专业知识。懂得科技的人就更少，一个外行人叙述技术问题，难免有偏差。
5. 近年来狂热民族主义给历史学界带来的不良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古文方面，主要的表现是任意解释古文和偏用古文，怎样解释对表现中国的“优点”和“长处”有就怎样解释，哪段古文对“中国最好”的论点有利就摘用哪段，而对于相反的资料，论意义如何，均一概略去不登。
因此在引用古文时，要注意鉴别。
目前有关先秦铁器使用情况的主要有如下几条资料：
一. 最为经典的和最能说明春秋时期铁器使用情况的是《国语.齐语》中据说是管仲说的话：“美金以鋳劍戟試諸牛馬惡金以鑄（金且）夷斤（屬刂）試諸壌土。” 尽管管仲有没有说过这话不清楚，但《国语》成书时间不晚于战国，这句话可以说是表明了早期铁器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低下地位——与世界上其他文明初遇铁时的如获至宝形成鲜明的对比。
注：“恶金”亦有说法认为也是青铜，不过是较劣的青铜。但现在普遍认为是指铁。
用书：（《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 1978年三月出版, 第二百四十页）
二.《管子》的记载：在《管子.地数篇》中有“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千六百零九”的记载。其海王篇说：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金咸——古文中有不可用輸入法表現的字我只能用拚字的土辦法表現，下同）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令（古本為‘今’）（金咸）之重一三十（金咸）一人之籍也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此处之‘七’王引之认为应是‘十’）。”（用书：《管子轻重篇新诠》, 马非百编成, 中华书局1979年12月, 第二百零二页）
需要注意的是《管子》一书中文章的作者时间跨度从战国到秦汉都有，但以战国为主。而上面那条海王篇中的资料有“铁官”字样，而铁官是秦朝时才设立的，因此可以肯定海王篇的作者至少是秦时人，所以这条引文反映的应当是秦以后的情况。在第一条引文中需要注意的是在铁器普及时期，人们已经知道了铁矿比铜矿多得多。
三.《韩非子·内储说上》有：“夫矢來有鄉（通“向”，下同）則積鐵以備一鄉矢來無鄉則為鐵室以盡備之”的话。“积铁”有两种解释：铁盾或铁甲。而“铁室”也有两种解释：防护全面的铁甲或铁屋子。我难以断定正确的解释。
用书：《韩非子集释》陈奇猷 校注 上海出版社1979年7月新一版 原版为中华书局出版。 摘第五百三十六页, 卷九《内储说上——七术第三十》。
四.《荀子》中有：“楚人鮫革犀兕以爲甲（革合）如金石宛鉅鐵釶慘如蜂虿轻利（亻票）（辶敕）卒如飄風。”的话。其中的鉅指大钢，釶指长矛。以今人的看法，并不觉得蜂蜇有什么惨的，可能古人的想法不同。（《荀子·议兵》卷十议兵篇第十五, 第二百八十一页）。
用书：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荀子集解》, 清-王先谦编, 中华书局1988年9月第一版
五.《孟子》中有著名的问句：“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
用书：《孟子正义》, 清-焦循撰, 中华书局1988年10月第一版，摘该书第三百七十页《滕文公卷十一 孟子卷第五 滕文公章句上》
六.《吕氏春秋》有一段话：“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丘（穴鳥，一作鳩）衣鐵甲操鐵杖以戰而所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注：铁杖在考古中发现不多，尤其是古文中这种较大的铁杖，还没有实物发现。
用书：《吕氏春秋集释》, 许维遹编, 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年５月第一版，引文摘自卷二十一《开春论第一》
七. 作为中国早期第一种信史，《史记》中的资料比较多。如：“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壯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吾恐楚之圖秦也”（卷七十九：范雎列传）“朱亥袖四十斤鐵錐錐殺晉鄙”（卷七十七 魏公子列传）在《苏秦列传》中，有“铁幕”字样，《索隐》对此的解释是“谓以铁为臂胫之衣”。在《秦始皇本纪》中，有张良命壮士使用巨大的铁锥投掷秦始皇车队的记载。
注：这种巨型的铁锥，在考古中也没有发现。
用书：《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9月版，摘自第两千三百八十一页、两千四百一十八页。
在信史中基本上就是这些，如果加上近年来以不认为是史书的《战国策》，那么还有以下的情况：韩策一也讲到了“铁幕”，还有“陸斷牛馬水擊鹄雁當敵即斬”的话。
用书：《战国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5月版
注：《战国策》之所以不再被认为是可靠的史书，原因在于其史实差错太多。关于这点可以阅读近年来的研究文章和译本。
从总的情况看，汉代之前有关铁器的古文资料不仅少而分散，而且很少有关开矿、工艺流程等方面的段落，甚至西汉初期也很少，表明铁器的制造工艺中国地区的人们还不熟悉。我们还可以发现当时的铁工具和农具已经比较普遍了，在古文中有关的语句相对较多。而铁兵器很少，人们把它当作一种新式武器来加以描写。
相比之下有关铜兵器的资料就很多，而且在工艺流程方面有完善的记载。
一.《吕氏春秋·季春纪第三》“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無或不良百工咸理”。
请注意：在西汉之前，中国人对金属往往区分得不很清楚。将除铁之外的所有金属都称为“金”。这跟中国金银矿产较少，主要使用铜货币有关。
二.《荀子》“刑范正金锡美工治巧火齐得剖刑而莫邪己然而不剝脫不砥厲則不可以斷繩”。（疆国篇第十六 卷十一 第二百九十一页）
三.《周礼》“鄭之刀宋之斤魯之銷吳粵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地氣然也燕之角荊之幹妢胡之（上竹下可）吳粵之斤錫此材之美者也”“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设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土直）之工二。···攻金之工築冶鳧栗段桃。···”“（火樂）金以爲刃”。
用书：《周礼》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5年2月第一版。摘录《冬官考工纪第六》，第四百一十九页、第四百二十页。
在考工纪中还有一段著名的记载：“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锺鼎之齐；五分齐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齐金而锡居二，谓之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转引自"第三异空间论坛－动漫讨论区, http: //www.3magicspace.com/bbs/list.asp?boardid=2"）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铜锡合金配方表，当然根据现代科学我们知道这份配方并不科学，因为古人无法分析合金成分，其中所称的“锡”实际上包含了青铜中所有的非铜成分，并且比例也不准确。但在古代，这份配方表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是一份珍贵的文件。
注意：这里的资料表现了中国青铜时代长期延续的原因之一：中国有丰富的锡矿，锡与铜的合金，只要其中的锡比例合适，就可以使青铜器得到人们想要的各种不同性能。而中国的锡矿丰富，可以使中国人有充裕的试验用品来慢慢摸索出较正确的青铜制造工艺，而锡矿较少的国家显然没有这种条件。
四.《史记》中有关铜兵器的段落也有很多。在《秦始皇本纪》中，司马迁摘录加以的话说：“太史公曰···秦王···墮名城殺豪傑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爲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秦始皇本纪第六》, 第二百八十一页）。这是有关当时铜兵器的很重要的一句话，它表明：即使在秦朝，只要收缴了铜兵器，就可以虚弱人民的武装。很显然，当时中国铁兵器的数量是微不足道的，即使不收缴也关系不大。
从其他方面看，《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的以铁致富者有蜀之卓氏、宛之孔氏、鲁之曹邴氏等，他们都是在战国时才发展起来的。
昭宣之世，全中国有郡国一百零二。其中设铁官者如下：京兆郑、沛郡沛、左冯翊夏阳、魏郡武安、右扶风雍、长山都乡、弘农郡、涿郡、弘农宜阳、蜀郡临邛、河南郡、犍为郡武阳、颖川阳城、犍为南安、汝南西平、琅琊郡（此两字的古代写法与现代正好相反，“琅”字有耳旁，“琊”字没有。）、南阳宛、庐江皖、山阳郡、河南郡、河东安邑、河东皮氏、河东绛、太原大陵、河内隆虑、千乘郡、千乘千乘、济南东平陵、泰山嬴、齐郡临淄、东莱东牟、辽东平郭、胶东国郁秩、东平国、楚国彭城、东海下邳、临淮盐渎、临淮堂邑、汉中沔阳、陇西郡、渔阳渔阳、右北平夕阳、中山国北平、成阳国莒、鲁国鲁、广陵国。但《汉书》称当时全国共有铁官四十九处，另三处的情况不详。这样，设铁官的郡国仅占当时全中国郡国数的二分之一。（见《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
需要注意的是在四十六处铁官中，在江南的仅蜀郡临邛一处。是不是江南没有铁矿，因而不宜设立铁官呢？否。马鞍山、当涂、鄂东、鄂西，都是当今著名的铁矿。湖南、两广也有铁矿。那么是不是江南很太平，不需要大量铁兵器补充呢？否。前111年，汉灭南越，征服壮族／越族地区、前111年－110年，中国征服东越，同时侵入海南岛、前109年，中军又入侵西南各族地区，此后各族人民的反抗此起彼伏，各殖民地的中军都不得安宁。而到了昭宣之世，江南仍只有一处铁官！这种情况是值得令人深思的，
在汉代，铁器逐渐普及，中国人的冶金知识也有了进步，因此，在《汉书·地理志》中有了如下的话：“巴蜀亦沃野地饒卮薑丹沙石銅鐵竹木之器···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遊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豫章出黃金長沙出連錫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蕘之所居···粵地···今之蒼梧桂林合浦···皆粵分也···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銀銅果布之湊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
（《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６月出版, 第六册, 卷二十八）在东汉，显然已经能够区分青铜和黄金了。“铜”也取代了“金”，成为铜的专用名词。但我认为在西汉一般所称的“黄金”当指黄铜，原因在于当时的文章提到的“黄金”，数量未免太大，动辄成千上万斤。而众所周知：中国不是一个盛产金的国家。
上面这条资料表明：到了汉代，青铜不再是包打一切的“金”了，人们必须想一个新名词来称呼它。从此铜被认为是金属的一种，与铁并列。铁直到这时才争得了平等地位，不再是劣于铜的“恶金”。
(3) 考古资料
TIGERyj 先生经常用到的一个词组是“考古资料”，但很遗憾，他并没有提供哪怕一个具体资料或资料索引。其实，有关铁兵器与铜兵器的考古资料，有很多很多。只是——用鲁迅先生的话说——看你肯不肯把睡懒觉、谈恋爱、玩网络游戏、在论坛上灌一些空洞无物的水的时间，分出一点来用在找资料上而已。以下是我找到的考古资料汇总：
1. 河南上村岭虢国目的出土兵器中，出现了脊、茎、刃区分明显的柱脊铜剑，但最长的不过近40厘米。还出现了圭型锋的长胡二穿戈和三梭型锥体铜镞。上村岭墓地的年代为春秋晚期。（参见《上村岭虢国墓地》）
2. 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出土越王勾践剑，该剑青铜质，全长55.7厘米。上有错金铭文“越王鸠浅自作用剑”。越王勾践是春秋最后阶段的人，当时吴越的剑号称锋利，但最长的不过如此。（参见《文物》1966年第5期）
3. 春秋时期的复合铜剑多有出土，这种剑的特点是脊部含锡量较低（约百分之十几），性坚韧而较软，两侧刃部含锡量较高（一般在百分之二十以上），性硬而脆。复合剑将高锡合金与低锡合金的优点合而为一，剑既锋利又不易折断。当时欧洲正在以铁兵器取代铜兵器，铜兵器基本上停止了发展，而中国铜兵器的发展却方兴未艾。（参见《中国古代冶金》, 北京钢院, 文物出版社1978年12月出版）
4. 长沙春秋晚期墓中出土钢剑，由含碳0.59%的中碳钢制成，长38.4厘米，是目前中国发现年代最早的块炼铁渗碳钢制造的兵器。而就世界范围而论，在前11世纪的凯美遗址之中，有残留的钢，但这一发现不能肯定。可以肯定的世界最早的钢器在印度，前六世纪冶炼。（参见《文物》1978年第10期）
5. 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大量铜兵器和皮甲胄，有弓矢、戟（二果或三果）、矛、殳、戈，兵器柄多用“积竹”柄。出土髹漆皮甲胄、髹漆皮马甲。曾侯乙死于前433年或稍晚。（参见《文物》1979年第7期）
6. 河南淮阳马鞍冢楚墓车马坑中出土的驷马木战车的车舆上，装有青铜护板。年代为约前278~240年。（请那位说战国战车已经使用了铁护板的网友注意《文物》1984年第10期）
7. 战国时期的青铜弩机，在湖南、四川、山东、河北、河南等地均有发现。以1952年长沙南郊扫把塘138号墓出土的髹漆木臂最完整，弩机（牙、悬刀、牛）直接装入木臂槽内，无铜廓。同出弩箭带有装铁铤的三梭型铜箭镞。（参见《中国古兵器论丛》, 杨泓著, 文物出版社, 1980年第一版增订本于1985年出版）
8. 目前战国铁兵器出土最多的是河北燕下都44号墓发现的战国晚期钢铁兵器群。有剑15件、矛１9件、戟１2件、小刀一件和匕首４件，铁尊１１件。经检验有些剑、矛、戟是块炼铁渗碳制成的低碳钢制品，并经过淬火，是中国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淬火产品。也有用块炼铁直接锻造的铁剑。还出土有一顶有铁甲片编成的兜鍪。该墓是一个乱葬坑，所埋葬的人系非正常死亡。具体情况如何至今不清楚。（参见《考古》1975年第4期）
9. 嬴政陵墓著名的兵马俑出土数量众多的披铠甲陶俑，并出土有四马（陶马）木质战车和牵马的陶骑兵俑。同出兵器极多，青铜兵器即达近40000件，而同地出土的铁兵器不过4件（与铜镞相配的铁铤一件、铁镞两件、矛一件）。铜兵器的样式有：剑、戟、铍、殳、镞和装铜弩机的木弩。青铜兵器制作极其精密，铜剑表面无锈痕，镞表面有含铬约2%的致密氧化层，有人认为是用铬盐进行过表面处理，但未能证实。（《文物1975年第11期，及前面推荐的《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
10. 前200年，在西汉都城长安建设了中央武器库——武库，一直使用到新朝，后在新末大战乱中毁弃。遗址在今西安大刘寨。1975年开始发掘，出土大量铁兵器，有刀、剑、戟、矛、斧和镞，以及大量的铁铠。仅铁镞即达1000余件。还有少量的铜兵器。说明在新朝末期，铁兵器已经基本上取代了铜兵器。（《考古》1978年第4期）
11. 陕西咸阳杨家湾西汉早期墓出土陶俑群，所披黑色铠甲被认为是模拟铁甲，有步兵的带披膊的札甲和骑兵的不带披膊的札甲，并出现做工精细的鱼鳞甲。（《文物》1966年第3期、1977年第10期）
12. 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大量铜铁兵器。有渗碳钢制的剑、块炼铁和低碳钢制的大量箭镞和铠甲片，出现了环首长刀和戟、以及由2859片甲片编成的鱼鳞甲。铜兵器有戈、矛、剑、匕首、弩机和镞。弩机已经有了铜廓，可以加强弩力。部分弩机的望山上有刻度，作用类似于今天步枪的表尺，增加了射击的准确度。刘胜死于前113年。(《满城汉墓发掘报告》）
13. 1959年~1960年在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市郊二十家子古城出土一领完整的西汉铁铠，是由大型长方形札甲片和中型圆角长方形甲片合编的实例，铠高64厘米，约用648片甲片，总重约1114克。（《考古》1975年第4期）
我还寻找了1982年全年和2002年1-5期的《考古》杂志，这11期中，涉及春秋至东汉兵器的遗址发掘报告共21份，其中，春秋之前遗址无一处有铁兵器；春秋时期同样如此；春末战初有铁兵器的遗址一处：当地出土的铜兵器数量多于铁兵器；战国有铁兵器的遗址一处，铜兵器多于铁兵器；西汉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共有七处遗址出土铁兵器，铜多于铁两处、铁多于铜两处、全铁四处、全铜三处，当时中国统治区出土的铁兵器数量多于当时外国外族的铁兵器，并明显的表现出西汉后期铁兵器多于前期的趋势；东汉出土兵器遗址三处，全为铁兵器。另外战国铁工具、农具出土两处，西汉铁农具、工具出土五处，铁工具、农具出土的数量明显大于铁兵器，并且有了大型的制造基地。以上这些都与史学界的主流观点相吻合。2002年的情况与1982年并没有大的变化，1982年至2002年间的其他各期《考古》以及中国考古学界另一本著名杂志《文物》情况大同小异，不再赘述。关于欧洲铁兵器普及时间和欧洲古代冶铁作坊（包括古希腊的冶铁作坊）的考古资料，可参看上面列出的西方史书的附录——这花不了多少时间。
本节附1：中国考古与历史杂志名录
《文物》,《文物》编辑部编, 文物出版社, 1959开始发行, 广西图书馆索书号 K873/00272
《考古》,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科学出版社, 1959开始发行, 广西图书馆索书号 K85/44400
这两本杂志是考古学界最有影响的杂志，史学论文几乎肯定会引用其中的报告。
《史学月刊》, 《史学月刊》编辑部编, 中国史学会湖南分会主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57年开始发行, 广西图书馆索书号 K/50772
《军事历史》,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3年开始发行, 广西图书馆索书号 E29/37575
此外，《轻兵器》杂志有时会介绍古代兵器，也可以观看。（该刊由轻兵器编辑部编1977年开始发行 , 广西图书馆索书号 TJ2/51726
至于西方比较有用的杂志有：
中图刊号：210MC058
中图刊号：210MC057
中图刊号：210B0117
中图刊号：210C0057
中图刊号：210E0072
《Greece & Rome》中图刊号：420C0051
本节附2：《考古》杂志的有关文章推介
1982年第1期《云南铜柄铁剑及其有关问题的初步探讨》, 作者-张增祺。从该文中的考古资料我们可以知道，云南土著居民早在春秋末期就开始制作铁剑，并不比中原晚多少。
1982年第3期《咸阳市空心砖汉墓清理简报》, 咸阳市文管会、咸阳市博物馆编写。该文有助于了解西汉中后期到新朝铁器的普及情况。
同期《扬州东风砖瓦厂八、九号汉墓清理简报》, 扬州博物馆编。该文表明新朝铁兵器取代了铜兵器。
同期《河南镇平出土的汉代窖藏铁范和铁器》,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镇平县文化馆编。阅读该文可以了解西汉末至东汉中国铁工具的制造方法。
同期《湖南郴州市郊东汉墓发掘简报》, 湖南省博物馆编。这篇文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汉铁兵器已经取代铜兵器。
1982年第4期《四川宝兴县汉代石棺墓》, 宝兴县文化馆。该文中的考古资料十分清楚的表现了西汉时期以铜兵器为主过渡到东汉以铁兵器为主的历史进程。
2002年第5期《江苏邳州市九女墩三号墩的发掘》, 孔令远、陈永清撰写。该墓是汉初铜兵器使用情况的缩影。
(4) 中国普及铁兵器的进程比其他古文明缓慢的原因
史学界公认，中国普及铁兵器的时间晚于其他所有的上古文明国家。并且这个过程相当长，从春秋末开始，到西东汉之交才完成。时间跨度近五百年（欧洲普及铁兵器用时约三百年）。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中国普及铁兵器竟如此之难呢？我认为有如下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中国封闭的地理条件，使其不易得到其他先进文明的文明成果。
打开中国地图，可以发现仅就直线距离来说，中国就已经远离其他先进文明了。如古都西安，是中国古代最靠西的一个大城市，它与其他文明中心的直线距离如下：新德里3000约公里、德黑兰约5000公里、巴格达约5500公里、开罗约7000公里、雅典约7300公里。相比之下，雅典距巴格达约2000公里、距开罗约1200公里、距新德里约5000公里。
更糟糕的是，中国周边的环境不适于通商和旅游。从地理角度说：在中国东方是多台风的太平洋，耶元13世纪，入侵日本的14万中军就是因为遇到台风而遭到重创；往南是同样险恶的南海，中国周边的海洋都是大面积的深海，受北赤道暖流和北太平洋暖流的影响，变幻莫测，缺乏较安全的平静水域，对于古代帆船来说是难以逾越的障碍，唐朝时的高僧鉴真，五次东航有四次败于大风，第五次也遭到大风袭击，仅仅因为运气才侥幸登上日本；在陆地上，中国以南的中南半岛是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通行极其困难；往西南是不适于人类活动的青藏高原；往西3000多公里都是干旱地区；往北则是寒冷的西伯利亚；中国周边没有一个较好的对外交往的窗口。从古代国际交往的最大动力——商业的角度考虑，在铁器时代初期，中国周边各国各族普遍人口较少，没有较大较富裕的文明中心，也就是说缺乏较大的市场；而对中国商品需求较大的西方国家，由于路途太过遥远，只能通过中间商（如波斯人）进行贸易，中国商人的商业机会并不多；相比之下，中国地区人口较多，市场空间很大、路途平坦，各国政府都对商业加以保护、从事华夏文化圈内的商业活动十分安全和较易致富；以上三个原因使得华夏诸国商人缺少对外交通的兴趣，都把注意力放在华夏文化圈内。从文化交流的角度讲，中国离其他大文明太远，周边各国各族文化、科技落后，使得中国地区缺乏学习外国长处的动力和紧迫感。最后，即使是民间小规模的对外交往和贸易，也受到古代中国对外扩张造成的华夏诸国与周边各国各族尖锐矛盾的影响，进行得十分困难，危险很大。
由于以上自然和人为的不利因素，在整个古代，虽然每个时代的情况不尽相同，但总的来说，中国人主动对外交流并不多，并且主要是政府行为和边民小规模的交易，集中在距中国较近的那些落后地区。而外国与中国的交往也只能是零散的，小规模的。这样一来，古代中国人实际上从来没有受到过外来先进文化的较大冲击，助长了他们睥睨天下的自傲心理。外国的先进科技，当然也就更难进得来了。
在人类历史上，那些对外交往便利的地区往往也是较发达先进的地区。铁器时代初期的两河流域正是这样一个地区。从耶元前五千年这里出现城市之后，就一直牢牢地稳坐在世界领先文明区的宝座上。文字、铜器、铁器、砖砌建筑物、灌溉农业、城邦民主、法律、学校···莫不在世界之先。究其原因，正是两河对外交往便利。两河流域本身是新月沃地的一部分，这里在上古时代是被称为天堂的农业宝地，丰富的出产养活了众多的文明，可以说这里的每个民族对世界历史都有贡献，连小小的落后部落联盟以色列人，都发展了世界第一种一神教。两河流域因为有便利的灌溉条件的缘故，当然成为天堂中的天堂，并且两河的对外交往条件极其便利。往东是当时的波斯，这里的植被还没有被破坏之前，是一个有利于通行的地区，商队和游客可以直通印度河流域，接触印度文明；两河以北的高加索山脉，从来不是截断南北交通的障碍，山北的游牧文化和山南农耕文化的交流，从来没有中断过；两河以西，新月沃地直抵大海（即今地中海），在巴勒斯坦上船，沿海岸行驶可直抵爱琴海，与爱琴海文明接触；西南，从巴勒斯坦到尼罗河三角洲直线距离不到350公里，步行也仅需十天。这样有利的环境，对于先进文化、科技的传播当然是十分有利的。各先进民族之间的战争，促使他们不断改良武器，所以铁兵器最先在两河流域得到普及，一点不奇怪。
而在两河流域之后领先世界的南欧文明，也是便利交通的受益者。希腊、罗马所在的地中海是一个内海，相对中国的东海、南海来说风平浪静，对上古简陋的桨船航行十分有利，而在近代铁路发展起来之前，海运的运费仅是同等距离陆上运输的1/30，发达的海运对于希腊、罗马的经济和对外交往来说，都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欧洲文明的发展，从来没有与其他文明截然分开过。希腊人对巴比伦和凯美都十分熟悉，对遥远的印度也不陌生。他们的学者中很多人去过凯美和巴比伦（最著名的是测量金字塔高度的泰勒斯），甚至可能有人去过印度（即毕达哥拉斯），这种文明间充分交流的场景，对于古代中国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而波希战争、亚历山大东征、罗马对凯美的征服和对两河流域的远征，更是先进文明之间军事文化与科技的直接碰撞，迸发出了光耀千古的火花。欧洲人较早的普及了铁兵器，当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令我奇怪的不是中国在近代落后，而是中国在封建时代竟然能够领先世界一千两百多年。细细想来，中国相对闭塞的环境固然不利于文明交流，但却也阻止了外来先进文明的冲击，使中国人可以安全的沿自己的道路走下去。尽管走得慢，但一直走下去，总可以得到成果。当两河流域因生态破坏而风光不再，当欧洲在基督教的统治下变得极度愚昧的时候，中国人的机会就来了。而中国在世界上由落后变成先进的标志物，就是钢铁兵器的普及。这点，下面还要讲到。
第二个原因是中国的锡矿丰富（探明储量居世界首位），铜矿、铅矿也较多，使得青铜器的制造相对较易，质量较高。压制了早期不完善的铁兵器。
早在商朝，中国人就铸造了重832.84公斤的司母戊大方鼎，显示出中国人在冶金技术方面的出色才能。后来，制造青铜兵器基本上使用的也是浇铸法。在长期摸索的过程中，中国人逐渐改进了铸造工艺和其他加工工艺，使得中国青铜兵器的质量得以达到青铜材料所能支持的极致。例如前面所说的复合剑，就是一个杰出的成果。中国人还有一些令人感到费解的发明：越王勾践剑历经两千五百年岁月，出土时依然光亮无锈迹。据分析该剑进行过表面硫化处理。如果说这是一个孤证的话，那么后来发生的事情就更离奇：在嬴政陵兵马俑出土的两柄秦剑也同样毫无锈迹，锋利如初。经分析，这两柄剑进行过表面铬酸盐氧化处理。要知道，现代的铬盐处理法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德国发明的！虽然古代中国人用什么办法得到了铬盐处理的效果现在仍不清楚，但可以肯定这种方法是有效的（当然，如果以后证明这些剑不锈仅仅是巧合或其他非技术原因除外）。同时，中国青铜剑的长度也是世界之最（最长94.8厘米）。这么出色的青铜兵器，当然能够与早期产量低，质量不保证的铁兵器抗衡，甚至胜过。其实，在战国时代，铜铁经常合用在箭头上，负责杀伤的镞由铜铸造，而附件铤则由铁制造。这雄辩的表明当时的铁镞不如铜镞锋利。
第三个原因，也是根本的原因：中国铁矿石的品质低劣。
在讨论中国铁兵器取代铜兵器的问题时，人们常常忽略一个最基本却也是最重要的常识：一个国家的技术发展，直接受其境内自然环境和资源状况的制约。如果说历史学家很少谈及这点，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常识没有必要专门讲的话，那么在网上有些青年历史爱好者也很少谈及这点，恐怕就是因为没有受到过专门的历史基础教育和太过浮躁、不愿“钻”下去看书，因而知识储备量不足的缘故。
在科学还没有诞生的古代，无论是农业、商业还是手工业，都处于“靠天吃饭”的状态中。一个国家的某项事业是否兴旺，首先取决于该国有没有从事这种事业的自然条件。所以，凭借便利的交通和较少的人口，雅典可以用古代海商业来支持国家经济，而离东地中海商业要道相对较远，人口相对较多的罗马就不能；雨量适中，土地肥沃的中国可以发展出发达的农业，而极端干旱，遍地沙漠的阿拉伯就不能；银储量极多的阿兹特克可以将银作为货币和普通的饰物，而缺乏银矿的中国显然不能。
冶铁业也不能例外，虽然铁在地球上是一种常见的金属，但本国铁矿脉的大小、铁矿石的质量好坏、铁矿开采的难度，仍然是制约一个国家冶铁工业的首要自然资源条件。铁资源质量好、数量大的俄罗斯、印度、澳大利亚、巴西，是铁矿石的重要出口国；英、法、德、三国之所以能够建立起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们都是铁资源丰富的国家；而历史上的名刀，其原料必然来自铁矿石质量优越的地区，如印度、日本。
在铁兵器使用初期，人们都还没有熟练掌握冶铁技术，谈不上用专门的冶金工艺来改善铁器性能，这时，铁矿石质量的好坏便直接决定了铁兵器质量的好坏。对于世界上其他文明古国来说，这不是一个问题，因为铁矿是相当常见的，并且，世界铁矿的一般水平是富矿占矿产总量的50-60%左右，也就是说，一般人们开两个矿，就会遇到一个富矿。富矿的矿石含杂质少、易于锻造、制出的铁器性坚韧，对于制造铁兵器相当有利。即使是块炼铁，也能够压倒青铜兵器（各文明古国的青铜兵器都没能够发展到象中国那种水平）。所以各文明古国接受了先进文明传来的冶铁技术之后，在本国富铁矿的支持下，都很快的用铁兵器取代了铜兵器。
中国却与众不同。其自然资源具有这样几个特点：贫矿、难选矿、综合矿多，富矿、易选矿、单一矿少。而铁资源正是最好的例子：蕴藏量虽多（探明储量501亿吨），但易采易选的贫矿多、需综合利用的多组分矿石多、富铁矿资源少、可直接入炉的高炉富铁矿不到探明总储量的3%！并且矿石普遍含有较多杂质，如硫、磷等，甚至有少数矿石含有铀元素，硫会使铁变脆，在稀土族元素被利用到冶铁业之前，一直是该行业的梦魇。
现在就战国时期主要的几个大国境内的铁资源情况作逐一介绍，以使网友们了解铁器取代铜器时期华夏人所面临的特殊困难：
楚所在的湖南，1992年底探明储量中，高炉富铁矿仅占综合保有储量的0.91%，在工业储量中仅占0.86%。难选的沉积变质赤－磁铁矿及赤铁矿贫矿占72% 。
韩国所在的河南，探明储量10.98亿吨，保有储量10.63亿吨，其中96.2%为贫矿。185处铁矿中，富矿产地仅9处，储量3672.3万吨，贫矿石＋需选的高炉高硫、高炉高磷矿石共计占矿石总量的99.74%，平炉富矿仅274.3万吨，只占矿石总量的0.26%。矽卡岩型铁矿位于安阳、林县、桐柏、沁阳等地，矿石相对较富，成为韩、楚两国素称锋利的铁兵器的重要原料产地。
燕所在的河北：1990年底，累计探明储量82.9亿吨，其中工业储量（A+B+C 级）42.5亿吨，贫矿77.1亿吨，占总量的99.6%，但易采、易选、具有较高开采价值，在开矿技术原始的古代，这成为燕国制造铁兵器的一个优势。富矿保有量仅0.3亿吨，占总量的 0.4%。
吴、越及后来的楚国的辖地浙江，全省探明储量9850.4吨，A+B+C 级储量4681.3万吨，Ｄ 级储量5169.1万吨，保有储量7454.2万吨，其中 A+B+C 级2440.1万吨，Ｄ 级5014.1 万吨。该省的铁资源较少。
秦国所在的陕西，全省探明储量6.50亿吨，其中0.2%为富矿，富矿占资源总蕴藏量的1.33%。并且陕西铁矿多位于秦巴山地，开采不易。这就是嬴政陵出土铁兵器仅相当于铜兵器数量万分之一的重要原因。
中国缺乏富铁矿的现状是由中国地质发育的特点决定的。首先，中国缺少形成大型风化壳型矿的物质基础，目前在南方尚未发现形成该类型铁矿所需的18-25亿年前的地层。在北方该时代地层很不完整，支离破碎，面积不大；其次中国发现的大量贫铁矿虽形成于25亿年前，但变质很深，抗风化力强，缺少长期风化淋滤的地质环境。只有新疆存在38亿年前的地层，面积占全疆1/4，还有可能找到大型富铁矿。不过这跟中国铁兵器取代铜兵器的历史没有一点关系。
目前世界上拥有富铁矿最多的前苏联地区、澳大利亚、巴西、印度，都具有大型、特大型风化壳型优质富铁矿。在历史上，印度是大马士革钢的产地。而苏联的钢甲在二战中是世界闻名的。
很显然，在没有科学的古代，中国人是无法象现代这样选矿的，也不可能利用商业引进数量足够的铁矿石。唯一的办法只有尽量利用现有的贫矿。对于农具和工具来说，中国铁主要的问题：脆，并不是太大的缺点。因为农具要对付的不过是土地和草木，折断的危险很小；工具中很多对付的也不过是木头，即使用于金属加工的工具，如在铜器上刻画的铁刀，也不会遇到横向的冲击力，折断的危险同样很小，并且铁凿、铁刀之类工具，要求能破开石头或割入铜器，硬度的要求才是第一位的。而且，下面还要讲到，中国人还对生铁技术进行了有效的改进。
但兵器则不然，对于剑、戈、戟等武器来说，它们经常彼此碰击，因此不能够脆，必须坚韧。然而，中国贫铁矿中的杂质，使得铁器的机械性能极差，在块炼铁时代，这个缺点更加显得突出。因此在中国人还没有发展出足够先进的冶铁技术之前，中国地区只能利用极少数富矿中的矿石来锻造兵器，在这种情况下，战国时期及以前的铁兵器不可能普及，它们只是战争舞台上的配角。
本节参考书：
《中国自然资源丛书》, 中国自然资源丛书编撰委员会编著,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4年开始出版, 综合、矿产、湖北、湖南、河北、河南、浙江、陕西诸卷
青年文库之《中国地理知识》分册 , 第316-320页、第330-333页,《矿产知识》分册
《失落的文明》丛书 , 巴比伦、古希腊、古罗马、犹太王国各卷
《中国地图册》，地图出版社1966年第一版, 1979年12月第四版, 1981年12月山西第11次印刷
《世界地图册》（压膜本）, 地图出版社编制出版, 1972年7月第２版, 1982年8月西安第4次印刷
剑胆琴心——中国青铜剑第一网, 网址：jdqx21cn.nease.net
(5) 中国人为改变命运而进行的努力
恩格斯说：“最初的铁往往比青铜软，所以石器只是慢慢消失的。”这是欧洲的情况，而在中国，铁工具和农具普及较快，兵器却普及较慢。
中国绝大多数的铁矿石品质都很恶劣，但偶然遇到富矿而打造出来的铁兵器的锋利坚固，仍给中国人以很深的印象（这成为那些铁剑传奇的最初来源），他们开始尝试着使用铁兵器。为了使铁兵器变得像传说中的神剑那样优秀，工匠们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铁（繁体字为“鐵”）音tie3，化学元素［周期系第Ⅷ族（类）元素］符号Fe，原子序数26，银白色。相对密度7.8６。延展性良好。纯铁的磁化和去磁都很快。含杂质的铁在潮湿空气中易生锈。溶于稀酸，浓硝酸或冷的浓硫酸能使铁纯化。加热时能同卤素、硫、磷、硅、碳等非金属反应，但同氮不能直接化合。氮化铁需在氮气中加热生成。铁的化合价一般为+3价和+2价。重要矿物有磁铁矿、赤铁矿、褐铁矿、菱铁矿、黄铁矿、铬铁矿等。中国铁矿储藏量丰富，但贫矿占绝大多数。纯铁可以用氢气使纯氧化铁还原而得。工业用铁是将铁矿石、焦炭和助燃剂（如石灰石等）置于高炉中冶炼而得，其中常含有碳、硫、磷、硅等元素。根据含碳量不同，可分为生铁（亦称“铸铁”含碳2%以上）、工业纯铁（含碳量一般在0.025%以下）和钢（含碳量在0.025%-2%之间）纯铁用于制造发电机和电动机的铁芯，铁粉用于粉末冶金，钢铁用于制造机器和工具。铁及其化合物还用于制磁铁、药物、墨水、颜料、磨料、染料等。铁是铁器时代之后经济建设和军事建设最重要的金属，并且是生命必须的微量营养元素。
生铁：含碳2%以上的铁碳合金，由铁矿石在高炉内冶炼而成。除碳外，还含有硅、锰及少量磷、硫和其他元素。特点是性硬而脆、不能展延、锻造。
熟铁：又称锻铁，含碳0.2％以下。由铁矿石用碳直接还原，或由生铁经过溶化并将杂质氧化得到的产物。前者冶炼温度很低，采用较早，后者温度较高，但生铁去碳后由于熔点增高而变稠。两者都不易使杂质同铁完全分离，所以固体中常含有少量的渣，在加工之后显示纤维组织。特点与生铁正好相反：较软，但延展性佳。
钢：含碳含碳量在0.025%-2%之间的铁基合金的总称。常含有锰（一般含量0.1%~2%）、硅（一般含0.4%以下）、磷、硫（两者一般各不超过0.05%）等杂质。不含合金元素的钢称为碳素钢。含有一种或以上合金元素的钢称为合金钢。钢兼具硬度和延展性，是最理想的冷兵器材料。
自然界中没有天然铁块，人类最初使用的是陨铁，陨铁就其性能来说，并不理想。而且来源没有保证，显然不能取代青铜。中国在前13世纪已经有了铜柄陨铁刃的大斧，但之后4个世纪都没有其他铁器发现，证明了陨铁不被人重视。
后来，两河流域的人们使用了块炼铁技术。此法以地炉、竖炉为之。地炉的直径一般为40厘米，深20厘米。冶炼时铺一层木炭，铺一层铁矿石，再铺一层木炭，这样一层一层地堆积起来，然后将木炭点燃，冶炼后取出全部炉料，经过锻打分离炼渣，或者先行破碎，分选之后烧结锻造成锭。铁矿石中的铁一般呈氧化物状态。在一定温度下，铁矿石中的氧化铁与还原剂（木炭及其它燃烧物所产生的一氧化碳）接触，便可逐渐还原为铁。大约500-600度以上开始还原，到1000度左右，就可以得到含碳量很低的固体铁块。这种铁块是软的、海绵似的熟铁块，结构疏松，表面有很多孔隙。孔隙中夹有矿石本身存在的许多氧化物，需要在锻铁炉中烧红后，经过不断锻打，才能挤出一部分或大部分杂质，取得较纯的熟铁块，锻造成各种铁器。
块炼铁无论是在外国还是在中国都首先被运用在兵器上。目前出土的中国最早的铁剑的时代是西周晚期，因此可以审慎的把中国块炼铁技术出现的时间定在西周早期，只是由于前面说过的原因，这项技术长期没有推广，铁兵器开始受到中国人重视是在几百年后的春秋晚期。
在块炼铁多次加热中由于同炉火接触而触碳变硬，人们由此逐渐总结出了块炼铁渗碳增成钢的经验，即“块炼钢”冶炼技术。渗碳、反复叠打、快冷或淬火都可以使钢铁变硬。在14世纪之前，块炼铁／钢法一直是中国文化圈以外用铁民族普遍采用的炼铁方法。
中国最初使用的也是块炼铁法，但在前六世纪左右已经发明了生铁铸造法。目前发现最早的生铁制造物是江苏六合县东周墓出土的铁丸。最早的铸铁器是在长沙窑岭一座春秋战国期间墓中出土的由麻口铁铸成的铁鼎。
生铁由铁矿石和木炭在高大的炉内通过高温熔炼而成。在冶炼过程中铁矿石（各种氧化铁）在一定温度下与高温还原剂（木炭及其燃烧产物一氧化碳）接触，就可以逐步的还原出金属铁。还原生成的固态铁吸收碳后，熔点也随之降低。当含碳量达到2%时，熔点降至1380摄氏度。当含碳量达2%时，熔点达到至低点1146摄氏度。利用鼓风技术使炉温升高到1100-1200摄氏度以上，可得到液态铁水流集于炉底，其上覆盖的一层铁渣保护铁水不再被氧化。铁水从炉底流出冷却成块，就是生铁。
生铁含碳量较高，质硬而脆，最初只能用来铸造一些粗笨的东西，如铁鼎之类。锤锻则易坏。显然，用它来制造兵器是不可能的。
在得到块炼铁技术后不久就发展出了生铁铸造技术是中国的特有现象。罗马人也曾偶然炼出过生铁，但却把它当作废品抛弃了。大概其他国家看不上这种不能做兵器的脆铁，而中国人意识到了它在生产方面的巨大作用。并且中国的青铜铸造技术也是比较先进的，其中对生铁铸造十分有用的是鼓风技术。最早的鼓风工具是一种用牛皮制成的大皮囊，叫做“橐”。人们手拿橐的把手，使它一张一合，把风鼓入炉中，把炭火吹旺，使金属熔化。开始是一人一橐，通过一个进风管鼓风。大约在春秋末期，又发明了多管鼓风方法，就是把许多橐排起来，通过几个进风管，一起向炉里鼓风。这种多管鼓风工具就叫做“排橐”。中国人很聪明的把青铜铸造术“嫁接”到冶铁上面，使生产力得到了极大提高。后来又出现了用畜力代替人力的鼓风机具，叫做“马排”。但是所花费的畜力也相当可观，据古书记载，熔化一次矿石，需要上百匹马来拉鼓风机。耶元31年，南阳太守杜诗召集工匠，组织设计、制造了水排，即水力鼓风机。水排能够节省人力、畜力，降低建立大型冶炼场的成本。鼓风技术的出现和改进对于提高炉温是不可缺少的。
不过正如前面所说，生铁铸造兵器是不可能的，解决的办法有三种。
第一种是两河流域的老办法：块炼钢技术。这是最可靠、最成熟的一种办法。中国人利用了它。1976年在长沙杨家山春秋晚期墓中出土的钢剑，是这种技术的证明。它长38.41厘米，宽2-2.6厘米。从剑身断面上可以看出反复锻打的层次，中部由7-9层迭打而成。这是用块炼铁打成片后进行固体表面渗碳，使两面形成高碳层，中间夹着低碳层，经过对折锻合，并用若干片迭搭锻打成长剑，钢的含碳量为0.5%-0.6%，金相组织均匀，可能进行过热处理。这把剑的制作工艺可以使我们联想到同期中国的复合剑。
第二种是钢铁热处理技术。早期生铁为白口铁，其中的碳都以硬度很高的化合态的渗碳体形态存在的，使生铁性硬而脆，铸造性能好，但强度不够，为克服其脆性，战国早期创造了白口铁柔化处理技术。所谓“柔化”就是将生铁铸件进行退火处理，即将生铁铸件加热到高温，保持较长的时间缓缓冷却，就会适当降低其硬度和脆性，增加其可塑性和冲击韧性，从而得到可锻铸件。依处理条件不同可以分为白心韧性铸铁和黑心韧性铸铁。前者是在大约750摄氏度左右的较低温度下进行退火脱碳处理而得到的白心韧性铸件，也叫做脱碳可锻铸铁；后者是在900摄氏度左右较高退火温度和3-5天较长退火时间处理下，使渗碳体石墨化而生成的黑心韧性铸件，也叫石墨化可锻铸件，石墨以团絮状存在。
这种经退火而使铸件柔化的技术，既保持了生铁易于铸造的优点，又增强了铸件的强度及韧性，刚柔结合，大大增加了铁器使用的寿命，使生铁的广泛运用成为可能，加快了铁器代替青铜器的历史过程，战国中晚期，这种工艺较普遍的应用到农具和兵器的生产上，大冶铜绿山、河北易县燕下都出土的铁锤、斧、锄、镢、锛、（钅尃）、（钅尊）等礼器、用具、工具、农具，是钢铁热处理技术这时已经存在的证据。
中国人在生铁技术上的天才是令人惊讶的，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在世界上第二个发明白心韧性铸铁的是法国，在1722年；而黑心韧性铸铁是由美国第二个发明的，在1826年。
然而，经过热处理的生铁，终究也只是生铁，还是不很合适制造兵器，对于兵器来说，最理想的是材料是钢。中国人很快又发现：含碳量高的白口生铁铸件，在氧化性气氛中脱碳退火，将含碳量降低到钢的范围，而不析出或很少析出石墨，也可以得到钢。铸铁脱碳钢技术在战国初出现，洛阳水泥制品厂出土的战国早期铁锛，就属于铸铁脱碳钢技术早期的产品。
问题依然存在：块炼渗碳钢件或退火过分的铸铁脱碳钢件，坚硬程度可能不足，这就迫使人们在实践中摸索出钢的淬火处理工艺，钢的应用和淬火是分不开的。战国晚期，淬火技术得到运用。所谓淬火，指钢件加热到高温之后使之急速冷却（常见的是浸入冷水或冷油中）经淬火处理的钢件，质地就变得坚硬，如是兵器，刃部将更锋利。淬火的冷却剂，起初都用水，后来拓展到动物脂肪和尿。尿中含盐分，冷却能力比水强；用脂肪淬火，高温时冷却快，低温时冷却慢，用这两样东西淬火，可能得到性能良好的钢件制品。燕下都的铁兵器都经过淬火处理。
如上所述，到了战国后期，制造兵器的钢铁的冶炼技术难关已经逐步被攻克，中国铁矿石品质低劣的困难初步被克服。铁兵器普及已经不存在大的问题了。这时，铁兵器终于可以与铜兵器一较短长。但自然资源条件这个问题再一次显示了它的威力。还是因为铁矿石的品质问题，经过多次改进的中国铁兵器在生产性能上已经超过铜兵器，但在锋利程度上还不能完全压倒成熟的铜兵器。很显然，不在质量上进一步提高，铁兵器的优势就不能完全发挥。
汉代，决定性的转变终于到来了。
西汉的铁产量进一步提高。原因在于高炉的普及。高炉用于冶炼生铁。从上面装料，下部鼓风，形成炉料下降，煤气上升的相对运动。燃料产生的高温煤气穿过料层上升，把热量传给炉料，其中所含一氧化碳同时对氧化铁起还原作用。这样燃料燃烧的热能和化学能同时得到比较充分的利用。下层的炉料被逐渐还原以至溶化。上层的炉料便从炉顶徐徐下降，燃料被预热而能达到更高的燃烧温度。
汉代的高炉有圆形截面、椭圆形截面两种。汉代的冶铁遗址中都有高炉残迹。圆形截面高炉的直径有1.8米的、１.6米的、１.3~1.5米之间的。高１米以上至2米。椭圆高炉的短轴有2.2~2.4米，长轴2.4-3米。当时还出现了直径4米，高达5~6米，有效容积五十立方米左右的巨型高炉。
显然，这种炉的效率比起容积小、炼出铁后必须拆毁炉具才能得到铁块的地炉、竖炉要高得多，由于高炉的普及，中国的农具和工具终于完全实现了铁器化。
另一方面，战国时期出现的钢铁热处理技术和淬火技术已经成熟，并发展出了第三种解决兵器材质问题的方法：使用新技术炼钢。
最早出现的炼钢新方法是百炼钢技术。所谓“百炼钢”，就是将块炼铁反复加热折叠锻打，使钢的组织致密、成份均匀，杂质减少，从而提高钢的质量。用百炼钢技术制造的刀剑，质量上完全无可挑剔，轻易的压倒了青铜剑。“百炼钢刀”成为了宝刀的代名词。
百炼钢技术的孕育时间是西汉，刘胜墓中的佩剑、钢剑和错金宝刀，虽与易县燕下都钢剑所用的冶炼原料相同，但金相检查表明，钢的质量却有显著的提高，它正是 “百炼钢”技术雏形的产物。这一技术的成熟和逐渐普及是在东汉。1974年，山东省临沂地区苍山汉墓中，出土了一把112年制造的钢刀，全长111.5厘米，刀背有错金铭文：“永初六年五月丙午造卅湅大刀吉羊宜子孙”。“湅”，即是炼的意思。这是迄今为止发掘出的最早的百炼钢类型的产品。检验表明，这把钢刀含碳量比较均匀，刃部经过淬水，所含杂质与现代熟铁相似。百炼钢在东汉之后仍继续发展。三国时代，魏、蜀、吴的君主都配有百炼钢刀。直到北宋，沈括仍在《梦溪笔谈》中描述了磁州制造百炼钢的工艺。并且传到了日本，著名的日本武士刀中被称为宝刀的，制作时采用的实际上都是百炼钢技术。
百炼钢的名字由来，研究者一般认为是指加热的次数。即加热了一百次，同时反复折叠锻打了一百次的钢。不过根据现代科学我们知道：如果钢果真加热锤打了这么多次，其性能不仅不会提高，反而会下降（即变成了熟铁），而性能最好的是三十炼钢。实际上，考古发现的百炼钢刀，其炼数很少有超过三十炼的，说明古人也了解这点。
从百炼钢的工艺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技术与块炼钢技术差别不大，甚至可以说只是一种改进过的块炼钢技术。因此它也保留了块炼钢技术的主要缺点——耗费工时，其制作方法甚至到了极为繁琐的程度。例如，曹操命工匠制造五把宝刀，据说工匠花了三年才造好。这样的速度，用来造帝王将相的宝刀则可，如果想大规模装备钢兵器，用这种方法是不可能的。
中国人大概早就清楚这点，大约在百炼钢技术产生的同时，炒钢技术也出现了。炒钢，就是把生铁加热到熔化或基本熔化之后，在熔炉中加以搅拌，借空气中的氧把生铁中所含的碳化掉，从而得到钢。因为搅拌过程跟“炒”这种烹饪方式相似而得名。炒钢技术这一发明的重要性对中国军队来说远远超过百炼钢，因为炒钢技术相对节省工时，可以大量制造出兵器用钢材，对于人数众多的中军非常有用。
不过炒钢技术的普及比百炼钢还慢，一直到三国时代，炒钢仍然是只有少数熟练工匠才能掌握的“绝技”。据说蒲元就是这样的专家。他曾给蜀相诸葛亮督造过宝刀。不久，一种更简便的炼钢方法又出现了，这就是灌钢法。所谓灌钢，就是将生铁和熟铁一起加热，让先熔化的生铁液灌入疏松的熟铁的空隙中，使熟铁增加碳分变成钢材。南朝齐、梁时的陶弘景（约452-536年）著有《古今刀剑录》一书，首先记载了灌钢法。他写道：“（灌钢是）杂炼生（钅柔）所作”。北朝魏、齐间的泰母怀文曾用这种方法制成十分锋利的“宿铁刀”，“斩甲过三十札”非常锋利。不过关于灌钢的质量也有不同的说法。沈括说：“世間所謂鋼鐵者用柔鉄取盆之謂之團鋼亦謂之灌鋼此乃偽鋼耳暫假生鐵以爲堅二三煉則生鐵自熟仍是柔鉄然而天下莫以爲非者蓋未識真鋼耳”。他极力推崇百炼钢。不过从这里也可以知道，北宋时中国已经普遍采用灌钢法了。
灌钢法之后，中国钢铁技术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大的发展了，直到明中期以后，灌钢法才进一步发展为苏钢法。这种方法因在苏州首先使用而得名。苏钢法以熟铁为料铁，置于炉中，而将生铁板放在炉口，当炉温升高到摄氏1300度左右，生铁板开始熔化时，即用火钳夹住生铁板左右移动，并不断翻动料铁，使料铁均匀地受到滴下的生铁液；这样，既可产生很好的渗碳作用，又可产生剧烈的氧化作用，使铁和渣分离，生产出含渣少而成分均匀的钢材。这种冶炼法显然比较先进，不过这时中国已经开始衰落了。到1740年，欧洲发明了近代坩埚炼钢法，一举从中国人手里夺去了冶铁技术的桂冠。
从铁器时代初期来看，中国普及铁兵器的关键技术主要是鼓风技术、生铁冶炼、钢铁热处理、淬火、高炉的运用。在这几项技术成熟之前，以中国质量恶劣的铁矿石，想普及铁兵器是不可能的。
在西汉，中国人还可能发明了球墨铸铁，如果是真的，这是一项超越时代的发明。不过跟兵器关系不大，因此就略去不介绍了。
“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倚”，中国品质低劣的铁矿，却迫使中国人发展出了世界领先的冶铁技术，不过我们要注意三点：第一，在没有科学的古代，用上列各种冶金技术冶炼出来的钢铁，其性能水平完全取决于工匠的熟练程度、冶炼地的自然条件、原料的天然质量等不确定因素，质量是很难保证的。如炒钢就容易出现“一炒到底”的情况，即把生铁炒成了熟铁；太高大的高炉很容易发生爆炸事故，因此大多数高炉都不大；百炼钢炼数过多性能反而下降；灌钢法正如沈括所说，炼出的钢质量叫人怀疑···在古代，唯一比较可靠的大概就是最简单的生铁铸造和块炼铁技术了。第二，古代没有专利制度，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各种技术的发明者和掌握者大多仅将技术进行单线式的师徒、父子相传。这种传承方式很难推广和提高技术，有时候甚至造成了技术的倒退和失传。第三，古代关于铁兵器的各种传说，例如干将莫邪之类，其来源是对富矿铁兵器性能的崇拜。这种传说及演化出来的文学作品，可能有其文学价值，但对于铁兵器的发展很本没有好处，而只有误导作用，例如十分荒谬的“三百童男女鼓风”，其实每个现代人都知道，三百个少年男女鼓风，还不如一百头驴子有效。
在与中国之外的著名铁兵器，如武士刀、大马士革钢刀较量时，中国人惊愕的发现，自己用先进冶铁技术制造的武器并没有取得优势。大马士革钢刀和制作精良的日本武士刀，都能够砍断中国的钢刀！这恐怕也是因为印度和日本的铁矿石质量远优于中国的缘故。这种情况还证实了我的推断——中国的冶铁技术始终存在问题。
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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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关于世界及中国铁兵器普及时间的合理结论
考古学家在地中海和近东地区，发现了耶元前3000年的铁器共十四件。其中一件为人工冶炼，4件为陨铁制品，其余情况不明。这些都是目前所知道最早的铁器。前2000年，亚美尼亚山地的基兹温达部落掌握了炼铁技术。最先制造的是铁兵器。从此铁兵器被当作珍品在两河流域各国之间流通。赫梯人在前1400年、腓尼基人和亚述人在前1300年已经普遍使用了铁器。赫梯衰落之后，它的工匠带着冶铁技术自愿或被迫的四处迁徙，扩大了冶铁技术的传播范围。前9世纪，古国亚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普遍使用铁兵器的国家。这成为它振兴的重要原因。在与亚述的战争中，新月沃地诸文明得到了血的教训，也纷纷普及铁兵器。用铁的潮流从这时起向外扩散。前九世纪，凯美开始进入铁器时代；黑人地区直到耶元后才开始冶炼铁器；印度何时进入铁器时代不详，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在孔雀王朝初期，印度已经普及了铁器；东南亚普及铁器是在中国和印度的影响下才实现的；中亚游牧民族接受铁器较早，大概在亚述帝国之前就已经得到一些铁兵器了，前七世纪，他们开始冶炼铁器；美洲、大洋洲广大地区在近代之前始终没有使用铁器。
前14世纪，通过海上民族腓尼基人，铁器传入欧洲。目前发现的希腊最早的铁剑是前11世纪时锻造的，比中国早至少300年。从这时起，希腊开始向铁器时代迈进，希腊有充足的铁矿，如著名的拉夫里昂铁矿。因此，历经荷马时代和古风时代，到前六世纪，希腊的铁器化基本完成。几乎与希腊同时，意大利也拉开了铁器时代的序幕，到了王政时代，罗马的铁器化也基本完成。但罗马有一个不利于普及铁器的弱点：铁矿不多。所以在征服西班牙之前，其铁兵器和铁工具、农具的普及受到了限制，但在各国铁产量和需求量均不大的古代，这是可以忽略的。另一方面，斯基泰人凭借东欧极为丰富的富铁矿资源，将冶铁技术迅速向西传播。中欧诸“蛮族”在匈牙利草原上接受了这种技术，由于中、西、北欧铁矿都多而富，各“蛮族”虽然文化经济落后，但依然在短短两百年间普及了铁器（前八－前六世纪）。最后一个青铜器据点——不列颠，也在前五世纪完成了铁器化。至此，全欧洲都进入了铁器时代。
欧洲铁器时代的情况与其他文明基本类似，即铁兵器普及而铁工具和农具没有普及。原因在于中国地区以外的国家在14世纪之前一直仅掌握块炼铁／钢技术，这对于大量生产铁器十分不利，因此只能把有限的产铁量集中到兵器方面。直到14世纪，欧洲人仍然大量使用木、石农、工具。欧洲铁器时代的特点是从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的进展特别迅速。这要归功于欧洲丰富而优良的铁矿资源。
与欧洲相比，中国的铁器之路就坎坷漫长得多。中国最早的陨铁制品出现在前十三世纪（河北藁城、北京平谷出土过商代的铁刃铜钺），并不比欧洲晚多少，但后来就长期沉寂。看来当时中国人对铁的冶炼方法还一无所知。直到西周末期，才开始炼铁。在这过程中，可以肯定中国地区得到了两河流域的冶铁技术，可能正是两河技术的引进，才结束了中国人不知道用铁的时代。在这五百年间，中国人为自己的闭塞付出了代价：在商代原本已经成为先进文明之一的中国地区，再次落后了。
中国开始炼铁之后，发现当地铁矿炼出的铁质量很坏，完全无法与青铜相比，铁在中国被鄙夷的称为“恶金”。但偶然炼出的几柄好铁兵器又是那么的令人念念不忘，神剑传说开始在华夏大地上流传（中国人不知道那是富矿的产物）。为了炼出传说中的神兵，工匠们开始努力。很自然的，他们必然借鉴青铜时代的经验。这一过程持续了很久，直到春秋末期，中国人都没有能够克服恶劣的铁矿的影响。青铜兵器继续占据中国所有的武器库，只有很少的富矿铁兵器作为稀世宝物点缀在军队中。不过这时炼制铁兵器的副产品——生铁铸造技术，开始发挥其在生产方面巨大的作用。
生铁技术迎来了战国时代，这项技术改变了中国的命运。随着铁农具和工具的运用，华夏诸国的生产力大大提高，并带动了经济、文化和政治的突变。正如郭沫若所说：整个中国都沸腾起来了。生铁铸造是中国最重要的发明之一。
同时，武器工匠仍在努力。他们终于发现了钢铁热处理技术，这种技术与块炼钢技术结合，已经能够满足军队的要求。这样，到了战国中后期，铁兵器普及的障碍被克服了。
但一项新技术要普及，必须经过经验的积累，在没有科学的古代更是如此。刚刚发展出来的钢铁热处理技术必须等待其成熟后才能占据优势。这时的青铜兵器也发展到了性能的极致。在成熟、实用的铜兵器与不甚可靠的铁兵器之间，各国统治者选择了前者。
西汉是决定性的转变时期，这时的钢铁技术已经十分成熟，制造的铁兵器显然已经在性能上压倒了铜兵器，并且青铜已经发展到了其性能的极限，而铁的潜力却深不可测。人们对铁的感情倾向已经由原来的轻蔑厌恶变成了赞赏，这时军队使用铜兵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只是一个习惯问题了。
刘彻皇帝继位后，中国开始向外大肆扩张。铜兵器在对付西北各国的铁兵器时缺点暴露无遗：昂贵，性能却仅能勉强与对手保持平衡。前104-101年，中军侵攻大宛，大宛军在希腊化战术和武器的支持下，抗拒中军，最后虽然失败，但得以保全自己的国家，中军死伤惨重。而铁兵器的表现却不然，中国精锐的“玄甲军”（即披挂黑色铁甲的骑兵），在入侵匈国的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根据射声校尉陈汤的说法，中军与匈军的战斗力对比是一敌五，很显然，用铁兵器才能得到这种效果。于是，刘彻皇帝做出了重要的决策：盐铁官营。不可避免的，在专制社会中，官营经济的弊病很大，如当时铁官只愿意制造利润丰厚的“大器”，不愿造利润少的“小器”，使得有的穷人只好用手拔草。但在铁器时代的这个关键时刻，铁专营确实是个英明的决定。首先，人民不得不购买大型的犁，耜之类落后的木器、石器终于消失。
其次，铁兵器产量激增，铁兵取代铜兵的历史脚步终于迈开了。在刘彻之前，铜兵器还多过铁兵器，在他之后，铁兵器就多过了铜兵器。并且，在个人经营时代，各地满是小作坊，作坊主只愿意生产可靠、成本低、市场大的生铁。而铁专营之后，技术复杂、成本高的兵器专用钢铁的生产就有了保证。在中国铁兵器史上，刘彻是贡献最大的人物之一。
刘彻之后铁兵器的普及只是时间问题了。到了新朝，也就是刘彻死后不到一百年，铁兵器的普及终于完成。只是弩机因为工艺不过关的缘故，一直用青铜生产到魏晋，成为青铜兵器的最后孑遗。
炒钢、百炼钢、灌钢等技术，反映了中国人的高度智慧。不过严格来说，这些技术成熟得太晚，与铁兵器取代铜兵器的历史关系不大。
中国铁器时代的特点是：一. 铁器普及时间晚。工具、农具是在前4-3世纪普及；兵器更是晚到了前1世纪。是五大文明古国中最晚的一个。二. 铁制工、农具比铁兵器早普及。以上这两个特点的形成原因前几节已经说明了。三. 铁生产量过剩。在中国古代的绝大部分时间，全中国每年只需要5-7万吨钢铁产量就够了，但大部分的年份里，生产钢铁的数量都超过这个数字。使得历朝朝廷只好常常关闭矿山和冶炼场。看来，中国的生铁冶炼技术发明得过早，以致有些超越时代。四. 铁工具、农具普及。这同样要归功于生铁冶炼技术。中国劳动者的生产条件，在耶元前５世纪以后，十四世纪以前显然要优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劳动者。五. 武器用钢铁质量不能与世界著名武器相比。中国的刀，显然是比不过武士刀和大马士革钢刀的。但请注意，仅仅是与制作精良的武器相比才会处于劣势。如果比较大规模生产的武器，中国先进的冶金技术还是能够占据一定优势的。五. 大量炼钢。原因已经说明过了。当然，封建时代的“大量用钢”完全不能跟工业社会的规模相比。例如：英国钢产量在1870年为22万吨。
铁兵器普及之后，中国的科技与罗马相比，劣势已经很少，而优势已经增多。两者已经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上。到了罗马人因为荒淫和基督教的影响日渐堕落和愚昧的时候，中国终于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中国人为这一天奋斗了2400年。我们不要忘记，那些冶铁工匠为了克服极其不利的自然资源条件，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汗水，表现了怎样前无古人的智慧。他们为中国的崛起做出巨大的贡献。
参考书：
前节所列各书
《世界全史——世界古代前期科技史》, 安家瑶著
《世界古代中期科技史》
(7) 后记：本不该说的话
终于写完了！这是一篇本不该写的文章，如果任何一个历史系的学生说出“中国普及铁兵器早于西方”、“中国首先普及铁兵器，然后普及铁制工具、农具”、“美索不达米亚在今土其”···这些话，恐怕他就要冒不能毕业的危险。从某种程度上说，回应这样的话对于我的智慧来说是一个侮辱。但我惊讶的发现，在网上，说这样话的人不止一个两个，甚至不只一两百、一两千！说得严重些，这不是对于当代中国知识青年的智慧的一种集体侮辱吗？于是不得不写下一些肤浅的文字，来讲述一个本来尽人皆知的常识。
动笔才知道，“揭穿一句三秒钟想出来的谎言，需要一个星期的准备。”乃是一个真理。为了找资料，不得不天天呆在图书馆里，在冷森森的旧书架中寻找厚厚的落满尘土的书里的只言片语。每一个论据都不能照抄，必须找到两个以上的佐证才能采用。网上的资料常有差错（因为中国的网络文化还不成熟，网站的管理员往往只是兼职，较缺乏专业性），就更是要搞清楚。古文和外文，为了不断章取义，必须看原文才能放心。”···
可喜的是，这篇文章终于写完，看起来也可以跟广大网友见面了。只要大家看了之后能够对“中国普及铁兵器的时间”这个常识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我并且衷心的希望，有才华和知识的网友能就这个问题发表真正的好文章，使我们的网络增加一些现在还比较缺乏的“书卷之气”。
TIGERyj先生：
您好，我不想掩饰我的情绪。你的帖子我一一读过了，从这些“文章”中我看不出你的历史知识，可能您的资料比我丰富，因为您的言论与史学界的主流看法是那么的不相同，使我很难相信您和我受的是同样的教育。
每一本有关的史书都认为亚述的崛起和使用铁兵器有很大关系，而您认为“亚述的崛起是因为他们民族好战的特性和有效的职业军制度，而不是因为铁器。”
史学界认为赫梯的衰落跟冶铁技术的传播关系不大，甚至在客观上促进了这一技术的传播。您却说：“而且随着希梯帝国的衰亡，铁器的制造技术一度失传。”
我们每个人都认为：美索不达米亚是希腊文“两河之间”的中文音译。所谓“两河之间”就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区域，在今伊拉克境内。亚述人就居住在今天伊拉克北部。我们认为：亚细亚是希腊文“日出之地”的意思，历史上从来没有什么“古亚洲”，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我们还知道：伊拉克和土耳其都在西亚，而不是中亚。您却说：“再说希梯人和亚述人是生活在古亚洲的美索不达美亚地区（今天的土耳其）在常理上，历史学家们是把他们划分在中亚文明里的”。
我们知道：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是最先提到亚特兰帝斯的人。曾经在公元前360年两度在他的著作─《对话录》提及亚特兰蒂斯这个文明。之后再无人提及它，直到近代。您却认为古希腊还有文学作品描写过它。我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请您明示。
我看了图书馆里所有的书，还是不知道您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文物里的铁器数量甚至还不如在希梯人文物里发现的铁器多呢？？”这一问从何而来。
我发现书上有关古希腊铁作坊的资料很多，拉夫里昂铁矿从古风时代就很著名。而您说：“目前出土的文物和文献里还没发现古希腊有大规模的铁器作坊。”
“反正有人写书说就是真的吗？？”很抱歉，比较起来，我还是比较相信范文澜、郭沫若、白寿彝诸位史学界泰山北斗的论断，而把您的说法放在一边。
“试问如果能够普及铁器的话，会有一个民族傻到用铁造斧头和锄头，而用青铜制造兵器吗？？”很抱歉，您的祖先就是这样的傻子加异类。
我们知道：钢的普及是英国工业革命之后的事情，因此我们管那之后的时代叫“钢铁时代”。在古代无法保证大型高炉的操作安全，因此古代不能普及大型高炉，而大型高炉是大规模生产生铁的保证，而工业化炼钢必须有大量的生铁，而普及钢必须进行工业化炼钢。而您说：“汉代已经不是铁器普及而是用刚来代替铁的问题了。”我愚昧，想象不出一个初期封建国家有什么必要，有什么技术可以实现“用钢来代替铁”。
我不才，刚刚看了《世界全史－新编世界科技史（上）》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6年11月第一版, 三遍，发现赫梯和亚述分在了两河流域诸文明目录下。请问您看的又是什么版本的世界全史？
有一个问题您与我是一致的：过去中国人常将中国以西的国家都叫西方，现在有时候为了方便，还常常这样分类。我认为这是不准确的，我们应当使用比较精确的称呼。在这一点上，我很高兴能收回过去的说法。
还有，请列出您看的《剑桥历史年鉴》的原文。
其余的，看我的文章就够了。
请原谅我的直率——我对您的历史水平和诚实产生了相当大的怀疑。希望您能够写一篇文章来证明我是错的。（请注意，是真正的文章，而不是那些“百字文”。）
另外，请不要胡乱称呼别人为“老兄”。
(8) 附录1：TIGERyj 先生有关言论集
目前出土的文物和文献里还没发现古希腊有大规模的铁器作坊，请问他们普及铁器一说如何来？亚述的崛起是因为他们民族好战的特性和有效的职业军制度，而不是因为铁器。擅长制造铁器的是希梯人哦，而且随着希梯帝国的衰亡，铁器的制造技术一度失传。再说希梯人和亚述人是生活在古亚洲的美索不达美亚地区（今天的土耳其）在常理上，历史学家们是把他们划分在中亚文明里的，不要因为他们生活在中国的西面，就把他们划入西方文明了哦。拜托普鲁日尼科夫老兄，多看点书啊，省的一言惊四座啊！
是吗？？普兄？？如果随便找个历史学家写的什么论著就可以而不用以考古文物为实据的话，那我还可以说最早普及使用铁的是亚特兰帝斯人呢？？因为古希腊的文学里称道过亚特兰帝斯的军队战力强大和铁装备的先进。反正有人写书说就是真的吗？？符合你的标准。
考古发现希腊军队的装备主要是由青铜制造的，试问如果能够普及铁器的话，会有一个民族傻到用铁造斧头和锄头，而用青铜制造兵器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爱因斯坦说过“人类一向把智慧的最高成就用于互相残杀，这真是人类的悲哀”看来古希腊人就是人类中的异种，和普兄是一类人。
能够制造铁器和普及铁器是两个概念，古希腊和古罗马是有铁器的制造技术了，可离普及还差的远，现代的考古发现也证实了这一点，古希腊和古罗马文物里的铁器数量甚至还不如在希梯人文物里发现的铁器多呢？？而过中国的铁器普及远比西方来的迅速，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有相当大的数量了，到了秦灭六国，铁兵器已经相当普及，青铜兵器已经只是配角了，甚至已经有了铁制农具和工具，表明铁器普及已经基本完成。汉代已经不是铁器普及而是用刚来代替铁的问题了。
最后说一句，喜欢抄书是好事，但只抄与教学方面有关的书是不是有点片面啊？我知道有些教学书里的知识更新不快，往往与最新的理论有差距，比如普兄所说的亚述和希梯文明属西方文明一说，真是让人心惊肉跳啊，也不知道是那本教科书上说的。
哎....................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你一定要说任何时代任何技术方面都是西方比中国先进，那我无话可说，只能怪老天把你投错胎生在了中国，没把你生成白皮肤。
古中国的科技和西方比谁更先进，我想世有公论，你我之间再怎么争论也改变不了什么。只是希望你不要乱给别人扣帽子，什么愤青？？我那点象愤青了啊？我只是说了我所知道的事实。如果为中国说话就是愤青的话，那我也可以说你是崇洋媚外者，在以前的话或者还会称你为汉奸哦。
大家是在讨论问题，不是在吵架，别动不动就给别人扣帽子，现在不是文革时期了。
还有我特地去图书馆看了《世界全史》，反反复复看了几十遍目录，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亚述和希梯文明是在古代史的亚洲文明的中亚文明里提到，而自古亚洲是被欧洲称之为东方的，这个概念被沿用至今。不知普兄是在哪个版本的《世界全史》里看见中国的那位史学家把中亚文明划在西方文明的目录下的啊？？？望请赐教。
还有认为罗马人是使用青铜兵器的人就是头脑不正常？？完了完了！！原来英国剑桥大学里的历史教授都是疯子，剑桥历史年鉴都是疯子写的，多亏普兄英明，发现了英国教育史上的最大弊端。佩服佩服！！！
(9) 附录2：补充：何清谷同志文章的结尾部分
了最新技术。——渗碳制钢技术，农具及兵器福建的制作工艺较简单，技术较落后。官手工业中生产兵器的工匠有官奴婢、刑徒、雇工。刑徒刑满释放后可以自由，雇工是由外地用重金征聘去的（14），他们可以改进外地的技术，也可能把官手工业中的技术传播到民间，使馆符合民间的生产技术起交流作用。这样一来，制造铁兵器的先进技术，必然促进钢铁冶炼技术的进步，并会逐渐推广到农具、手工业工具的生产中去，从而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铁兵器的使用对战争有一定的影响。秦昭王说：“铁剑利则壮士勇。”（《史记·范雎列传》）荀子说：“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强，械用兵革窳（木苦）不便利者弱。”（《荀子· 议兵》）可见钢铁兵器的装备能提高士兵的战斗力，是影响交战国力量对比的因素，当时武器的改良适应了战争方式的变化，增强了战争的残酷性，但是，武器的利钝对战争胜败不起决定作用，亦如荀子所说：“坚甲利兵不足以为胜”，楚国虽有“宛钜铁矛，惨如蜂虿，轻利僄遫，卒如飘风；然而 兵殆于垂沙，唐蔑死。庄蹻起，楚分而为三四。”不是没有“坚甲利兵”，而是缺乏统帅一切的“道”《荀子·议兵》即良好的政治。
（14）吴荣增：《秦的官府手工业》、《云梦秦简研究》第48-49页
袁仲一、何清谷两同志的文章，请大家看我的像册，完全共享。
感觉这篇文章写的不错，有理有据的。所以贴出来了。最重要的是，还记得以前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是怎么写的吗？我觉得那种写法根本就是一种认知误导！
而且，从斯塔夫理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到这里，我越来越认同“地理决定论”了。当然实际上我认为无论是“唯物论”“英雄主意史观”还是“地理决定论”都不是绝对的，只有针对某些特定历史事件的特定的决定因素，要推算历史问题，在我看来比“三体”问题还要复杂得多
普鲁日尼科夫
去年11月底，在 sonicBBS 网站古代战争论坛的《古代欧洲的军队肯定不行嘛》一文的回应中 ，TIGERyj 先生就中国与西方铁兵器的普及时间问题对史学界的普遍观点提出质疑，他认为：“中国的铁器普及远比西方来的迅速，”这令我惊讶。因为根据学争鸣的惯例，非常的观点必须有非常的证据作为支持。而 TIGERyj 先生却始终没有就他这一可以说是惊世骇俗的观点提出过哪怕是一个真正的证据，更不用说是足够支撑其观点的非常过硬的证据组合了。为了使大家能够了解关于中国铁兵器普及时间，史学界的普遍观点以及有关的古文及考古资料，我写成此文，对这一本不是问题的问题作一简单的说明，介绍史学论著、古文资料、考古证据和有关技术，以澄清史实。笔者不是历史专业出身，才疏学浅，谬误之处一定不少，欢迎专业人士及广大网友指正。
(1) 关于中国铁兵器普及时间的一般观点
TIGERyj 先生称：“如果随便找个历史学家写的什么论著就可以而不用以考古文物为实据的话，那我还可以说最早普及使用铁的是亚特兰帝斯人呢？？因为古希腊的文学里称道过亚特兰帝斯的军队战力强大和铁装备的先进。反正有人写书说就是真的吗？？”这句话反映了他史学著作阅读量的不足。事实上，关于中国铁兵器的普及时间，史学界早已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观点。现摘录较常见的书籍的有关段落于下：
1.《中国军事史略》上册, 高锐主编,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2年3月第一版。该书是中国军事史方面较权威的著作，编者高锐是研究先秦军事史的知名专家。
第五章《春秋军事》第三节《武器装备与作战方式的发展》第96页“刺杀格斗兵器。基本上仍是西周时期已有的戈、矛、戟、剑等。兵器材料仍以青铜为主，”第97页“矛、矛头，仍为青铜质。”“...剑质虽仍是青铜的但形制改进了，质量提高了。”第98-99页“箭镞虽仍为青铜质，但形制有了较大的改革，” 第六章《战国军事》第三节《铁兵器的使用与战术变化》第151页“春秋文献很少提及铁兵器及其运用，但战国文献提到铁兵器及其应用的情况就很普遍了。”“在已出土的上千件先秦铁器中，绝大部分是战国中晚期的。” 第152页“战国出土兵器仍以铜兵器为多，”
2.《中国战争史（一）》, 武国卿、慕中岳合著, 金城出版社出版, 1992年7月第一版
第一章《西周与春秋战国时期总论》第八节《七国军制装备与军事学术的进步和发展，第二 兵器装备的进步》第59页"一、兵器方面的发展" “春秋时期,战争使用的兵器有戈、矛、戟、剑、刀、弓矢等，一般用铜制造。进入战国时代、（该标点原文如此，应用逗号为妥——引者注）冶铁技术有显著进展，用于兵器的改革与制造，促进了兵器的发展。”
3.《中国军事经济史》, 王其坤主编, 解放军出版社, 1991年6月第一版。该书是有关中国古代军事经济的论著中比较好的一本，缺点是错别字较多，有前后矛盾的现象。
第二章《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时期——春秋时期的军事经》第三节《春秋时期冶金业的发展和军事生产》第34页“冶铁业是春秋中叶以后发展起来的新兴手工业。”35-36页“春秋时期的兵器，大部分仍旧是铜制。”“春秋初、中期，冶铁业得到初步发展。但是，铁的产量少、质量差。生产出来的熟铁缺乏碳素，性柔软。生铁含碳素过多，性硬而脆，都不适应于制造兵器。因此，在相当一个时期，摒弃装备的主要原料是青铜。....可是到了春秋后期，由于冶铁技术的发展，铁的质量大大提高。于是，铁运用于兵器生产。”
第三章《封建社会初期——战国时期的军事经》第二节《军事经济发展对战争规模和方式的影响》第25页“战国时期兵器生产有较大的改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以铜兵器生产为主转向以铁兵器为主。”“很多国家逐渐淘汰了铜兵器。” “铁兵器取代铜兵器，标志着我国军事手工业生产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从以上看，似乎著者认为中国铁兵器取代铜兵器的时间是战国。但接下来，在第五章《西汉时期封建国家军事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第三节《西汉中期的对外战争和战时军事经济的迅猛发展》第106页又有如下语句：“西汉中期由于冶铁实行官营，促进了冶铁规模的扩大和冶炼技术的提高。”“在此基础上，西汉中期的兵器制造已盛用铁，铁兵已基本取代铜兵而完全居于主导地位。”这里又以西汉中期为铁兵器基本取代铜兵器的时间了。
我认为，联系上下文来看，著者还是认为西汉是铁兵器取代铜兵器时间的。有兴趣的网友可以自行到图书馆阅读。
4.《先秦军事研究》论文集, 由军事科学院战略部后勤学院学术部历史室编, 金盾出版社, 1990年5月第一版。其中的《考古所见战国齐兵器种类及有关问题》（杜宇、孙敬明撰文）该文详论了战国时期齐国兵器出土发现的情况，但无一处讲到故齐地曾发现铁兵器。全文仅出现了一个“铁”字，并且与文章主体无关。《略论先秦时期兵种的变化及武器装备的发展》（何贤武撰文）一文中则写道：“到战国时，虽然铁兵器尚未完全取代铜兵器，但已经充分显示了作为新的生产力代表的的优势，到了汉代就基本上取代了铜兵器，成为军队中的主要武器，”（这句话有问题，战国时的铁兵器与铜兵器之比到底怎样？如果仅仅是“尚未完全取代铜兵器”，那么又怎会迟到汉代才“基本取代铜兵器”？“汉代”的时间跨度很长，从上下文来看，这里的“汉代”当指“西汉”，文章却没有说明。另外，铁兵器也不是什么“新的生产力代表”，它仅仅是一种新式的武器，与生产力关系不大，生产力比战国、西汉时期的中国低得多的赫梯、亚述装备铁兵器的时间却比中国早得多。铁制农工具才真正是“新的生产力代表”。尽管有以上问题，但作者的基本观点还是清楚的。——引者注）
5.《战术史纲要》, 卢林著, 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10月第一版。
该书有的语句含义不太清晰。第73页“（中国）到了春秋末期，已开始用铁制造兵器了。”“到了战国时...从这时开始，我国的铁兵器逐渐取代了青铜兵器的地位。”（这里的含义就不清，到底作者认为中国的铁兵器何时取代了铜兵器？是战国时期就基本完成了兵器铁化的过程，还是这时才开始了兵器铁化的过程？由于在以后的篇幅里作者再未涉及这个问题，即使看完全书，读者仍然不知道作者的本意。——引者注）
6.《世界全史－新编世界军事史（上）》,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6年11月第一版。
该书是近年来比较著名的“大部头著作”，其中《世界古代中期军事史》（龙源、于可著）第139页写道：“春秋兵器为青铜制造，大体可分三类。”世界古代后期军事史（岳庆平 左芙蓉著）第135页写道：“秦汉时期的武器多为铁兵器、铜兵器已极少。”（这里也存在问题。众所周知，秦汉时期上至前221年，下至后221年，如不加详细说明，读者很难弄清作者的观点。至于对这个结论的看法，我下面还要提到——引者注
7.《中国上古军事史》,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5年8月第一版, 著者为前面已经介绍过的高锐。
在《中国军事史略》出版三年后，作者关于铁兵器普及时间的观点并没有变。因此这里略去该书第五章的有关内容。在第六章《战国军事史》的第六节《战国时代社会生产的发展与兵器的改进》第455页写道：“青铜兵器的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制造技艺达到了古代的高峰。”“但战国前中期，格斗兵器仍沿袭春秋时代的，兵器质材仍是青铜，后期，铁兵器才用于装备军队。”第457页“不过，铁（钢）剑在战国时代兵器总量中还不占优势，青铜剑仍是战国剑的主流，”第458页“皮甲胄、铜甲胄是战国时代的主要防护兵器；铁甲胄虽已出现，但并不占主要地位。
8.《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概论》, 谢国良、袁德金著, 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5月第一版。该书也存在语焉不详，前后矛盾的情况。
关于铁兵器的普及时间，该书在第三章《春秋战国时期军事思想》第二节《军事概况》中写到：“春秋战国，铁兵器的运用渐趋普遍，并取代了青铜兵器的地位。”160页第六章《秦、汉时期军事思想》第二节《军事概况》“这一时期（指秦、汉）铁兵器完全代替铜兵器。被看作兵器和生产工具铁器化的完成时期。”这些话的问题在于“取代了青铜兵器的地位”到底是什么意思？是指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上升，还是在军队中成为了好兵器的象征？或者是在数量上也超过了铜兵器？并且春秋战国的时间跨度很长，笼统的说意思不够明确。
9.《战国史》（增订本）, 杨宽著, 1995年9月第一版, 1998年3月第3版第10次印刷。这本书是战国历史的最权威著作之一。该书第303页写道：“春秋时代武器都是铜制的”，“战国时代铜兵器有显著进步。”304页“同时，由于冶铁技术的进步，矛、戟、剑等武器逐渐改用铁制。”308页“战国后期随着冶铁技术的进步，开始制造铁胄、铁甲。”
10.《中国通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由我国史学界的泰山北斗白寿彝同志任总主编，徐喜辰、斯维至、杨钊主编。上古时代（上册）第385页“春秋时期的兵器虽然仍用青铜铸造，而在农具、木工具方面已经采用铁制的了。”“但是，应当注意的是，春秋时代的铁制工具出土数量毕竟很少，这表明当时铁制工具的使用还很不普遍”
11.《中国科技史话丛书》之《古代兵器史话》, 杨泓著,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8年5月第一版。该书的水平较高，体系完整。如果要了解中国古代兵器，对于非专业的网友来说，看这本书已经足够了。关于中国铁兵器的普及时间，该书的叙述无疑带有很大的权威性。其第82页写道：“但是在战国晚期，钢铁兵器和防护装具大规模生产的条件还不成熟，”第84页“钢铁兵器成为战争的主要兵器是在汉代才实现的事。”999页 “这种变革的很关键的时期，是汉武帝时期，待到东汉时期，这个变革就完成了。”
12.《中国通史·第二册》, 范文澜著, 人民出版社, 1978年6月第五版。关于范文澜同志在史学界的地位，我想用不着我来多嘴。人民出版社在中国出版界的地位，当然也无需多说，该书是范文澜同志的代表作，以观点鲜明、条理清晰、深入浅出见长。总体水平高于国内绝大多数史学著作。（包括近年来许多大部头著作）我建议每个历史爱好者都借来好好阅读一番。
该书第75页“战国时期，楚、韩等国的‘巧治’应用炼钢（刚铁）术制造某些兵器，但直到汉文帝时，兵器仍主要是铜制。汉武帝设铁官后，推广炼钢术，全国铁官都能炼钢造兵器···近年来辉县、长沙发掘西汉墓葬，证明自汉武帝时起，长铁剑及铁刀代替了铜兵器。炼钢成为普通的技术，正是官营冶铁的效果。”
13. 青年文库之《中国古代史常识》秦汉魏晋南北朝部分,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1979年３月。为了尽快改变文革造成的青年文化知识缺乏的状况，国家对这套普及性的丛书予以了极大的关注。第一版印数即达20万之多，该丛书在当年几乎普及到了每一个青年。不过大概作者本人也未曾料到，24年后、文化发达的21世纪，依然需要这样过时的书来向一个大学生普及一个简单的历史常识！
该书第112页《汉代冶铁生产有哪些发展？》中专门讲述了中国铁器普及的历史。“到了战国，使用铁器才比较普遍起来，形成冶铁生产的第一次大发展时期。秦汉时期，尤其西汉中期以后，铁的生产量猛增，技术迅速发展，质量显著提高。这是我国古代冶铁业的第二次大发展时期。”“汉代铁的应用比过去广泛。铁器逐步取代了铜器。以兵器为例，汉武帝前，铜铁兵器往往同时出土；武帝以后，铁兵器占了主要地位；东汉时期，主要兵器已全部为铁制。”（请注意这句话，在该丛书出版后的许多历史读物都原封不动的照抄了它，直到今天。——引者注）
我查阅的史学专著、通史、论文集、历史教材和普及性读物共计21种。在未提及的其他书籍中，除一种以外都无一例外的主张中国铁兵器基本普及是在西汉时期。唯一的例外是经济史学家陈振中所著《青铜生产工具与中国奴隶制社会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9月第一版），陈振中先生认为中国铁兵器在战国后期就已经成为了主要的作战兵器。［见该书下编《铁器的使用与中国奴隶制社会的崩溃》第十三章《先秦铁器的使用 二、战国时期钢铁器物的普遍使用和业铁技术的巨大发展（二）铁器成为主要的生产工具，铁兵器到战国晚期已成为主要的作战武器》一节］对于这种观点，我不敢苟同。原因在于：一、陈先生对古文的运用和解释似有偏向性。陈先生的古文资料并没有超出我收集到的范围，从原文看，根本都不能证明战国后期铁兵器已占主要地位。（可以参阅我下面的引文）而且，在抄录《史记·秦始皇本纪》时，不知是否疏忽，恰恰少抄录了关键的一句话：“以弱黔首之民”，如果当时铁兵器已占兵器的大部分，那么单单收缴铜兵器，又怎能“弱黔首之民”？二、考古表明，汉前期的铜兵器仍然是经常出土的，在西汉前期还往往在数量上超过同地出土的铁兵器。远不是在秦之后就“基本结束了”其历史。（这点在下面还要提及）三、即使是贵族墓，其中的殉葬兵器也是实用型的。在春秋战国时期根本没有以仪仗兵器代替实用兵器殉葬的风俗，相反，当时的丧葬习惯是尽可能模拟墓主生前的生活，一般以墓主实际使用的器物殉葬。事实上，中国早期的铁钢兵器大多是在贵族墓中找到的。四、最主要的是，即使武士的墓也无法证明战国时铁兵器已经占据了主要地位。陈先生的有关证据有三条，其中两条出土铁兵器较少，难以说明问题。唯一出土铁兵器比较集中的燕下都群葬坑是非正常墓葬。形成时的情况到底如何，历史背景是什么，都不清楚。在更充分的证据出现之前，史学界现在还难以下结论。相反的，铜兵器出土不仅数量多，而且在各种墓葬中都有许多例子。［关于春秋战国的墓葬风俗，请参看《百卷本中国全史.中国春秋战国习俗史》（史仲文、胡晓林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关于出土铜兵器的情况，推荐《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袁仲一著.文物出版社1990年12月第一版），该书是研究秦兵马俑的权威之作，篇幅极大。可以说对于秦兵马俑的方方面面，包括对战国后期铜兵器的一切有关问题都已经有了详细的阐述。如果哪位网友对秦兵马俑兴趣很大，更应该购买该书。我在本文后面还要将其中直接涉及铁兵器取代铜兵器问题的一段作为附录。］到目前为止，支持陈振中先生的学者并不多。
综上所述，目前历史学界普遍认同：中国铁兵器基本取代铜兵器的时间是在西汉中期或以后，到东汉这一过程完成。分歧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1. 战国后期铁兵器是否占据了主要地位？目前认为“没有”的学者人数较多，一些大家如郭沫若、范文澜均持这一观点。2. 中国铁工具和农具是什么时候占据主要地位的？有战国说和西汉说两种。这两个分歧都没有达到辩论的程度。关于这些分歧，感兴趣的网友可以参阅我在文中列出的各种著作。
也就是说，中国史学界普遍认为：中国铁兵器取代铜兵器的进程是在耶元前2世纪后期开始－后1世纪初完成。
那么，欧洲的情况如何呢？
根据名从主人的原则，现摘录西方史学家的观点于其下：
1. encyclopedia americana copyright (c) 1990 by Grolier Incorporated, 在该书的 IRON AGE 欧洲义项下写道：“在相同时期（约前十二世纪——引者注铁的使用开始传入欧洲。主前十一世纪，希腊克里特岛的坟墓中已经放有铁器；约在主前900年铁器出现在意大利的 villanovan 族中，根据传说可能由来自小亚细亚的特洛依人(Etruscan)引进。约在主前700年，第一个大规模的铁器制造中心在现代奥地利的 Hallstatt 地方发展起来。当地含量很丰富的锰铁矿竟然不需要碳化。(此句意思不明,作者的本意大概是说用当地产的铁制造的铁兵器不需要一般制造铁兵器的碳硬化过程就足够坚硬了。--引者注)。Hallstatt 的铁制长剑，可能是凯尔特人崛起，并在以后几个世纪中统治中欧和西欧的主要原因.随着凯尔特人的扩张,铁的使用也遍及欧洲，许多地区结束了以青铜复制 Hallstatt 长剑的历史。...到了主前500年，铁和铁的生产在相当于现代的德国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地区已经很普遍。在不列颠，历史悠久的青铜制造业仍很重要，铁器制造业的引进因此较晚，但到了主前450年，铁也取代了青铜。...”在其他地区义项下明确写道：“铁的使用在主前六世纪才首次传入中国——比北欧还晚。”
2.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Inc. 该书第三章《巨人时代 罗马的军事体制（主前220年以前）》写道：“（罗马）每个士兵还配有用于刺杀的短剑，大约有1.米长。”罗马的重标枪或标枪，是一种具有独创性的武器。这种标枪容易投掷，穿透力大，一半是金属杆，一半是木头制成，也就是将一根铁头插入木杆中。”在同一章《秦朝的军事体制》中，作者写道：“主前2—3世纪，中国看起来在武器设计方面已经远远的领先于西方，但在冶金术方面则明显的落后，中国在秦始皇时期才开始使用铁兵器，而且还仍然保留大量的青铜兵器。在此以前很长一段时间，地中海世界的军人们已经开始完全使用铁兵器了。另一方面，中国的铜兵器似乎非常尖锐，在硬度和韧性方面，可以与同时代西方的铁兵器相比。”
从这些话我们可以发现什么呢？除了那些已经讲得很明白的话以外，还可以纠正一个常识性的错误：罗马的短剑并不真的“短”，事实上全世界最长的青铜剑是中国嬴政兵马俑坑中出土的94.8厘米剑，从青铜的特性来说，很难再超过这个长度。长达1.2米的剑，必是铁剑无疑。罗马短剑的长度有各种规格，最短的规格是两英尺长（约合6６厘米）。仍比战国时期中国地区一般的铜剑长，而与同期的中国铁剑相当。所谓 “短”，当是与投枪等长兵器相比较而言的。
当然，这段引文也有错误，就是关于中国铁兵器开始使用时间的说法。现在根据考古资料，可以肯定中国地区在春秋时期就开始使用铁兵器了。
3.《全球通史·150年以前的世界》中文版（在书店及图书馆未找到英文版——引者注）, 缪吕肯.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p170 “不过，这一阶段（指铁器时代——引者注）——在印度，大约是前800年；在中欧，是公元前750年；在中国，是公元前600年。”
4. 在国内的世界史著作在这方面也是清楚的。《世界史.古代史》（主编：崔连仲, 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第一版, 1986年8月第四次印刷。）该书第五章《古代希腊》第二节《荷马时代》第203页“公元前两千年代末至一千年代初希腊由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过渡。”第204页第三节《奴隶制城邦的形成》“公元前八至六世纪是希腊奴隶制城邦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又被称为早期希腊。这时希腊各地社会生产力有新的增长。铁制工具逐渐普遍应用。装有铁铧的犁、铁锄和铁锹等农具的广泛应用，使希腊多山而贫瘠的土地成片的得到开垦和深耕。”第七章《古罗马共和国》第一节《上古意大利和罗马的“王政”时代》第291页 “发掘表明，约公元前一○○○－八○○年间意大利已经渡到铁器时代。第295页“‘王政’时代的罗马，由于铁制工具的普遍运用，并在伊达特里和希腊文化的影响之下，社会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
尽管近年来狂热民族主义在中国史学界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不良影响（主要是“提前”中国科技发明、发现的时间直至中国文明本身的长度，夸大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作用等），但目前无论在中外史学界，关于中国与欧洲铁器普及时间的先后，意见仍然和过去一样完全一致——不是百分之九十九，而是百分之一百的肯定：中国晚于欧洲。
除列出了引文的书籍外，可供参考的书还有《中国小通史》（长城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和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中国历史》--先秦卷（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作者：张岂之，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秦汉魏晋南北朝卷（作者：张岂之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两书均为2002年5月出版），中国铁兵器普及时间在考试时可作为选择题，占1-2分。
(2) 中国古书中的资料
在研究中国铁兵器普及时间时，一个重要的途径是研究史料，在古代，中国是世界上历史著作最完整、最丰富、最详尽、最可靠、水平最高的，这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然而即使是中国的史料也并不是绝对可靠的，在中国史书中，主要的问题是：
1. 托古。在中国古代，托古著书的现象很突出。先秦著作大部分夹杂有后人的“私货”。显然，用后人的说法来证明当时的现状是不可靠的。
2. 文言。中国使用的是象形文字，因此可以长期使用与口语脱节的文言文。在先秦，文言还是基本与口语相近的，但后来文言长期使用，渐渐脱离口语。一些用语从字面看上似乎并没有大的变化，但意思却完全不同。加之年代久远，因此先秦文献的翻译历来是见仁见智，难得统一。例如《墨经》中关于光学现象的一段话，就很难解释，至今都没有一个公认的译文。
3. 文学化的弊病。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基本上写什么文章都力图实现文学化，他们的著作中存在着大量的 “艺术加工”。这样有利于吸引读者，但却不利于科技知识的保留。我们今天很难清楚到底先秦古文中的一些数字究竟是实指还是虚指，从古文中往往也很难了解某项技术的工艺流程。
4. 专业不对口问题。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是纯粹的书生，很少有其他方面的专业知识。懂得科技的人就更少，一个外行人叙述技术问题，难免有偏差。
5. 近年来狂热民族主义给历史学界带来的不良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古文方面，主要的表现是任意解释古文和偏用古文，怎样解释对表现中国的“优点”和“长处”有就怎样解释，哪段古文对“中国最好”的论点有利就摘用哪段，而对于相反的资料，论意义如何，均一概略去不登。
因此在引用古文时，要注意鉴别。
目前有关先秦铁器使用情况的主要有如下几条资料：
一. 最为经典的和最能说明春秋时期铁器使用情况的是《国语.齐语》中据说是管仲说的话：“美金以鋳劍戟試諸牛馬惡金以鑄（金且）夷斤（屬刂）試諸壌土。” 尽管管仲有没有说过这话不清楚，但《国语》成书时间不晚于战国，这句话可以说是表明了早期铁器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低下地位——与世界上其他文明初遇铁时的如获至宝形成鲜明的对比。
注：“恶金”亦有说法认为也是青铜，不过是较劣的青铜。但现在普遍认为是指铁。
用书：（《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 1978年三月出版, 第二百四十页）
二.《管子》的记载：在《管子.地数篇》中有“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千六百零九”的记载。其海王篇说：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金咸——古文中有不可用輸入法表現的字我只能用拚字的土辦法表現，下同）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令（古本為‘今’）（金咸）之重一三十（金咸）一人之籍也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此处之‘七’王引之认为应是‘十’）。”（用书：《管子轻重篇新诠》, 马非百编成, 中华书局1979年12月, 第二百零二页）
需要注意的是《管子》一书中文章的作者时间跨度从战国到秦汉都有，但以战国为主。而上面那条海王篇中的资料有“铁官”字样，而铁官是秦朝时才设立的，因此可以肯定海王篇的作者至少是秦时人，所以这条引文反映的应当是秦以后的情况。在第一条引文中需要注意的是在铁器普及时期，人们已经知道了铁矿比铜矿多得多。
三.《韩非子·内储说上》有：“夫矢來有鄉（通“向”，下同）則積鐵以備一鄉矢來無鄉則為鐵室以盡備之”的话。“积铁”有两种解释：铁盾或铁甲。而“铁室”也有两种解释：防护全面的铁甲或铁屋子。我难以断定正确的解释。
用书：《韩非子集释》陈奇猷 校注 上海出版社1979年7月新一版 原版为中华书局出版。 摘第五百三十六页, 卷九《内储说上——七术第三十》。
四.《荀子》中有：“楚人鮫革犀兕以爲甲（革合）如金石宛鉅鐵釶慘如蜂虿轻利（亻票）（辶敕）卒如飄風。”的话。其中的鉅指大钢，釶指长矛。以今人的看法，并不觉得蜂蜇有什么惨的，可能古人的想法不同。（《荀子·议兵》卷十议兵篇第十五, 第二百八十一页）。
用书：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荀子集解》, 清-王先谦编, 中华书局1988年9月第一版
五.《孟子》中有著名的问句：“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
用书：《孟子正义》, 清-焦循撰, 中华书局1988年10月第一版，摘该书第三百七十页《滕文公卷十一 孟子卷第五 滕文公章句上》
六.《吕氏春秋》有一段话：“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丘（穴鳥，一作鳩）衣鐵甲操鐵杖以戰而所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注：铁杖在考古中发现不多，尤其是古文中这种较大的铁杖，还没有实物发现。
用书：《吕氏春秋集释》, 许维遹编, 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年５月第一版，引文摘自卷二十一《开春论第一》
七. 作为中国早期第一种信史，《史记》中的资料比较多。如：“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壯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吾恐楚之圖秦也”（卷七十九：范雎列传）“朱亥袖四十斤鐵錐錐殺晉鄙”（卷七十七 魏公子列传）在《苏秦列传》中，有“铁幕”字样，《索隐》对此的解释是“谓以铁为臂胫之衣”。在《秦始皇本纪》中，有张良命壮士使用巨大的铁锥投掷秦始皇车队的记载。
注：这种巨型的铁锥，在考古中也没有发现。
用书：《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9月版，摘自第两千三百八十一页、两千四百一十八页。
在信史中基本上就是这些，如果加上近年来以不认为是史书的《战国策》，那么还有以下的情况：韩策一也讲到了“铁幕”，还有“陸斷牛馬水擊鹄雁當敵即斬”的话。
用书：《战国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5月版
注：《战国策》之所以不再被认为是可靠的史书，原因在于其史实差错太多。关于这点可以阅读近年来的研究文章和译本。
从总的情况看，汉代之前有关铁器的古文资料不仅少而分散，而且很少有关开矿、工艺流程等方面的段落，甚至西汉初期也很少，表明铁器的制造工艺中国地区的人们还不熟悉。我们还可以发现当时的铁工具和农具已经比较普遍了，在古文中有关的语句相对较多。而铁兵器很少，人们把它当作一种新式武器来加以描写。
相比之下有关铜兵器的资料就很多，而且在工艺流程方面有完善的记载。
一.《吕氏春秋·季春纪第三》“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無或不良百工咸理”。
请注意：在西汉之前，中国人对金属往往区分得不很清楚。将除铁之外的所有金属都称为“金”。这跟中国金银矿产较少，主要使用铜货币有关。
二.《荀子》“刑范正金锡美工治巧火齐得剖刑而莫邪己然而不剝脫不砥厲則不可以斷繩”。（疆国篇第十六 卷十一 第二百九十一页）
三.《周礼》“鄭之刀宋之斤魯之銷吳粵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地氣然也燕之角荊之幹妢胡之（上竹下可）吳粵之斤錫此材之美者也”“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设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土直）之工二。···攻金之工築冶鳧栗段桃。···”“（火樂）金以爲刃”。
用书：《周礼》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5年2月第一版。摘录《冬官考工纪第六》，第四百一十九页、第四百二十页。
在考工纪中还有一段著名的记载：“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锺鼎之齐；五分齐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齐金而锡居二，谓之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转引自"第三异空间论坛－动漫讨论区, http: //www.3magicspace.com/bbs/list.asp?boardid=2"）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铜锡合金配方表，当然根据现代科学我们知道这份配方并不科学，因为古人无法分析合金成分，其中所称的“锡”实际上包含了青铜中所有的非铜成分，并且比例也不准确。但在古代，这份配方表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是一份珍贵的文件。
注意：这里的资料表现了中国青铜时代长期延续的原因之一：中国有丰富的锡矿，锡与铜的合金，只要其中的锡比例合适，就可以使青铜器得到人们想要的各种不同性能。而中国的锡矿丰富，可以使中国人有充裕的试验用品来慢慢摸索出较正确的青铜制造工艺，而锡矿较少的国家显然没有这种条件。
四.《史记》中有关铜兵器的段落也有很多。在《秦始皇本纪》中，司马迁摘录加以的话说：“太史公曰···秦王···墮名城殺豪傑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爲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秦始皇本纪第六》, 第二百八十一页）。这是有关当时铜兵器的很重要的一句话，它表明：即使在秦朝，只要收缴了铜兵器，就可以虚弱人民的武装。很显然，当时中国铁兵器的数量是微不足道的，即使不收缴也关系不大。
从其他方面看，《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的以铁致富者有蜀之卓氏、宛之孔氏、鲁之曹邴氏等，他们都是在战国时才发展起来的。
昭宣之世，全中国有郡国一百零二。其中设铁官者如下：京兆郑、沛郡沛、左冯翊夏阳、魏郡武安、右扶风雍、长山都乡、弘农郡、涿郡、弘农宜阳、蜀郡临邛、河南郡、犍为郡武阳、颖川阳城、犍为南安、汝南西平、琅琊郡（此两字的古代写法与现代正好相反，“琅”字有耳旁，“琊”字没有。）、南阳宛、庐江皖、山阳郡、河南郡、河东安邑、河东皮氏、河东绛、太原大陵、河内隆虑、千乘郡、千乘千乘、济南东平陵、泰山嬴、齐郡临淄、东莱东牟、辽东平郭、胶东国郁秩、东平国、楚国彭城、东海下邳、临淮盐渎、临淮堂邑、汉中沔阳、陇西郡、渔阳渔阳、右北平夕阳、中山国北平、成阳国莒、鲁国鲁、广陵国。但《汉书》称当时全国共有铁官四十九处，另三处的情况不详。这样，设铁官的郡国仅占当时全中国郡国数的二分之一。（见《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
需要注意的是在四十六处铁官中，在江南的仅蜀郡临邛一处。是不是江南没有铁矿，因而不宜设立铁官呢？否。马鞍山、当涂、鄂东、鄂西，都是当今著名的铁矿。湖南、两广也有铁矿。那么是不是江南很太平，不需要大量铁兵器补充呢？否。前111年，汉灭南越，征服壮族／越族地区、前111年－110年，中国征服东越，同时侵入海南岛、前109年，中军又入侵西南各族地区，此后各族人民的反抗此起彼伏，各殖民地的中军都不得安宁。而到了昭宣之世，江南仍只有一处铁官！这种情况是值得令人深思的，
在汉代，铁器逐渐普及，中国人的冶金知识也有了进步，因此，在《汉书·地理志》中有了如下的话：“巴蜀亦沃野地饒卮薑丹沙石銅鐵竹木之器···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遊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豫章出黃金長沙出連錫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蕘之所居···粵地···今之蒼梧桂林合浦···皆粵分也···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銀銅果布之湊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
（《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６月出版, 第六册, 卷二十八）在东汉，显然已经能够区分青铜和黄金了。“铜”也取代了“金”，成为铜的专用名词。但我认为在西汉一般所称的“黄金”当指黄铜，原因在于当时的文章提到的“黄金”，数量未免太大，动辄成千上万斤。而众所周知：中国不是一个盛产金的国家。
上面这条资料表明：到了汉代，青铜不再是包打一切的“金”了，人们必须想一个新名词来称呼它。从此铜被认为是金属的一种，与铁并列。铁直到这时才争得了平等地位，不再是劣于铜的“恶金”。
(3) 考古资料
TIGERyj 先生经常用到的一个词组是“考古资料”，但很遗憾，他并没有提供哪怕一个具体资料或资料索引。其实，有关铁兵器与铜兵器的考古资料，有很多很多。只是——用鲁迅先生的话说——看你肯不肯把睡懒觉、谈恋爱、玩网络游戏、在论坛上灌一些空洞无物的水的时间，分出一点来用在找资料上而已。以下是我找到的考古资料汇总：
1. 河南上村岭虢国目的出土兵器中，出现了脊、茎、刃区分明显的柱脊铜剑，但最长的不过近40厘米。还出现了圭型锋的长胡二穿戈和三梭型锥体铜镞。上村岭墓地的年代为春秋晚期。（参见《上村岭虢国墓地》）
2. 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出土越王勾践剑，该剑青铜质，全长55.7厘米。上有错金铭文“越王鸠浅自作用剑”。越王勾践是春秋最后阶段的人，当时吴越的剑号称锋利，但最长的不过如此。（参见《文物》1966年第5期）
3. 春秋时期的复合铜剑多有出土，这种剑的特点是脊部含锡量较低（约百分之十几），性坚韧而较软，两侧刃部含锡量较高（一般在百分之二十以上），性硬而脆。复合剑将高锡合金与低锡合金的优点合而为一，剑既锋利又不易折断。当时欧洲正在以铁兵器取代铜兵器，铜兵器基本上停止了发展，而中国铜兵器的发展却方兴未艾。（参见《中国古代冶金》, 北京钢院, 文物出版社1978年12月出版）
4. 长沙春秋晚期墓中出土钢剑，由含碳0.59%的中碳钢制成，长38.4厘米，是目前中国发现年代最早的块炼铁渗碳钢制造的兵器。而就世界范围而论，在前11世纪的凯美遗址之中，有残留的钢，但这一发现不能肯定。可以肯定的世界最早的钢器在印度，前六世纪冶炼。（参见《文物》1978年第10期）
5. 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大量铜兵器和皮甲胄，有弓矢、戟（二果或三果）、矛、殳、戈，兵器柄多用“积竹”柄。出土髹漆皮甲胄、髹漆皮马甲。曾侯乙死于前433年或稍晚。（参见《文物》1979年第7期）
6. 河南淮阳马鞍冢楚墓车马坑中出土的驷马木战车的车舆上，装有青铜护板。年代为约前278~240年。（请那位说战国战车已经使用了铁护板的网友注意《文物》1984年第10期）
7. 战国时期的青铜弩机，在湖南、四川、山东、河北、河南等地均有发现。以1952年长沙南郊扫把塘138号墓出土的髹漆木臂最完整，弩机（牙、悬刀、牛）直接装入木臂槽内，无铜廓。同出弩箭带有装铁铤的三梭型铜箭镞。（参见《中国古兵器论丛》, 杨泓著, 文物出版社, 1980年第一版增订本于1985年出版）
8. 目前战国铁兵器出土最多的是河北燕下都44号墓发现的战国晚期钢铁兵器群。有剑15件、矛１9件、戟１2件、小刀一件和匕首４件，铁尊１１件。经检验有些剑、矛、戟是块炼铁渗碳制成的低碳钢制品，并经过淬火，是中国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淬火产品。也有用块炼铁直接锻造的铁剑。还出土有一顶有铁甲片编成的兜鍪。该墓是一个乱葬坑，所埋葬的人系非正常死亡。具体情况如何至今不清楚。（参见《考古》1975年第4期）
9. 嬴政陵墓著名的兵马俑出土数量众多的披铠甲陶俑，并出土有四马（陶马）木质战车和牵马的陶骑兵俑。同出兵器极多，青铜兵器即达近40000件，而同地出土的铁兵器不过4件（与铜镞相配的铁铤一件、铁镞两件、矛一件）。铜兵器的样式有：剑、戟、铍、殳、镞和装铜弩机的木弩。青铜兵器制作极其精密，铜剑表面无锈痕，镞表面有含铬约2%的致密氧化层，有人认为是用铬盐进行过表面处理，但未能证实。（《文物1975年第11期，及前面推荐的《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
10. 前200年，在西汉都城长安建设了中央武器库——武库，一直使用到新朝，后在新末大战乱中毁弃。遗址在今西安大刘寨。1975年开始发掘，出土大量铁兵器，有刀、剑、戟、矛、斧和镞，以及大量的铁铠。仅铁镞即达1000余件。还有少量的铜兵器。说明在新朝末期，铁兵器已经基本上取代了铜兵器。（《考古》1978年第4期）
11. 陕西咸阳杨家湾西汉早期墓出土陶俑群，所披黑色铠甲被认为是模拟铁甲，有步兵的带披膊的札甲和骑兵的不带披膊的札甲，并出现做工精细的鱼鳞甲。（《文物》1966年第3期、1977年第10期）
12. 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大量铜铁兵器。有渗碳钢制的剑、块炼铁和低碳钢制的大量箭镞和铠甲片，出现了环首长刀和戟、以及由2859片甲片编成的鱼鳞甲。铜兵器有戈、矛、剑、匕首、弩机和镞。弩机已经有了铜廓，可以加强弩力。部分弩机的望山上有刻度，作用类似于今天步枪的表尺，增加了射击的准确度。刘胜死于前113年。(《满城汉墓发掘报告》）
13. 1959年~1960年在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市郊二十家子古城出土一领完整的西汉铁铠，是由大型长方形札甲片和中型圆角长方形甲片合编的实例，铠高64厘米，约用648片甲片，总重约1114克。（《考古》1975年第4期）
我还寻找了1982年全年和2002年1-5期的《考古》杂志，这11期中，涉及春秋至东汉兵器的遗址发掘报告共21份，其中，春秋之前遗址无一处有铁兵器；春秋时期同样如此；春末战初有铁兵器的遗址一处：当地出土的铜兵器数量多于铁兵器；战国有铁兵器的遗址一处，铜兵器多于铁兵器；西汉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共有七处遗址出土铁兵器，铜多于铁两处、铁多于铜两处、全铁四处、全铜三处，当时中国统治区出土的铁兵器数量多于当时外国外族的铁兵器，并明显的表现出西汉后期铁兵器多于前期的趋势；东汉出土兵器遗址三处，全为铁兵器。另外战国铁工具、农具出土两处，西汉铁农具、工具出土五处，铁工具、农具出土的数量明显大于铁兵器，并且有了大型的制造基地。以上这些都与史学界的主流观点相吻合。2002年的情况与1982年并没有大的变化，1982年至2002年间的其他各期《考古》以及中国考古学界另一本著名杂志《文物》情况大同小异，不再赘述。关于欧洲铁兵器普及时间和欧洲古代冶铁作坊（包括古希腊的冶铁作坊）的考古资料，可参看上面列出的西方史书的附录——这花不了多少时间。
本节附1：中国考古与历史杂志名录
《文物》,《文物》编辑部编, 文物出版社, 1959开始发行, 广西图书馆索书号 K873/00272
《考古》,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科学出版社, 1959开始发行, 广西图书馆索书号 K85/44400
这两本杂志是考古学界最有影响的杂志，史学论文几乎肯定会引用其中的报告。
《史学月刊》, 《史学月刊》编辑部编, 中国史学会湖南分会主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57年开始发行, 广西图书馆索书号 K/50772
《军事历史》,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3年开始发行, 广西图书馆索书号 E29/37575
此外，《轻兵器》杂志有时会介绍古代兵器，也可以观看。（该刊由轻兵器编辑部编1977年开始发行 , 广西图书馆索书号 TJ2/51726
至于西方比较有用的杂志有：
中图刊号：210MC058
中图刊号：210MC057
中图刊号：210B0117
中图刊号：210C0057
中图刊号：210E0072
《Greece & Rome》中图刊号：420C0051
本节附2：《考古》杂志的有关文章推介
1982年第1期《云南铜柄铁剑及其有关问题的初步探讨》, 作者-张增祺。从该文中的考古资料我们可以知道，云南土著居民早在春秋末期就开始制作铁剑，并不比中原晚多少。
1982年第3期《咸阳市空心砖汉墓清理简报》, 咸阳市文管会、咸阳市博物馆编写。该文有助于了解西汉中后期到新朝铁器的普及情况。
同期《扬州东风砖瓦厂八、九号汉墓清理简报》, 扬州博物馆编。该文表明新朝铁兵器取代了铜兵器。
同期《河南镇平出土的汉代窖藏铁范和铁器》,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镇平县文化馆编。阅读该文可以了解西汉末至东汉中国铁工具的制造方法。
同期《湖南郴州市郊东汉墓发掘简报》, 湖南省博物馆编。这篇文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汉铁兵器已经取代铜兵器。
1982年第4期《四川宝兴县汉代石棺墓》, 宝兴县文化馆。该文中的考古资料十分清楚的表现了西汉时期以铜兵器为主过渡到东汉以铁兵器为主的历史进程。
2002年第5期《江苏邳州市九女墩三号墩的发掘》, 孔令远、陈永清撰写。该墓是汉初铜兵器使用情况的缩影。
(4) 中国普及铁兵器的进程比其他古文明缓慢的原因
史学界公认，中国普及铁兵器的时间晚于其他所有的上古文明国家。并且这个过程相当长，从春秋末开始，到西东汉之交才完成。时间跨度近五百年（欧洲普及铁兵器用时约三百年）。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中国普及铁兵器竟如此之难呢？我认为有如下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中国封闭的地理条件，使其不易得到其他先进文明的文明成果。
打开中国地图，可以发现仅就直线距离来说，中国就已经远离其他先进文明了。如古都西安，是中国古代最靠西的一个大城市，它与其他文明中心的直线距离如下：新德里3000约公里、德黑兰约5000公里、巴格达约5500公里、开罗约7000公里、雅典约7300公里。相比之下，雅典距巴格达约2000公里、距开罗约1200公里、距新德里约5000公里。
更糟糕的是，中国周边的环境不适于通商和旅游。从地理角度说：在中国东方是多台风的太平洋，耶元13世纪，入侵日本的14万中军就是因为遇到台风而遭到重创；往南是同样险恶的南海，中国周边的海洋都是大面积的深海，受北赤道暖流和北太平洋暖流的影响，变幻莫测，缺乏较安全的平静水域，对于古代帆船来说是难以逾越的障碍，唐朝时的高僧鉴真，五次东航有四次败于大风，第五次也遭到大风袭击，仅仅因为运气才侥幸登上日本；在陆地上，中国以南的中南半岛是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通行极其困难；往西南是不适于人类活动的青藏高原；往西3000多公里都是干旱地区；往北则是寒冷的西伯利亚；中国周边没有一个较好的对外交往的窗口。从古代国际交往的最大动力——商业的角度考虑，在铁器时代初期，中国周边各国各族普遍人口较少，没有较大较富裕的文明中心，也就是说缺乏较大的市场；而对中国商品需求较大的西方国家，由于路途太过遥远，只能通过中间商（如波斯人）进行贸易，中国商人的商业机会并不多；相比之下，中国地区人口较多，市场空间很大、路途平坦，各国政府都对商业加以保护、从事华夏文化圈内的商业活动十分安全和较易致富；以上三个原因使得华夏诸国商人缺少对外交通的兴趣，都把注意力放在华夏文化圈内。从文化交流的角度讲，中国离其他大文明太远，周边各国各族文化、科技落后，使得中国地区缺乏学习外国长处的动力和紧迫感。最后，即使是民间小规模的对外交往和贸易，也受到古代中国对外扩张造成的华夏诸国与周边各国各族尖锐矛盾的影响，进行得十分困难，危险很大。
由于以上自然和人为的不利因素，在整个古代，虽然每个时代的情况不尽相同，但总的来说，中国人主动对外交流并不多，并且主要是政府行为和边民小规模的交易，集中在距中国较近的那些落后地区。而外国与中国的交往也只能是零散的，小规模的。这样一来，古代中国人实际上从来没有受到过外来先进文化的较大冲击，助长了他们睥睨天下的自傲心理。外国的先进科技，当然也就更难进得来了。
在人类历史上，那些对外交往便利的地区往往也是较发达先进的地区。铁器时代初期的两河流域正是这样一个地区。从耶元前五千年这里出现城市之后，就一直牢牢地稳坐在世界领先文明区的宝座上。文字、铜器、铁器、砖砌建筑物、灌溉农业、城邦民主、法律、学校···莫不在世界之先。究其原因，正是两河对外交往便利。两河流域本身是新月沃地的一部分，这里在上古时代是被称为天堂的农业宝地，丰富的出产养活了众多的文明，可以说这里的每个民族对世界历史都有贡献，连小小的落后部落联盟以色列人，都发展了世界第一种一神教。两河流域因为有便利的灌溉条件的缘故，当然成为天堂中的天堂，并且两河的对外交往条件极其便利。往东是当时的波斯，这里的植被还没有被破坏之前，是一个有利于通行的地区，商队和游客可以直通印度河流域，接触印度文明；两河以北的高加索山脉，从来不是截断南北交通的障碍，山北的游牧文化和山南农耕文化的交流，从来没有中断过；两河以西，新月沃地直抵大海（即今地中海），在巴勒斯坦上船，沿海岸行驶可直抵爱琴海，与爱琴海文明接触；西南，从巴勒斯坦到尼罗河三角洲直线距离不到350公里，步行也仅需十天。这样有利的环境，对于先进文化、科技的传播当然是十分有利的。各先进民族之间的战争，促使他们不断改良武器，所以铁兵器最先在两河流域得到普及，一点不奇怪。
而在两河流域之后领先世界的南欧文明，也是便利交通的受益者。希腊、罗马所在的地中海是一个内海，相对中国的东海、南海来说风平浪静，对上古简陋的桨船航行十分有利，而在近代铁路发展起来之前，海运的运费仅是同等距离陆上运输的1/30，发达的海运对于希腊、罗马的经济和对外交往来说，都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欧洲文明的发展，从来没有与其他文明截然分开过。希腊人对巴比伦和凯美都十分熟悉，对遥远的印度也不陌生。他们的学者中很多人去过凯美和巴比伦（最著名的是测量金字塔高度的泰勒斯），甚至可能有人去过印度（即毕达哥拉斯），这种文明间充分交流的场景，对于古代中国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而波希战争、亚历山大东征、罗马对凯美的征服和对两河流域的远征，更是先进文明之间军事文化与科技的直接碰撞，迸发出了光耀千古的火花。欧洲人较早的普及了铁兵器，当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令我奇怪的不是中国在近代落后，而是中国在封建时代竟然能够领先世界一千两百多年。细细想来，中国相对闭塞的环境固然不利于文明交流，但却也阻止了外来先进文明的冲击，使中国人可以安全的沿自己的道路走下去。尽管走得慢，但一直走下去，总可以得到成果。当两河流域因生态破坏而风光不再，当欧洲在基督教的统治下变得极度愚昧的时候，中国人的机会就来了。而中国在世界上由落后变成先进的标志物，就是钢铁兵器的普及。这点，下面还要讲到。
第二个原因是中国的锡矿丰富（探明储量居世界首位），铜矿、铅矿也较多，使得青铜器的制造相对较易，质量较高。压制了早期不完善的铁兵器。
早在商朝，中国人就铸造了重832.84公斤的司母戊大方鼎，显示出中国人在冶金技术方面的出色才能。后来，制造青铜兵器基本上使用的也是浇铸法。在长期摸索的过程中，中国人逐渐改进了铸造工艺和其他加工工艺，使得中国青铜兵器的质量得以达到青铜材料所能支持的极致。例如前面所说的复合剑，就是一个杰出的成果。中国人还有一些令人感到费解的发明：越王勾践剑历经两千五百年岁月，出土时依然光亮无锈迹。据分析该剑进行过表面硫化处理。如果说这是一个孤证的话，那么后来发生的事情就更离奇：在嬴政陵兵马俑出土的两柄秦剑也同样毫无锈迹，锋利如初。经分析，这两柄剑进行过表面铬酸盐氧化处理。要知道，现代的铬盐处理法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德国发明的！虽然古代中国人用什么办法得到了铬盐处理的效果现在仍不清楚，但可以肯定这种方法是有效的（当然，如果以后证明这些剑不锈仅仅是巧合或其他非技术原因除外）。同时，中国青铜剑的长度也是世界之最（最长94.8厘米）。这么出色的青铜兵器，当然能够与早期产量低，质量不保证的铁兵器抗衡，甚至胜过。其实，在战国时代，铜铁经常合用在箭头上，负责杀伤的镞由铜铸造，而附件铤则由铁制造。这雄辩的表明当时的铁镞不如铜镞锋利。
第三个原因，也是根本的原因：中国铁矿石的品质低劣。
在讨论中国铁兵器取代铜兵器的问题时，人们常常忽略一个最基本却也是最重要的常识：一个国家的技术发展，直接受其境内自然环境和资源状况的制约。如果说历史学家很少谈及这点，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常识没有必要专门讲的话，那么在网上有些青年历史爱好者也很少谈及这点，恐怕就是因为没有受到过专门的历史基础教育和太过浮躁、不愿“钻”下去看书，因而知识储备量不足的缘故。
在科学还没有诞生的古代，无论是农业、商业还是手工业，都处于“靠天吃饭”的状态中。一个国家的某项事业是否兴旺，首先取决于该国有没有从事这种事业的自然条件。所以，凭借便利的交通和较少的人口，雅典可以用古代海商业来支持国家经济，而离东地中海商业要道相对较远，人口相对较多的罗马就不能；雨量适中，土地肥沃的中国可以发展出发达的农业，而极端干旱，遍地沙漠的阿拉伯就不能；银储量极多的阿兹特克可以将银作为货币和普通的饰物，而缺乏银矿的中国显然不能。
冶铁业也不能例外，虽然铁在地球上是一种常见的金属，但本国铁矿脉的大小、铁矿石的质量好坏、铁矿开采的难度，仍然是制约一个国家冶铁工业的首要自然资源条件。铁资源质量好、数量大的俄罗斯、印度、澳大利亚、巴西，是铁矿石的重要出口国；英、法、德、三国之所以能够建立起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们都是铁资源丰富的国家；而历史上的名刀，其原料必然来自铁矿石质量优越的地区，如印度、日本。
在铁兵器使用初期，人们都还没有熟练掌握冶铁技术，谈不上用专门的冶金工艺来改善铁器性能，这时，铁矿石质量的好坏便直接决定了铁兵器质量的好坏。对于世界上其他文明古国来说，这不是一个问题，因为铁矿是相当常见的，并且，世界铁矿的一般水平是富矿占矿产总量的50-60%左右，也就是说，一般人们开两个矿，就会遇到一个富矿。富矿的矿石含杂质少、易于锻造、制出的铁器性坚韧，对于制造铁兵器相当有利。即使是块炼铁，也能够压倒青铜兵器（各文明古国的青铜兵器都没能够发展到象中国那种水平）。所以各文明古国接受了先进文明传来的冶铁技术之后，在本国富铁矿的支持下，都很快的用铁兵器取代了铜兵器。
中国却与众不同。其自然资源具有这样几个特点：贫矿、难选矿、综合矿多，富矿、易选矿、单一矿少。而铁资源正是最好的例子：蕴藏量虽多（探明储量501亿吨），但易采易选的贫矿多、需综合利用的多组分矿石多、富铁矿资源少、可直接入炉的高炉富铁矿不到探明总储量的3%！并且矿石普遍含有较多杂质，如硫、磷等，甚至有少数矿石含有铀元素，硫会使铁变脆，在稀土族元素被利用到冶铁业之前，一直是该行业的梦魇。
现在就战国时期主要的几个大国境内的铁资源情况作逐一介绍，以使网友们了解铁器取代铜器时期华夏人所面临的特殊困难：
楚所在的湖南，1992年底探明储量中，高炉富铁矿仅占综合保有储量的0.91%，在工业储量中仅占0.86%。难选的沉积变质赤－磁铁矿及赤铁矿贫矿占72% 。
韩国所在的河南，探明储量10.98亿吨，保有储量10.63亿吨，其中96.2%为贫矿。185处铁矿中，富矿产地仅9处，储量3672.3万吨，贫矿石＋需选的高炉高硫、高炉高磷矿石共计占矿石总量的99.74%，平炉富矿仅274.3万吨，只占矿石总量的0.26%。矽卡岩型铁矿位于安阳、林县、桐柏、沁阳等地，矿石相对较富，成为韩、楚两国素称锋利的铁兵器的重要原料产地。
燕所在的河北：1990年底，累计探明储量82.9亿吨，其中工业储量（A+B+C 级）42.5亿吨，贫矿77.1亿吨，占总量的99.6%，但易采、易选、具有较高开采价值，在开矿技术原始的古代，这成为燕国制造铁兵器的一个优势。富矿保有量仅0.3亿吨，占总量的 0.4%。
吴、越及后来的楚国的辖地浙江，全省探明储量9850.4吨，A+B+C 级储量4681.3万吨，Ｄ 级储量5169.1万吨，保有储量7454.2万吨，其中 A+B+C 级2440.1万吨，Ｄ 级5014.1 万吨。该省的铁资源较少。
秦国所在的陕西，全省探明储量6.50亿吨，其中0.2%为富矿，富矿占资源总蕴藏量的1.33%。并且陕西铁矿多位于秦巴山地，开采不易。这就是嬴政陵出土铁兵器仅相当于铜兵器数量万分之一的重要原因。
中国缺乏富铁矿的现状是由中国地质发育的特点决定的。首先，中国缺少形成大型风化壳型矿的物质基础，目前在南方尚未发现形成该类型铁矿所需的18-25亿年前的地层。在北方该时代地层很不完整，支离破碎，面积不大；其次中国发现的大量贫铁矿虽形成于25亿年前，但变质很深，抗风化力强，缺少长期风化淋滤的地质环境。只有新疆存在38亿年前的地层，面积占全疆1/4，还有可能找到大型富铁矿。不过这跟中国铁兵器取代铜兵器的历史没有一点关系。
目前世界上拥有富铁矿最多的前苏联地区、澳大利亚、巴西、印度，都具有大型、特大型风化壳型优质富铁矿。在历史上，印度是大马士革钢的产地。而苏联的钢甲在二战中是世界闻名的。
很显然，在没有科学的古代，中国人是无法象现代这样选矿的，也不可能利用商业引进数量足够的铁矿石。唯一的办法只有尽量利用现有的贫矿。对于农具和工具来说，中国铁主要的问题：脆，并不是太大的缺点。因为农具要对付的不过是土地和草木，折断的危险很小；工具中很多对付的也不过是木头，即使用于金属加工的工具，如在铜器上刻画的铁刀，也不会遇到横向的冲击力，折断的危险同样很小，并且铁凿、铁刀之类工具，要求能破开石头或割入铜器，硬度的要求才是第一位的。而且，下面还要讲到，中国人还对生铁技术进行了有效的改进。
但兵器则不然，对于剑、戈、戟等武器来说，它们经常彼此碰击，因此不能够脆，必须坚韧。然而，中国贫铁矿中的杂质，使得铁器的机械性能极差，在块炼铁时代，这个缺点更加显得突出。因此在中国人还没有发展出足够先进的冶铁技术之前，中国地区只能利用极少数富矿中的矿石来锻造兵器，在这种情况下，战国时期及以前的铁兵器不可能普及，它们只是战争舞台上的配角。
本节参考书：
《中国自然资源丛书》, 中国自然资源丛书编撰委员会编著,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4年开始出版, 综合、矿产、湖北、湖南、河北、河南、浙江、陕西诸卷
青年文库之《中国地理知识》分册 , 第316-320页、第330-333页,《矿产知识》分册
《失落的文明》丛书 , 巴比伦、古希腊、古罗马、犹太王国各卷
《中国地图册》，地图出版社1966年第一版, 1979年12月第四版, 1981年12月山西第11次印刷
《世界地图册》（压膜本）, 地图出版社编制出版, 1972年7月第２版, 1982年8月西安第4次印刷
剑胆琴心——中国青铜剑第一网, 网址：jdqx21cn.nease.net
(5) 中国人为改变命运而进行的努力
恩格斯说：“最初的铁往往比青铜软，所以石器只是慢慢消失的。”这是欧洲的情况，而在中国，铁工具和农具普及较快，兵器却普及较慢。
中国绝大多数的铁矿石品质都很恶劣，但偶然遇到富矿而打造出来的铁兵器的锋利坚固，仍给中国人以很深的印象（这成为那些铁剑传奇的最初来源），他们开始尝试着使用铁兵器。为了使铁兵器变得像传说中的神剑那样优秀，工匠们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铁（繁体字为“鐵”）音tie3，化学元素［周期系第Ⅷ族（类）元素］符号Fe，原子序数26，银白色。相对密度7.8６。延展性良好。纯铁的磁化和去磁都很快。含杂质的铁在潮湿空气中易生锈。溶于稀酸，浓硝酸或冷的浓硫酸能使铁纯化。加热时能同卤素、硫、磷、硅、碳等非金属反应，但同氮不能直接化合。氮化铁需在氮气中加热生成。铁的化合价一般为+3价和+2价。重要矿物有磁铁矿、赤铁矿、褐铁矿、菱铁矿、黄铁矿、铬铁矿等。中国铁矿储藏量丰富，但贫矿占绝大多数。纯铁可以用氢气使纯氧化铁还原而得。工业用铁是将铁矿石、焦炭和助燃剂（如石灰石等）置于高炉中冶炼而得，其中常含有碳、硫、磷、硅等元素。根据含碳量不同，可分为生铁（亦称“铸铁”含碳2%以上）、工业纯铁（含碳量一般在0.025%以下）和钢（含碳量在0.025%-2%之间）纯铁用于制造发电机和电动机的铁芯，铁粉用于粉末冶金，钢铁用于制造机器和工具。铁及其化合物还用于制磁铁、药物、墨水、颜料、磨料、染料等。铁是铁器时代之后经济建设和军事建设最重要的金属，并且是生命必须的微量营养元素。
生铁：含碳2%以上的铁碳合金，由铁矿石在高炉内冶炼而成。除碳外，还含有硅、锰及少量磷、硫和其他元素。特点是性硬而脆、不能展延、锻造。
熟铁：又称锻铁，含碳0.2％以下。由铁矿石用碳直接还原，或由生铁经过溶化并将杂质氧化得到的产物。前者冶炼温度很低，采用较早，后者温度较高，但生铁去碳后由于熔点增高而变稠。两者都不易使杂质同铁完全分离，所以固体中常含有少量的渣，在加工之后显示纤维组织。特点与生铁正好相反：较软，但延展性佳。
钢：含碳含碳量在0.025%-2%之间的铁基合金的总称。常含有锰（一般含量0.1%~2%）、硅（一般含0.4%以下）、磷、硫（两者一般各不超过0.05%）等杂质。不含合金元素的钢称为碳素钢。含有一种或以上合金元素的钢称为合金钢。钢兼具硬度和延展性，是最理想的冷兵器材料。
自然界中没有天然铁块，人类最初使用的是陨铁，陨铁就其性能来说，并不理想。而且来源没有保证，显然不能取代青铜。中国在前13世纪已经有了铜柄陨铁刃的大斧，但之后4个世纪都没有其他铁器发现，证明了陨铁不被人重视。
后来，两河流域的人们使用了块炼铁技术。此法以地炉、竖炉为之。地炉的直径一般为40厘米，深20厘米。冶炼时铺一层木炭，铺一层铁矿石，再铺一层木炭，这样一层一层地堆积起来，然后将木炭点燃，冶炼后取出全部炉料，经过锻打分离炼渣，或者先行破碎，分选之后烧结锻造成锭。铁矿石中的铁一般呈氧化物状态。在一定温度下，铁矿石中的氧化铁与还原剂（木炭及其它燃烧物所产生的一氧化碳）接触，便可逐渐还原为铁。大约500-600度以上开始还原，到1000度左右，就可以得到含碳量很低的固体铁块。这种铁块是软的、海绵似的熟铁块，结构疏松，表面有很多孔隙。孔隙中夹有矿石本身存在的许多氧化物，需要在锻铁炉中烧红后，经过不断锻打，才能挤出一部分或大部分杂质，取得较纯的熟铁块，锻造成各种铁器。
块炼铁无论是在外国还是在中国都首先被运用在兵器上。目前出土的中国最早的铁剑的时代是西周晚期，因此可以审慎的把中国块炼铁技术出现的时间定在西周早期，只是由于前面说过的原因，这项技术长期没有推广，铁兵器开始受到中国人重视是在几百年后的春秋晚期。
在块炼铁多次加热中由于同炉火接触而触碳变硬，人们由此逐渐总结出了块炼铁渗碳增成钢的经验，即“块炼钢”冶炼技术。渗碳、反复叠打、快冷或淬火都可以使钢铁变硬。在14世纪之前，块炼铁／钢法一直是中国文化圈以外用铁民族普遍采用的炼铁方法。
中国最初使用的也是块炼铁法，但在前六世纪左右已经发明了生铁铸造法。目前发现最早的生铁制造物是江苏六合县东周墓出土的铁丸。最早的铸铁器是在长沙窑岭一座春秋战国期间墓中出土的由麻口铁铸成的铁鼎。
生铁由铁矿石和木炭在高大的炉内通过高温熔炼而成。在冶炼过程中铁矿石（各种氧化铁）在一定温度下与高温还原剂（木炭及其燃烧产物一氧化碳）接触，就可以逐步的还原出金属铁。还原生成的固态铁吸收碳后，熔点也随之降低。当含碳量达到2%时，熔点降至1380摄氏度。当含碳量达2%时，熔点达到至低点1146摄氏度。利用鼓风技术使炉温升高到1100-1200摄氏度以上，可得到液态铁水流集于炉底，其上覆盖的一层铁渣保护铁水不再被氧化。铁水从炉底流出冷却成块，就是生铁。
生铁含碳量较高，质硬而脆，最初只能用来铸造一些粗笨的东西，如铁鼎之类。锤锻则易坏。显然，用它来制造兵器是不可能的。
在得到块炼铁技术后不久就发展出了生铁铸造技术是中国的特有现象。罗马人也曾偶然炼出过生铁，但却把它当作废品抛弃了。大概其他国家看不上这种不能做兵器的脆铁，而中国人意识到了它在生产方面的巨大作用。并且中国的青铜铸造技术也是比较先进的，其中对生铁铸造十分有用的是鼓风技术。最早的鼓风工具是一种用牛皮制成的大皮囊，叫做“橐”。人们手拿橐的把手，使它一张一合，把风鼓入炉中，把炭火吹旺，使金属熔化。开始是一人一橐，通过一个进风管鼓风。大约在春秋末期，又发明了多管鼓风方法，就是把许多橐排起来，通过几个进风管，一起向炉里鼓风。这种多管鼓风工具就叫做“排橐”。中国人很聪明的把青铜铸造术“嫁接”到冶铁上面，使生产力得到了极大提高。后来又出现了用畜力代替人力的鼓风机具，叫做“马排”。但是所花费的畜力也相当可观，据古书记载，熔化一次矿石，需要上百匹马来拉鼓风机。耶元31年，南阳太守杜诗召集工匠，组织设计、制造了水排，即水力鼓风机。水排能够节省人力、畜力，降低建立大型冶炼场的成本。鼓风技术的出现和改进对于提高炉温是不可缺少的。
不过正如前面所说，生铁铸造兵器是不可能的，解决的办法有三种。
第一种是两河流域的老办法：块炼钢技术。这是最可靠、最成熟的一种办法。中国人利用了它。1976年在长沙杨家山春秋晚期墓中出土的钢剑，是这种技术的证明。它长38.41厘米，宽2-2.6厘米。从剑身断面上可以看出反复锻打的层次，中部由7-9层迭打而成。这是用块炼铁打成片后进行固体表面渗碳，使两面形成高碳层，中间夹着低碳层，经过对折锻合，并用若干片迭搭锻打成长剑，钢的含碳量为0.5%-0.6%，金相组织均匀，可能进行过热处理。这把剑的制作工艺可以使我们联想到同期中国的复合剑。
第二种是钢铁热处理技术。早期生铁为白口铁，其中的碳都以硬度很高的化合态的渗碳体形态存在的，使生铁性硬而脆，铸造性能好，但强度不够，为克服其脆性，战国早期创造了白口铁柔化处理技术。所谓“柔化”就是将生铁铸件进行退火处理，即将生铁铸件加热到高温，保持较长的时间缓缓冷却，就会适当降低其硬度和脆性，增加其可塑性和冲击韧性，从而得到可锻铸件。依处理条件不同可以分为白心韧性铸铁和黑心韧性铸铁。前者是在大约750摄氏度左右的较低温度下进行退火脱碳处理而得到的白心韧性铸件，也叫做脱碳可锻铸铁；后者是在900摄氏度左右较高退火温度和3-5天较长退火时间处理下，使渗碳体石墨化而生成的黑心韧性铸件，也叫石墨化可锻铸件，石墨以团絮状存在。
这种经退火而使铸件柔化的技术，既保持了生铁易于铸造的优点，又增强了铸件的强度及韧性，刚柔结合，大大增加了铁器使用的寿命，使生铁的广泛运用成为可能，加快了铁器代替青铜器的历史过程，战国中晚期，这种工艺较普遍的应用到农具和兵器的生产上，大冶铜绿山、河北易县燕下都出土的铁锤、斧、锄、镢、锛、（钅尃）、（钅尊）等礼器、用具、工具、农具，是钢铁热处理技术这时已经存在的证据。
中国人在生铁技术上的天才是令人惊讶的，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在世界上第二个发明白心韧性铸铁的是法国，在1722年；而黑心韧性铸铁是由美国第二个发明的，在1826年。
然而，经过热处理的生铁，终究也只是生铁，还是不很合适制造兵器，对于兵器来说，最理想的是材料是钢。中国人很快又发现：含碳量高的白口生铁铸件，在氧化性气氛中脱碳退火，将含碳量降低到钢的范围，而不析出或很少析出石墨，也可以得到钢。铸铁脱碳钢技术在战国初出现，洛阳水泥制品厂出土的战国早期铁锛，就属于铸铁脱碳钢技术早期的产品。
问题依然存在：块炼渗碳钢件或退火过分的铸铁脱碳钢件，坚硬程度可能不足，这就迫使人们在实践中摸索出钢的淬火处理工艺，钢的应用和淬火是分不开的。战国晚期，淬火技术得到运用。所谓淬火，指钢件加热到高温之后使之急速冷却（常见的是浸入冷水或冷油中）经淬火处理的钢件，质地就变得坚硬，如是兵器，刃部将更锋利。淬火的冷却剂，起初都用水，后来拓展到动物脂肪和尿。尿中含盐分，冷却能力比水强；用脂肪淬火，高温时冷却快，低温时冷却慢，用这两样东西淬火，可能得到性能良好的钢件制品。燕下都的铁兵器都经过淬火处理。
如上所述，到了战国后期，制造兵器的钢铁的冶炼技术难关已经逐步被攻克，中国铁矿石品质低劣的困难初步被克服。铁兵器普及已经不存在大的问题了。这时，铁兵器终于可以与铜兵器一较短长。但自然资源条件这个问题再一次显示了它的威力。还是因为铁矿石的品质问题，经过多次改进的中国铁兵器在生产性能上已经超过铜兵器，但在锋利程度上还不能完全压倒成熟的铜兵器。很显然，不在质量上进一步提高，铁兵器的优势就不能完全发挥。
汉代，决定性的转变终于到来了。
西汉的铁产量进一步提高。原因在于高炉的普及。高炉用于冶炼生铁。从上面装料，下部鼓风，形成炉料下降，煤气上升的相对运动。燃料产生的高温煤气穿过料层上升，把热量传给炉料，其中所含一氧化碳同时对氧化铁起还原作用。这样燃料燃烧的热能和化学能同时得到比较充分的利用。下层的炉料被逐渐还原以至溶化。上层的炉料便从炉顶徐徐下降，燃料被预热而能达到更高的燃烧温度。
汉代的高炉有圆形截面、椭圆形截面两种。汉代的冶铁遗址中都有高炉残迹。圆形截面高炉的直径有1.8米的、１.6米的、１.3~1.5米之间的。高１米以上至2米。椭圆高炉的短轴有2.2~2.4米，长轴2.4-3米。当时还出现了直径4米，高达5~6米，有效容积五十立方米左右的巨型高炉。
显然，这种炉的效率比起容积小、炼出铁后必须拆毁炉具才能得到铁块的地炉、竖炉要高得多，由于高炉的普及，中国的农具和工具终于完全实现了铁器化。
另一方面，战国时期出现的钢铁热处理技术和淬火技术已经成熟，并发展出了第三种解决兵器材质问题的方法：使用新技术炼钢。
最早出现的炼钢新方法是百炼钢技术。所谓“百炼钢”，就是将块炼铁反复加热折叠锻打，使钢的组织致密、成份均匀，杂质减少，从而提高钢的质量。用百炼钢技术制造的刀剑，质量上完全无可挑剔，轻易的压倒了青铜剑。“百炼钢刀”成为了宝刀的代名词。
百炼钢技术的孕育时间是西汉，刘胜墓中的佩剑、钢剑和错金宝刀，虽与易县燕下都钢剑所用的冶炼原料相同，但金相检查表明，钢的质量却有显著的提高，它正是 “百炼钢”技术雏形的产物。这一技术的成熟和逐渐普及是在东汉。1974年，山东省临沂地区苍山汉墓中，出土了一把112年制造的钢刀，全长111.5厘米，刀背有错金铭文：“永初六年五月丙午造卅湅大刀吉羊宜子孙”。“湅”，即是炼的意思。这是迄今为止发掘出的最早的百炼钢类型的产品。检验表明，这把钢刀含碳量比较均匀，刃部经过淬水，所含杂质与现代熟铁相似。百炼钢在东汉之后仍继续发展。三国时代，魏、蜀、吴的君主都配有百炼钢刀。直到北宋，沈括仍在《梦溪笔谈》中描述了磁州制造百炼钢的工艺。并且传到了日本，著名的日本武士刀中被称为宝刀的，制作时采用的实际上都是百炼钢技术。
百炼钢的名字由来，研究者一般认为是指加热的次数。即加热了一百次，同时反复折叠锻打了一百次的钢。不过根据现代科学我们知道：如果钢果真加热锤打了这么多次，其性能不仅不会提高，反而会下降（即变成了熟铁），而性能最好的是三十炼钢。实际上，考古发现的百炼钢刀，其炼数很少有超过三十炼的，说明古人也了解这点。
从百炼钢的工艺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技术与块炼钢技术差别不大，甚至可以说只是一种改进过的块炼钢技术。因此它也保留了块炼钢技术的主要缺点——耗费工时，其制作方法甚至到了极为繁琐的程度。例如，曹操命工匠制造五把宝刀，据说工匠花了三年才造好。这样的速度，用来造帝王将相的宝刀则可，如果想大规模装备钢兵器，用这种方法是不可能的。
中国人大概早就清楚这点，大约在百炼钢技术产生的同时，炒钢技术也出现了。炒钢，就是把生铁加热到熔化或基本熔化之后，在熔炉中加以搅拌，借空气中的氧把生铁中所含的碳化掉，从而得到钢。因为搅拌过程跟“炒”这种烹饪方式相似而得名。炒钢技术这一发明的重要性对中国军队来说远远超过百炼钢，因为炒钢技术相对节省工时，可以大量制造出兵器用钢材，对于人数众多的中军非常有用。
不过炒钢技术的普及比百炼钢还慢，一直到三国时代，炒钢仍然是只有少数熟练工匠才能掌握的“绝技”。据说蒲元就是这样的专家。他曾给蜀相诸葛亮督造过宝刀。不久，一种更简便的炼钢方法又出现了，这就是灌钢法。所谓灌钢，就是将生铁和熟铁一起加热，让先熔化的生铁液灌入疏松的熟铁的空隙中，使熟铁增加碳分变成钢材。南朝齐、梁时的陶弘景（约452-536年）著有《古今刀剑录》一书，首先记载了灌钢法。他写道：“（灌钢是）杂炼生（钅柔）所作”。北朝魏、齐间的泰母怀文曾用这种方法制成十分锋利的“宿铁刀”，“斩甲过三十札”非常锋利。不过关于灌钢的质量也有不同的说法。沈括说：“世間所謂鋼鐵者用柔鉄取盆之謂之團鋼亦謂之灌鋼此乃偽鋼耳暫假生鐵以爲堅二三煉則生鐵自熟仍是柔鉄然而天下莫以爲非者蓋未識真鋼耳”。他极力推崇百炼钢。不过从这里也可以知道，北宋时中国已经普遍采用灌钢法了。
灌钢法之后，中国钢铁技术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大的发展了，直到明中期以后，灌钢法才进一步发展为苏钢法。这种方法因在苏州首先使用而得名。苏钢法以熟铁为料铁，置于炉中，而将生铁板放在炉口，当炉温升高到摄氏1300度左右，生铁板开始熔化时，即用火钳夹住生铁板左右移动，并不断翻动料铁，使料铁均匀地受到滴下的生铁液；这样，既可产生很好的渗碳作用，又可产生剧烈的氧化作用，使铁和渣分离，生产出含渣少而成分均匀的钢材。这种冶炼法显然比较先进，不过这时中国已经开始衰落了。到1740年，欧洲发明了近代坩埚炼钢法，一举从中国人手里夺去了冶铁技术的桂冠。
从铁器时代初期来看，中国普及铁兵器的关键技术主要是鼓风技术、生铁冶炼、钢铁热处理、淬火、高炉的运用。在这几项技术成熟之前，以中国质量恶劣的铁矿石，想普及铁兵器是不可能的。
在西汉，中国人还可能发明了球墨铸铁，如果是真的，这是一项超越时代的发明。不过跟兵器关系不大，因此就略去不介绍了。
“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倚”，中国品质低劣的铁矿，却迫使中国人发展出了世界领先的冶铁技术，不过我们要注意三点：第一，在没有科学的古代，用上列各种冶金技术冶炼出来的钢铁，其性能水平完全取决于工匠的熟练程度、冶炼地的自然条件、原料的天然质量等不确定因素，质量是很难保证的。如炒钢就容易出现“一炒到底”的情况，即把生铁炒成了熟铁；太高大的高炉很容易发生爆炸事故，因此大多数高炉都不大；百炼钢炼数过多性能反而下降；灌钢法正如沈括所说，炼出的钢质量叫人怀疑···在古代，唯一比较可靠的大概就是最简单的生铁铸造和块炼铁技术了。第二，古代没有专利制度，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各种技术的发明者和掌握者大多仅将技术进行单线式的师徒、父子相传。这种传承方式很难推广和提高技术，有时候甚至造成了技术的倒退和失传。第三，古代关于铁兵器的各种传说，例如干将莫邪之类，其来源是对富矿铁兵器性能的崇拜。这种传说及演化出来的文学作品，可能有其文学价值，但对于铁兵器的发展很本没有好处，而只有误导作用，例如十分荒谬的“三百童男女鼓风”，其实每个现代人都知道，三百个少年男女鼓风，还不如一百头驴子有效。
在与中国之外的著名铁兵器，如武士刀、大马士革钢刀较量时，中国人惊愕的发现，自己用先进冶铁技术制造的武器并没有取得优势。大马士革钢刀和制作精良的日本武士刀，都能够砍断中国的钢刀！这恐怕也是因为印度和日本的铁矿石质量远优于中国的缘故。这种情况还证实了我的推断——中国的冶铁技术始终存在问题。
参考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第159页
《简明五金手册》修订版, 简光沂、王仁豹、李耀天、陈其安编, 北京出版社1983年10月第一版, 1991年6月第2版第1次印刷
《钢材实用手册》, 陆友琪、马二恩、郭铁成、王毅昌编、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4月第1版
《辞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9年版, 第4593、4642、4577、4248页
《中国大百科全书》矿冶卷,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9月出版
《中国青铜时代》, 张光直,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出版
《中国全史》中国春秋战国科技史, 申先甲著, 人民出版社1994年1月出版, 第20-23页
《中国秦汉科技史》, 董粉和著, 第123页
《中国科学技术史》军事科学卷, 王兆春著, 科学出版社, 1998年8月第一版, 第62-63页
tom 科普频道, 网址 http://www.scitom.com.cn/home.html
人教网, 网址 http://www.pep.com.cn/index.htm
中学化学资源网, 网址 http://huaxue.hxtoy.com.cn/
钱伟华工作室, 网址http://dreamofeast.com/study/workroom/teacher/qianweihua/
《新校正梦溪笔谈》, 胡道静校注, 中华书局1957年11月第一版, 卷三, 辨证一
(6) 关于世界及中国铁兵器普及时间的合理结论
考古学家在地中海和近东地区，发现了耶元前3000年的铁器共十四件。其中一件为人工冶炼，4件为陨铁制品，其余情况不明。这些都是目前所知道最早的铁器。前2000年，亚美尼亚山地的基兹温达部落掌握了炼铁技术。最先制造的是铁兵器。从此铁兵器被当作珍品在两河流域各国之间流通。赫梯人在前1400年、腓尼基人和亚述人在前1300年已经普遍使用了铁器。赫梯衰落之后，它的工匠带着冶铁技术自愿或被迫的四处迁徙，扩大了冶铁技术的传播范围。前9世纪，古国亚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普遍使用铁兵器的国家。这成为它振兴的重要原因。在与亚述的战争中，新月沃地诸文明得到了血的教训，也纷纷普及铁兵器。用铁的潮流从这时起向外扩散。前九世纪，凯美开始进入铁器时代；黑人地区直到耶元后才开始冶炼铁器；印度何时进入铁器时代不详，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在孔雀王朝初期，印度已经普及了铁器；东南亚普及铁器是在中国和印度的影响下才实现的；中亚游牧民族接受铁器较早，大概在亚述帝国之前就已经得到一些铁兵器了，前七世纪，他们开始冶炼铁器；美洲、大洋洲广大地区在近代之前始终没有使用铁器。
前14世纪，通过海上民族腓尼基人，铁器传入欧洲。目前发现的希腊最早的铁剑是前11世纪时锻造的，比中国早至少300年。从这时起，希腊开始向铁器时代迈进，希腊有充足的铁矿，如著名的拉夫里昂铁矿。因此，历经荷马时代和古风时代，到前六世纪，希腊的铁器化基本完成。几乎与希腊同时，意大利也拉开了铁器时代的序幕，到了王政时代，罗马的铁器化也基本完成。但罗马有一个不利于普及铁器的弱点：铁矿不多。所以在征服西班牙之前，其铁兵器和铁工具、农具的普及受到了限制，但在各国铁产量和需求量均不大的古代，这是可以忽略的。另一方面，斯基泰人凭借东欧极为丰富的富铁矿资源，将冶铁技术迅速向西传播。中欧诸“蛮族”在匈牙利草原上接受了这种技术，由于中、西、北欧铁矿都多而富，各“蛮族”虽然文化经济落后，但依然在短短两百年间普及了铁器（前八－前六世纪）。最后一个青铜器据点——不列颠，也在前五世纪完成了铁器化。至此，全欧洲都进入了铁器时代。
欧洲铁器时代的情况与其他文明基本类似，即铁兵器普及而铁工具和农具没有普及。原因在于中国地区以外的国家在14世纪之前一直仅掌握块炼铁／钢技术，这对于大量生产铁器十分不利，因此只能把有限的产铁量集中到兵器方面。直到14世纪，欧洲人仍然大量使用木、石农、工具。欧洲铁器时代的特点是从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的进展特别迅速。这要归功于欧洲丰富而优良的铁矿资源。
与欧洲相比，中国的铁器之路就坎坷漫长得多。中国最早的陨铁制品出现在前十三世纪（河北藁城、北京平谷出土过商代的铁刃铜钺），并不比欧洲晚多少，但后来就长期沉寂。看来当时中国人对铁的冶炼方法还一无所知。直到西周末期，才开始炼铁。在这过程中，可以肯定中国地区得到了两河流域的冶铁技术，可能正是两河技术的引进，才结束了中国人不知道用铁的时代。在这五百年间，中国人为自己的闭塞付出了代价：在商代原本已经成为先进文明之一的中国地区，再次落后了。
中国开始炼铁之后，发现当地铁矿炼出的铁质量很坏，完全无法与青铜相比，铁在中国被鄙夷的称为“恶金”。但偶然炼出的几柄好铁兵器又是那么的令人念念不忘，神剑传说开始在华夏大地上流传（中国人不知道那是富矿的产物）。为了炼出传说中的神兵，工匠们开始努力。很自然的，他们必然借鉴青铜时代的经验。这一过程持续了很久，直到春秋末期，中国人都没有能够克服恶劣的铁矿的影响。青铜兵器继续占据中国所有的武器库，只有很少的富矿铁兵器作为稀世宝物点缀在军队中。不过这时炼制铁兵器的副产品——生铁铸造技术，开始发挥其在生产方面巨大的作用。
生铁技术迎来了战国时代，这项技术改变了中国的命运。随着铁农具和工具的运用，华夏诸国的生产力大大提高，并带动了经济、文化和政治的突变。正如郭沫若所说：整个中国都沸腾起来了。生铁铸造是中国最重要的发明之一。
同时，武器工匠仍在努力。他们终于发现了钢铁热处理技术，这种技术与块炼钢技术结合，已经能够满足军队的要求。这样，到了战国中后期，铁兵器普及的障碍被克服了。
但一项新技术要普及，必须经过经验的积累，在没有科学的古代更是如此。刚刚发展出来的钢铁热处理技术必须等待其成熟后才能占据优势。这时的青铜兵器也发展到了性能的极致。在成熟、实用的铜兵器与不甚可靠的铁兵器之间，各国统治者选择了前者。
西汉是决定性的转变时期，这时的钢铁技术已经十分成熟，制造的铁兵器显然已经在性能上压倒了铜兵器，并且青铜已经发展到了其性能的极限，而铁的潜力却深不可测。人们对铁的感情倾向已经由原来的轻蔑厌恶变成了赞赏，这时军队使用铜兵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只是一个习惯问题了。
刘彻皇帝继位后，中国开始向外大肆扩张。铜兵器在对付西北各国的铁兵器时缺点暴露无遗：昂贵，性能却仅能勉强与对手保持平衡。前104-101年，中军侵攻大宛，大宛军在希腊化战术和武器的支持下，抗拒中军，最后虽然失败，但得以保全自己的国家，中军死伤惨重。而铁兵器的表现却不然，中国精锐的“玄甲军”（即披挂黑色铁甲的骑兵），在入侵匈国的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根据射声校尉陈汤的说法，中军与匈军的战斗力对比是一敌五，很显然，用铁兵器才能得到这种效果。于是，刘彻皇帝做出了重要的决策：盐铁官营。不可避免的，在专制社会中，官营经济的弊病很大，如当时铁官只愿意制造利润丰厚的“大器”，不愿造利润少的“小器”，使得有的穷人只好用手拔草。但在铁器时代的这个关键时刻，铁专营确实是个英明的决定。首先，人民不得不购买大型的犁，耜之类落后的木器、石器终于消失。
其次，铁兵器产量激增，铁兵取代铜兵的历史脚步终于迈开了。在刘彻之前，铜兵器还多过铁兵器，在他之后，铁兵器就多过了铜兵器。并且，在个人经营时代，各地满是小作坊，作坊主只愿意生产可靠、成本低、市场大的生铁。而铁专营之后，技术复杂、成本高的兵器专用钢铁的生产就有了保证。在中国铁兵器史上，刘彻是贡献最大的人物之一。
刘彻之后铁兵器的普及只是时间问题了。到了新朝，也就是刘彻死后不到一百年，铁兵器的普及终于完成。只是弩机因为工艺不过关的缘故，一直用青铜生产到魏晋，成为青铜兵器的最后孑遗。
炒钢、百炼钢、灌钢等技术，反映了中国人的高度智慧。不过严格来说，这些技术成熟得太晚，与铁兵器取代铜兵器的历史关系不大。
中国铁器时代的特点是：一. 铁器普及时间晚。工具、农具是在前4-3世纪普及；兵器更是晚到了前1世纪。是五大文明古国中最晚的一个。二. 铁制工、农具比铁兵器早普及。以上这两个特点的形成原因前几节已经说明了。三. 铁生产量过剩。在中国古代的绝大部分时间，全中国每年只需要5-7万吨钢铁产量就够了，但大部分的年份里，生产钢铁的数量都超过这个数字。使得历朝朝廷只好常常关闭矿山和冶炼场。看来，中国的生铁冶炼技术发明得过早，以致有些超越时代。四. 铁工具、农具普及。这同样要归功于生铁冶炼技术。中国劳动者的生产条件，在耶元前５世纪以后，十四世纪以前显然要优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劳动者。五. 武器用钢铁质量不能与世界著名武器相比。中国的刀，显然是比不过武士刀和大马士革钢刀的。但请注意，仅仅是与制作精良的武器相比才会处于劣势。如果比较大规模生产的武器，中国先进的冶金技术还是能够占据一定优势的。五. 大量炼钢。原因已经说明过了。当然，封建时代的“大量用钢”完全不能跟工业社会的规模相比。例如：英国钢产量在1870年为22万吨。
铁兵器普及之后，中国的科技与罗马相比，劣势已经很少，而优势已经增多。两者已经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上。到了罗马人因为荒淫和基督教的影响日渐堕落和愚昧的时候，中国终于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中国人为这一天奋斗了2400年。我们不要忘记，那些冶铁工匠为了克服极其不利的自然资源条件，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汗水，表现了怎样前无古人的智慧。他们为中国的崛起做出巨大的贡献。
参考书：
前节所列各书
《世界全史——世界古代前期科技史》, 安家瑶著
《世界古代中期科技史》
(7) 后记：本不该说的话
终于写完了！这是一篇本不该写的文章，如果任何一个历史系的学生说出“中国普及铁兵器早于西方”、“中国首先普及铁兵器，然后普及铁制工具、农具”、“美索不达米亚在今土其”···这些话，恐怕他就要冒不能毕业的危险。从某种程度上说，回应这样的话对于我的智慧来说是一个侮辱。但我惊讶的发现，在网上，说这样话的人不止一个两个，甚至不只一两百、一两千！说得严重些，这不是对于当代中国知识青年的智慧的一种集体侮辱吗？于是不得不写下一些肤浅的文字，来讲述一个本来尽人皆知的常识。
动笔才知道，“揭穿一句三秒钟想出来的谎言，需要一个星期的准备。”乃是一个真理。为了找资料，不得不天天呆在图书馆里，在冷森森的旧书架中寻找厚厚的落满尘土的书里的只言片语。每一个论据都不能照抄，必须找到两个以上的佐证才能采用。网上的资料常有差错（因为中国的网络文化还不成熟，网站的管理员往往只是兼职，较缺乏专业性），就更是要搞清楚。古文和外文，为了不断章取义，必须看原文才能放心。”···
可喜的是，这篇文章终于写完，看起来也可以跟广大网友见面了。只要大家看了之后能够对“中国普及铁兵器的时间”这个常识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我并且衷心的希望，有才华和知识的网友能就这个问题发表真正的好文章，使我们的网络增加一些现在还比较缺乏的“书卷之气”。
TIGERyj先生：
您好，我不想掩饰我的情绪。你的帖子我一一读过了，从这些“文章”中我看不出你的历史知识，可能您的资料比我丰富，因为您的言论与史学界的主流看法是那么的不相同，使我很难相信您和我受的是同样的教育。
每一本有关的史书都认为亚述的崛起和使用铁兵器有很大关系，而您认为“亚述的崛起是因为他们民族好战的特性和有效的职业军制度，而不是因为铁器。”
史学界认为赫梯的衰落跟冶铁技术的传播关系不大，甚至在客观上促进了这一技术的传播。您却说：“而且随着希梯帝国的衰亡，铁器的制造技术一度失传。”
我们每个人都认为：美索不达米亚是希腊文“两河之间”的中文音译。所谓“两河之间”就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区域，在今伊拉克境内。亚述人就居住在今天伊拉克北部。我们认为：亚细亚是希腊文“日出之地”的意思，历史上从来没有什么“古亚洲”，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我们还知道：伊拉克和土耳其都在西亚，而不是中亚。您却说：“再说希梯人和亚述人是生活在古亚洲的美索不达美亚地区（今天的土耳其）在常理上，历史学家们是把他们划分在中亚文明里的”。
我们知道：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是最先提到亚特兰帝斯的人。曾经在公元前360年两度在他的著作─《对话录》提及亚特兰蒂斯这个文明。之后再无人提及它，直到近代。您却认为古希腊还有文学作品描写过它。我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请您明示。
我看了图书馆里所有的书，还是不知道您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文物里的铁器数量甚至还不如在希梯人文物里发现的铁器多呢？？”这一问从何而来。
我发现书上有关古希腊铁作坊的资料很多，拉夫里昂铁矿从古风时代就很著名。而您说：“目前出土的文物和文献里还没发现古希腊有大规模的铁器作坊。”
“反正有人写书说就是真的吗？？”很抱歉，比较起来，我还是比较相信范文澜、郭沫若、白寿彝诸位史学界泰山北斗的论断，而把您的说法放在一边。
“试问如果能够普及铁器的话，会有一个民族傻到用铁造斧头和锄头，而用青铜制造兵器吗？？”很抱歉，您的祖先就是这样的傻子加异类。
我们知道：钢的普及是英国工业革命之后的事情，因此我们管那之后的时代叫“钢铁时代”。在古代无法保证大型高炉的操作安全，因此古代不能普及大型高炉，而大型高炉是大规模生产生铁的保证，而工业化炼钢必须有大量的生铁，而普及钢必须进行工业化炼钢。而您说：“汉代已经不是铁器普及而是用刚来代替铁的问题了。”我愚昧，想象不出一个初期封建国家有什么必要，有什么技术可以实现“用钢来代替铁”。
我不才，刚刚看了《世界全史－新编世界科技史（上）》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6年11月第一版, 三遍，发现赫梯和亚述分在了两河流域诸文明目录下。请问您看的又是什么版本的世界全史？
有一个问题您与我是一致的：过去中国人常将中国以西的国家都叫西方，现在有时候为了方便，还常常这样分类。我认为这是不准确的，我们应当使用比较精确的称呼。在这一点上，我很高兴能收回过去的说法。
还有，请列出您看的《剑桥历史年鉴》的原文。
其余的，看我的文章就够了。
请原谅我的直率——我对您的历史水平和诚实产生了相当大的怀疑。希望您能够写一篇文章来证明我是错的。（请注意，是真正的文章，而不是那些“百字文”。）
另外，请不要胡乱称呼别人为“老兄”。
(8) 附录1：TIGERyj 先生有关言论集
目前出土的文物和文献里还没发现古希腊有大规模的铁器作坊，请问他们普及铁器一说如何来？亚述的崛起是因为他们民族好战的特性和有效的职业军制度，而不是因为铁器。擅长制造铁器的是希梯人哦，而且随着希梯帝国的衰亡，铁器的制造技术一度失传。再说希梯人和亚述人是生活在古亚洲的美索不达美亚地区（今天的土耳其）在常理上，历史学家们是把他们划分在中亚文明里的，不要因为他们生活在中国的西面，就把他们划入西方文明了哦。拜托普鲁日尼科夫老兄，多看点书啊，省的一言惊四座啊！
是吗？？普兄？？如果随便找个历史学家写的什么论著就可以而不用以考古文物为实据的话，那我还可以说最早普及使用铁的是亚特兰帝斯人呢？？因为古希腊的文学里称道过亚特兰帝斯的军队战力强大和铁装备的先进。反正有人写书说就是真的吗？？符合你的标准。
考古发现希腊军队的装备主要是由青铜制造的，试问如果能够普及铁器的话，会有一个民族傻到用铁造斧头和锄头，而用青铜制造兵器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爱因斯坦说过“人类一向把智慧的最高成就用于互相残杀，这真是人类的悲哀”看来古希腊人就是人类中的异种，和普兄是一类人。
能够制造铁器和普及铁器是两个概念，古希腊和古罗马是有铁器的制造技术了，可离普及还差的远，现代的考古发现也证实了这一点，古希腊和古罗马文物里的铁器数量甚至还不如在希梯人文物里发现的铁器多呢？？而过中国的铁器普及远比西方来的迅速，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有相当大的数量了，到了秦灭六国，铁兵器已经相当普及，青铜兵器已经只是配角了，甚至已经有了铁制农具和工具，表明铁器普及已经基本完成。汉代已经不是铁器普及而是用刚来代替铁的问题了。
最后说一句，喜欢抄书是好事，但只抄与教学方面有关的书是不是有点片面啊？我知道有些教学书里的知识更新不快，往往与最新的理论有差距，比如普兄所说的亚述和希梯文明属西方文明一说，真是让人心惊肉跳啊，也不知道是那本教科书上说的。
哎....................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你一定要说任何时代任何技术方面都是西方比中国先进，那我无话可说，只能怪老天把你投错胎生在了中国，没把你生成白皮肤。
古中国的科技和西方比谁更先进，我想世有公论，你我之间再怎么争论也改变不了什么。只是希望你不要乱给别人扣帽子，什么愤青？？我那点象愤青了啊？我只是说了我所知道的事实。如果为中国说话就是愤青的话，那我也可以说你是崇洋媚外者，在以前的话或者还会称你为汉奸哦。
大家是在讨论问题，不是在吵架，别动不动就给别人扣帽子，现在不是文革时期了。
还有我特地去图书馆看了《世界全史》，反反复复看了几十遍目录，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亚述和希梯文明是在古代史的亚洲文明的中亚文明里提到，而自古亚洲是被欧洲称之为东方的，这个概念被沿用至今。不知普兄是在哪个版本的《世界全史》里看见中国的那位史学家把中亚文明划在西方文明的目录下的啊？？？望请赐教。
还有认为罗马人是使用青铜兵器的人就是头脑不正常？？完了完了！！原来英国剑桥大学里的历史教授都是疯子，剑桥历史年鉴都是疯子写的，多亏普兄英明，发现了英国教育史上的最大弊端。佩服佩服！！！
(9) 附录2：补充：何清谷同志文章的结尾部分
了最新技术。——渗碳制钢技术，农具及兵器福建的制作工艺较简单，技术较落后。官手工业中生产兵器的工匠有官奴婢、刑徒、雇工。刑徒刑满释放后可以自由，雇工是由外地用重金征聘去的（14），他们可以改进外地的技术，也可能把官手工业中的技术传播到民间，使馆符合民间的生产技术起交流作用。这样一来，制造铁兵器的先进技术，必然促进钢铁冶炼技术的进步，并会逐渐推广到农具、手工业工具的生产中去，从而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铁兵器的使用对战争有一定的影响。秦昭王说：“铁剑利则壮士勇。”（《史记·范雎列传》）荀子说：“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强，械用兵革窳（木苦）不便利者弱。”（《荀子· 议兵》）可见钢铁兵器的装备能提高士兵的战斗力，是影响交战国力量对比的因素，当时武器的改良适应了战争方式的变化，增强了战争的残酷性，但是，武器的利钝对战争胜败不起决定作用，亦如荀子所说：“坚甲利兵不足以为胜”，楚国虽有“宛钜铁矛，惨如蜂虿，轻利僄遫，卒如飘风；然而 兵殆于垂沙，唐蔑死。庄蹻起，楚分而为三四。”不是没有“坚甲利兵”，而是缺乏统帅一切的“道”《荀子·议兵》即良好的政治。
（14）吴荣增：《秦的官府手工业》、《云梦秦简研究》第48-49页
袁仲一、何清谷两同志的文章，请大家看我的像册，完全共享。
感觉这篇文章写的不错，有理有据的。所以贴出来了。最重要的是，还记得以前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是怎么写的吗？我觉得那种写法根本就是一种认知误导！
而且，从斯塔夫理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到这里，我越来越认同“地理决定论”了。当然实际上我认为无论是“唯物论”“英雄主意史观”还是“地理决定论”都不是绝对的，只有针对某些特定历史事件的特定的决定因素，要推算历史问题，在我看来比“三体”问题还要复杂得多
星期六, 九月 30, 2006
南宋末四川军民对蒙古的抵抗及其意义[七]
（七）蒙古侵宋战争与汉宋四川亚文化的结束
然而，在漫长而英勇抵抗蒙古军队的战争中，四川军民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在漫长而残酷的51年 战争中，四川军民大批战死和被屠杀（注 1、2、3、4、5、6、7、8、9、10，11），城郭被焚毁或被遗弃而荒废，连年的战争和人民为避乱向省外的迁徙（注 9、12、13），致使人口剧减，田野荒芜，十室九空，庭院漫生蒿草，官舍狐兔作窟。自西晋末入蜀就食的秦陇流民李特的賨人起义（301 AD-347 AD）结束，迄蒙古军队首次进攻川陕边境（1228 AD）为止的880年的时间里，四川，包括今陕西汉中盆地，曾发生过的动乱，规模不大，持续时间也不久（注 14）。延续了880年的基本和平，特别在唐末五代中，前后蜀政权下的和平，使得秦建巴、蜀郡以后形成的巴蜀亚文化，在五代和两宋得到了空前的繁荣。
战 争爆发以前，繁荣使四川地区已经“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注 15），“虽硗确之地，亦耕溽殆尽”，人口总数1,290万（注 16），超过清乾隆末（1787 AD）因清初移民143年后达到的第一次高峰的857万（注 17），其密度可能快要接近在当时生产力条件下所能承受的饱和状态，因此才有南宋官员议论向人烟稀少的荆襄移民。然而，在咸淳五年（1269 AD）时，四川却变成了“地旷人稀”（注 18）了。北宋崇宁时（1102-1106 AD），眉州有户约7.3万（注 15），按每户为5人的最低比例计算，约合36万人，这个人口数值在蒙宋战争以前应该不会明显减少，因为在这期间，眉州地区并未有大的变乱发生，然而到了 南宋咸淳元年（1265 AD）时，“眉州荒废已久”（注 19）。残酷的屠杀和战乱，使得“蜀土数罹兵革，民无完居，一闻马嘶，辄奔窜藏匿。”（注 19），“淮蜀重遭于侵扰，道路流离之重，惨不聊生；室庐焚毁之余，茫无所托。”（注 20）
四川四路，包括今陕西所属的大安军、兴元 府、沔州、洋州、金州，甘肃所属的天水军、西和州、阶州、成州、文州，其估计户数从战争前1175年的258万（估计数，包含上述陕甘两省地区，注21， # 11），减至战后1290年的15.5万（估计数，包含上述陕甘两省地区，注 21），人口减少到1/15，这两个数字的对比，令人怵目惊心。
上 述这两个数字的对比，清楚地说明了战争造成的人口暴减。战争造成的生产技术的破坏（注 22）和文化资源的损失与文化精英的摧残和流失，葬送了几乎花了一千年才建立起来的文化基础，而这些，在古代落后的交通设施和信息交流手段的条件下，对于 一个山川闭塞的地区来说，是不可能在一百年或更长的时间内有效地恢复起来的。事实上，从战争刚结束后的至元二十七年（1290 AD）的80万人口（估计数，扣除了今陕、甘两省的人口数，参注 21的讨论），约占全国人口（注 23）的0.014，增长到明初洪武二十六年（1393 AD）的147万，约占全国人口的0.03（注24、# 16），再增长到明万历六年（1578 AD）的310万（# 16），约占全国人口的0.06，花了296年的时间，四川人口仍然仅恢复到战争发生前，南宋淳熙二年（1175 AD）的人口数值1,100万（扣除今陕西、甘肃部分）（注 21）及其占
全国人口（注 25）比例的0.17强的三分之一。
比起人口和生产力的恢复，文化的恢复远为缓慢和困难，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秦汉至南宋，传统四川亚文化所取得的成就，以此对比蒙宋战争结束以后到明末张献忠部队入侵四川以前的文化状态，从而得出蒙古侵蜀战争对四川文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四 川，包括汉中地区，自从秦建巴蜀郡以后，秦蜀郡郡守李冰在古蜀王朝开明相凿离堆的基础上，修建了迄今还在起作用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使川西平原出现了无水旱 威胁的自然优越条件，为中原文化在四川的传播与发展成有鲜明特色的亚文化提供了一个雄厚的物质基础。秦始皇迁六国贵族到四川地区，第一次带来了中原的先进 生产文化，秦朝时的巴寡妇清，西汉初的卓氏、程郑、邓通，都是富甲天下的企业家和商人（注 26）。
汉初景帝时期，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创 办全国第一所官办学校，以后，川汉地区的文化事业开始得到蓬勃发展，到武帝时，已经是“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注 27）。由此，到东汉末，形成了巴蜀亚文化的第一次高潮期。西汉时期，四川在全国有影响的文人大约有：司马相如、王褒、扬雄，他们的创作影响了两汉的文艺 作品和学术思想。川汉地区在西汉，还出了当时对全国有影响的学者严遵（君平），中国最早的杰出探险家张骞（汉中人），他为中原王朝第一次打通了与西域民族 连系之路。
东汉中期时，洛阳太学生张陵在四川鹄鸣山结合巴蜀源远流长的巫文化（注 28），创造了道教。东汉党锢时期，著名的清流领袖李固就生长在汉中的成固。东汉末年的川汉地区，由于刘焉父子在巴蜀割据政权的经营，与张陵之孙张鲁，在 汉中地区建立的政教合一政权的经营，基本上避免了东汉末战乱的影响。随后刘备集团对川汉和南中地区（今云南、贵州）进行了开发经营，由于以诸葛亮为代表的 荆州知识分子集团的进入，他们能友好地和巴蜀地区的土著知识分子共处，使川汉地区的文化进一步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基本上未受到蜀汉末曹魏政权攻蜀的影响。 蜀汉时期的谯周是同时代全国闻名的学者和历史学家。西晋时期的陈寿（注 29）所著的《三国志》，以其严谨而被选作二十五史之一。
早期巴 蜀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另一贡献是，它创造了饮茶文化（注 30）与丝绸文化（注 31）。从《华阳国志。蜀志》里，我们读到两汉时期的黄润细布为当时全国最好的麻布产品。此外，蜀国的织锦，质量向为全国上乘，早在战国时期，即已经行销 中原（注 32），也是古代西南丝绸之路上的大宗出口产品（注 33），也因此，蜀汉政府才在成都设立锦官署，专门管理蜀汉地区向吴魏地区的丝绸出口。四川一直保持该项生产的优质，一直到蒙古入侵的前夕（注 34）。除此之外，就是巴蜀地区精美的金银器具以及铁制品。其后，西晋末的战乱，使川汉文化第一次受到破坏，但时间持续不久，由于賨人是已经农耕化和汉化 的少数民族，李氏成汉政权在清除了西晋残余力量以后，即开始执行重视文化事业和恢复生产的政策（注 35），因此，这一时期川汉地区的文化破坏并不算很严重。这一时期的常璩所著的《华阳国志》是我国现存内容最丰富的古代地方志。
唐 朝时期，四川涌现出许多优秀的诗人，其中包括了“一扫齐梁蘼风”，开盛唐诗风的陈子昂，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唐安史之乱后中原的动乱，使许多文学家羁 留四川，他们也促进了四川文学的繁荣，例如杜甫和唐代最著名的女诗人薛涛，中唐以后客居四川的诗人刘禹锡、李商隐等。隋唐时期的成都，成为全国最繁华的大 城市之一，被称为“扬一益二”，成都也被称为“南京”。四川成了唐王朝的后院，唐朝两次大动乱中，唐帝都曾避难四川（注 36）。唐天宝中，仅益州每年就交纳罗、紬、绫、绢10万多匹，由此可见四川在唐时的经济地位。由于唐代四川经济的繁荣，使其成为唐王朝财赋的主要供应地 区，和江淮地区一起，帮助唐王朝渡过安史之乱与后来藩镇割据的困难时期。
五 代割据巴蜀汉地区的前蜀和后蜀时期，为了逃避中原战乱，大批衣冠士人来到四川，在五十八年的时间里，四川文化出现了第二次发展高潮。这一时期，出现了以花 间派为代表的词人，花间派是以客居四川，以韦庄为首的一批词人，花间派是我国第一个词派。《花间集》是后蜀人赵崇祚编辑的一部词集，是我国第一部词集。花 间派词人和同一时期在江南南唐的词人一起，开创了由唐诗到词转换的第一次高潮。
后蜀儒林图画院是中国最早的皇家画院，它的第一任院长，画 家黄荃的花鸟画，开创了我国传统水墨画里独立的花鸟画分支。四川是我国早期雕版印刷的基地之一，成都的雕版木刻印刷品以其精美而蜚声全国，1944年出土 的唐印本梵文《陀罗尼经咒》，被认为是全世界现存最早的印刷品之一。五代时，中国首次出现的私人印刷书籍是在四川，足见四川民间文化的繁荣，事实上，五代 时，仅成都就有数百家印刷作坊，卞家、过家、樊赏家，仅是唐代后期四川及成都地区众多书坊中的几家。造纸业方面，成都产的花笺纸（著名的信笺纸薛涛笺即其 一）和麻纸也享誉全国。在丝织工业方面，四川在五代时，继续保持它在纺织工业上的优势，前蜀亡国时，库存的纹、锦、绫、罗多达50万匹。北宋平蜀后，将府 库财帛运至京师，百里不绝。两宋时期，这个优势继续保持（注 37）。后蜀《孟子》石经（孟蜀石经）的镌刻，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项盛举，工程浩大，规模空前。它是我国历代刻石经中首次有注文的石经，并首次将《孟子》 刻入，形成一套完整的“十三经”的石刻经书。
然而，这笔珍贵的文化遗产却基本上未能保存下来，一般认为蜀石经毁于蒙宋战争的战火之中。两 宋时期的四川，出现了文化的第三次繁荣的高潮，首先是继续保持印刷生产的繁荣。宋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命高品、张从信在成都监雕佛教大藏经，至太 宗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费时13年之久才大功告成。这是中国历史上雕版印刷的第一部大丛书（注 38）。宋代刊刻的四部大书中，除了《文苑英华》外，其它尚有《册府元龟》和《太平御览》，均系四川刊行。宋时，浙江、四川、福建是全国三处印刷出版中心 （注 39），四川即占其中之一。私家刻本有新都费氏进修堂刊刻的《资治通鉴》294卷，南宋时期眉州官刻《宋蜀刻七史》。
由于经济的繁荣和印刷技术的先进，在北宋时期，在四川，出现了全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两 宋时的四川是人文荟萃的地方，时称“人文之盛，莫盛于蜀”。南宋著名文臣里，张浚是其中一个。另一个是虞允文，虞在采石矶战役里，以一个不重要的文官职 位，受命于存亡危急之际，粉碎了金完颜亮南侵江南的计划，后任宰相一职，参与创造了孝宗时候的清廉政治。张浚的儿子张栻是南宋著名理学大师，其宇宙论具有 心和理的双重特色。他在湖南主持岳麓书院，给湖湘理学学派奠定了规模。另一位理学家魏了翁穷古博今，自成一家，魏了翁的哲学思想在南宋理学界占有很高的地 位。
南宋后期，四川还产生过杰出的世界级数学家秦九韶（注 40），秦九韶在数学上有几项重要发现，包括对高次方程的研究，已知三边求三角形面积的秦九韶-海伦公式，其中的“大衍求一术”，即“中国剩余定理” （Chinese Remainder Theorem）的意义最为重大，对于现代代数，代数数论，以及现代计算机编码、算法、密码理论仍然存在着广泛发展前景。（注 40之#17、#18）
北 宋时期，四川的史学家里有参加《资治通鉴》编撰的司马光助手范祖禹。南宋时期，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980卷，另有总目5卷，举要68卷，详记北宋一 代编年史，极富价值。李心传撰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多卷，详记高宗以来36年间事，记事精审，其所撰《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为“南宋以来野史之最 详者 ”王偁的《东都事略》，是一本记述北宋历史的记传体史书，为宋人私史中屈指可数者。北宋时期，三苏就出生在四川眉州，其中，苏轼是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和 政治家。他的作品风格，同司马相如和李白对当时文学的影响一样，强烈地影响了两宋文学的风格。所有这些成就，都和四川在两宋时文化教育的普及分不开。早在 北宋时期，四川就出现了和中原地区“洛学”并称的“蜀学”，由于金人的入侵，洛学在中原衰落了，而蜀学却在四川得以保存，这是因为四川在两宋时期，拥有最 大数量的官办郡县学校，这就是李心传所说的：“郡国之学，最盛于成都。”的结果。除了府、州、军、县都设有官学，四川的私办书院占全国的第六位。除此以 外，四川保留的两宋以前的古代文献书籍最多：“淳熙六年（1179 AD）五月。。。求四川遗书，以其不经兵火，所藏官书最多也。”（注41、42、43）。换句话说，两宋时代文化的繁荣里，四川亚文化在其中占有极其重要 的地位，这不仅因为四川向全国提供了占全国三分之一的税收，支持着国防和其他建设开资，而且四川以它的文化和人才成为全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这一切灿烂，都在蒙古军队的入侵过程里烟消云散了。
元 平定全国后，将四川四路里利州东路里的兴元府、洋州、金州，利州西路的天水军、西和州、成州、阶州划入陕西行省，将文州划入宣政院辖地，元政府这样做的目 的，显然是怕四川将来经济力量恢复起来以后，利用和上述地区的历史纽带关系与元中央作对。整个元朝统治四川七十五年的时间里（更准确地说，是64年，注 44），虽然元政府对四川战后经济的恢复作过努力，例如疏浚都江堰灌溉工程，鼓励垦荒屯田，然而毕竟因为四川人口太少，经济恢复的程度并不显著（注 22）。而且，它不象清政府在明末清初动乱以后那样，大规模组织对四川的移民，以便加速恢复四川的经济。在元、明两代，四川的传统经济，如茶、丝，都已失 去了她在元以前在全国的领先地位，降至清代，人们几乎忘记了四川曾经生产过优质的丝、茶产品。（注 34）
在 文化方面，元王朝最多做的事，就是驻扎成都的元帅纽璘，因为本人热爱儒学，在成都一地帮助恢复了三所书院而已，后来政府却又宣布把书院纳入官办，这和宋王 朝鼓励私人办书院和官办郡县学相辅相成适成鲜明对比。我们说，自从汉唐到两宋以来的四川亚文化的代表--“蜀学”，在蒙古侵宋战争结束以后彻底衰落了，这 是有根据的。
首 先，让我们来比较一下科举制度下，两宋和明清时期在四川选拔的人材数目。我们知道，宋代总登科人数是历朝最多的，据初步统计，其每年平均取士人数，约为唐 代的5倍，元代的30倍，明清两代的3－4倍。这应当与宋代的经济发展和文化普及有很大关系，同时也和宋王朝对选拔人材的重视是分不开的。两宋在315 年间，共举行过118次考试。北宋与南宋情况不同。总的趋势是，南方登第人比例迅速增高，至南宋时，高度集中在福建路、两浙路、江南东西路以及成都府路。 （注 45）从唐武德五年（622 AD）起，至清光绪三十年（1904 AD）止，在近1300年中，全国共出了596个状元，其中四川共占25人，唐代5人，五代2人，宋代13人（注 49），元明清代各1人，由此可见，从元朝以后的829年时间里，四川仅仅产生了两个状元，和有宋一代315年里产生了13个状元相比，判若云泥。光是眉 山地区，在两宋时期，就产生了880个进士（注 46）。所以杨慎在谈到明朝四川人材凋零的原因时，说：“宋宣和中，成都杨景盛一家，同科登进士第十二人，经元师之惨，民縻孑遗，以百八十年犹未能复如宋 世之半也！”（注 47）
整个有明一代，四川在《明史》里入传人物共99人，占总入传人物3254人中的3%，不及陕西的4.8%和河北的5.6%，而同期上海、浙江、江苏三地却占全国入传人物总数的28.5%。（注 48）
四 川的书院数量在两宋时占全国的第六位（注49），可是到了元、明时期，却降低到全国十位以下。虽然随着大量移民的迁入，清代四川书院数量有了很大的发展， 到晚清前夕，四川的书院数量已占全国的第二位（注 50），然而，这些书院质量是不高的，其目的纯粹是为了培养应付科举的生员，对于学术文化的提高罕有裨益，即使就算为了应付考试，其效能也是很差的，清朝 前期四川地区考中进士的人数较其它省分偏少，或许能暴露清代四川书院的一些问题。整个有明一代，四川的精英在全国排得上号的，只有一个唯一的状元杨慎(升 庵)，与此同时，江南地区的文星辈出，同时，北方地区的文化事业也有所恢复和发展（注 48）。明末的战乱，更使恢复中的四川人口数量再一次骤减，尽管有清初的大量移民，但其素质并不算高，几乎都是在当地没有恒产的底层人士，这和唐末、北宋 末大批精英人才迁入四川是不能比拟的，因而晚清以前，四川除了清初思想家唐甄，清中叶的文史家李调元、文人张问陶、一品官员张鹏翔以外，几乎没有产生过更 多在全国有影响的精英。
综上所述，从宋末战争以后，到明后期，四川都没有恢复到她在两汉、唐、宋时期在全国经济文化上的地位，明末张献忠 入川所带来的清初战乱与屠杀，更使缓慢恢复中的四川文化受到第二次严重摧残，一直到晚清以前，四川都处于全国文化水平较低的位置，换句话说，四川经过秦汉 建立起来的古典亚文化最终在宋末动乱里消失了，这不仅是四川的损失，也是中华文明的损失。
作为南宋军民的一部分，四川军民用生命的代价， 对蒙古侵略者进行了殊死抗争，这是西晋末、唐末、五代，北宋末的的汉族人民对异族入侵者的斗争里从未出现的历史现象，后来在明末汉族对女真族的入侵，也有 类似的地方，但不及南宋军民抵抗得持久和激烈。这个抵抗，向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个高级文明阻挡低级文明侵略的鲜明例子，同时也提供了一个由于长期侵略与反侵 略的战争所带来的对文化破坏的生动例子。
<鸣谢>本文的初稿在《新文化》上发表以后，注注、丰年、自在啼兄提出了宝贵意见， 鼓励笔者进一步对初稿进行修改。在修改过程中，注注兄特意购买了旧书，胡昭曦、唐唯目两先生合著的《宋末四川战争史料选编》，并借给笔者在修改里参考。笔 者谨此向上述朋友表示他衷心的感谢。（初稿于二零零一年九月写于美国马州盖城Gaithersburg, MD 清轩，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修改于北京西郊兰园小舍）
注释
1。多桑，《蒙古史。第二卷。蒙哥时代》：“自窝阔台死后，蒙古军之屯驻南境者，屡侵入四川、湖广、江南，惟利剽杀，未拓土地，抄掠以后，即弃之而去。”
2。宋阳枋，《字溪集。上宣谕余谯隐（余玠）书》（四库全书珍本》）：“蜀自辛卯以来，士夫军民死于兵者不知几百千万。远者未暇论，姑自近者言之。辛丑西州之祸，殆不忍言。汉嘉之屯，阵亡者众。江阳失险，泸、叙以往，穷幽极远，搜杀不遗。僵尸满野，良为寒心。”
3。《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六十三》载：“绍定四年（1231 AD）八月，蒙古拖雷分骑兵三万人入大散关，攻破凤州，径过华阳，屠洋州，攻武休，开生山，截焦崖，出武休东南，遂围兴元府，民散走死于沙窝者数十万。”。
4。《元史。李忽南吉传》：“三年（1266 AD），宋军陷大梁平山寨(今重庆梁平)，平章赛典赤令忽兰吉领兵千余骑，掠其境，先以六百人觇之，闻寨中拥老携幼西去，追击之，斩首三百级。”
这段文字记载有蒙军不分老幼的屠杀。
5。民国《名山县志》：“度宗咸淳七年，蒙古分兵南侵，。。。王虎、张觉相继战殁，杀戮最惨。”（《蒙顶智矩院碑》可见）。
6。嘉庆《汉州志》“（嘉熙三年）城破，死者十万余家。”
7。《续资治通鉴。宋纪。一六八》：“（文州）军民同死者数万人。”
8。 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名臣奏议。卷一百》）“迨至去冬（嘉熙三年）其祸甚惨。毁潼、遂。残梁、合。来道怀安，归击广安，而东川震矣。屠成都，焚 眉州，蹂践邛、蜀、彭、汉、简、池、永康，而西州之人，十丧七、八矣。毒重庆，下涪陵，扫荡忠、万、云安、梁山、开、达，而夔峡之郡县仅存四、五矣。又虏 所不到之地，悉遭讧溃之扰，民假为溃，溃假为鞑，而真鞑之兵往往借我军之衣装旗号，愚民耳目而卒屠之，盖虽荒郊绝岛之间，无一不被燎原沸鼎之毒也。”
9。元虞集，《道园学古录。眉州史氏程夫人墓志铭》（《四部丛刊》）：“眉州青神史氏，有母曰程夫人者，。。。会国朝（元朝）以金始亡，将并力于宋。连兵于蜀，蜀人受祸惨甚，死伤迨尽，千百不存一二，谋出峡逃生。”
10。 明杨慎《全蜀艺文志》辑明赵枋（左木水旁代）《史母程氏传》：“呜呼！余尝得《三卯录》读之，蜀民就死，率五十人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积其尸，至莫 （暮），疑不死，复刺之。（示旁，以下同）异孙尸积于下，暮刺者偶不及，尸血淋漓入异孙口，夜半始苏，匍匐入林，薄匿他所。后出蜀为枢密使。尝坦视人，未 尝不泣下。贺靖权成都，录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
这一段文字引已佚的可能是宋人笔记《三卯录》所述的三点值得注意：一，蒙古 军队屠杀成都人民是按五十人为单位，先刺杀一遍，到黄昏时再补刺一遍；二，提到了从咸淳二年至咸淳九年曾任四川制置使、重庆知府的朱异孙（# 1）的死里逃生的经历；三。（# 2）蒙古军队屠杀成都人民达140万（# 3、# 4）。
11。历时五十一年的四川抗蒙战争里，部分文献所涉及的阵亡、殉难南宋官员、将领（# 5）、普通人士有：
利 州东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兴元知府郭正孙、利州西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兴州知州张资、成都制置使丁黼、四川制置使陈隆之、成都制置司参议王翊、简州知 州李大全、嘉定知府张忆牧、四川总领财赋王朝、黎平通判何充，何充妻陈氏、沔州知府高稼，高斯得父子、高稼弟高定子、四川制置司参谋许彪孙、怀安军知军史 显孙、汉州节制邵复、汉州通判罗由、汉州教授袁拱辰、雒县知县罗君文、遂宁管文学赵拱实、威州棋城主薄史季检，其子良宵，其婿杨城夫、汉州权通事刘当可、 汉州司户参军赵崇启、邛州知州赵晨、阆中推官赵广、蓬州转运使施择善、顺庆府知府段元鉴、文州通判赵汝乡、重庆知府赵立、南平军知军曹琦、云安军主薄杨寿 孙父子三人、绵州知州范辰孙、施州知州鲜于渭、文州知州刘锐、金州通判蹇彝，其子蹇永叙，弟蹇维之、西和州知州陈寅，妻杜氏，及子妇四人，其宾客二十八 人、西和州推官贾子坤及其家十二人、泸州安抚使王世昌、丹棱县知县冯仲晔、成都府知府冯有硕、普州知州何叔丁、隆庆府教授郑柄孙、阆州分俭赵寅、德兴县丞 王贵行、盘石令姚希得、资州知州刘永、隆州知州蒲东实。（以上官吏）
利州御前统制曹友闻与弟曹有万、重庆制置兼重庆知府张珏、马湖都统和 州防御使张实、利州都统安抚王佐、金州都统安抚和彦威、苦竹隘都统杨立、苦竹隘都统徐昕、郢州都统赵文义、兄赵武义、中江县：守将何庚，安惟臣，田广泽， 歹坤、成都都统秦广孝、泸州都统黄仲文、泸州都统张桂、泸州都统金文德、万州都统上官夔、泸州都统江彦清、涪州都统王明，其子王忠训，总辖韩广文，张遇 春、成都马步兵总管张顺、洋州都统关贵、洋州都统白付才、彭州都统宇文景纳、利州都统吕达、叙州都统杨大全，开州守将：庞彦海，张德，韩明父子，忠州镇抚 使马坤、嘉定都统侯兴、重庆都统程聪、金州都统杨福兴、邛崃部曲帅石戴、绵州都统张珍。名山部将王虎（代字）、张觉、杨招讨女将军。（以上将领）
隆庆部卒周荣，及其战友马徽，白端、汉州士人蒲东卯、司户吴崇启、资州豪侠邓贤全家、泸州士人刘霖、泸州义军领袖罗廷唯。（以上平民）
12。元虞集，《道园学古录。故奉训大夫衡州路总管府判官致仕杨君墓志铭》（《四部丛刊》）：“蜀士大夫在故乡时，深苦兵寇之祸，故在东南者皆走岭南。及世祖皇帝神武不杀，稍稍北还。”
这段文字说明了，元世祖忽必烈执政后，政策有所放宽，但人民仍然害怕战争的屠杀，只有少许回到故乡。
13。 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十。同知乐平州事许世茂墓志铭》：“端平三年，蜀破，衣冠大姓顺流下东南，至江陵，十不存一二，皆舟触岩愕，瞬息以死。淳祐三 年，蜀益蹙，避兵来南，其物故与端平无异。宋主悯其流离，悉擢列在位，大者辅政机、备福纳，外为阃臣，郡将、经术、史学、四方取以宗则。”
这 段文字说明：一。顺流东下逃难的四川知识分子，在逃难途中死亡率很高，甚至达到80%-90%；二。南宋理宗和度宗对待四川逃难到江南、临安的士大夫望族 的礼遇甚高，给了他们的官职和地位，也反过来说明了四川当时的文化程度是不错的，例如史学家李心传就是这样去首都研究史学的，另外，数学家秦九韶全家也是 同时期迁徙去江南的四川士大夫家庭。理宗以后，逃难到临安的四川人士在首都组织自己的集社，每年二月三日，纪念乡土神--梓潼帝君的诞辰。（# 6）
14。从347年东晋桓温占领四川，结束李特、雄、寿、势建立的成汉政权起，到1228年蒙古军队首次进攻川陕边境为止，880年里，四川所发生过的动乱主要有18次：
347年，成汉故臣范长生之子范贲被拥立为帝，东晋振威护军萧敬文亦乘乱起兵攻陷涪城，占领巴西全郡，时间持续4年。
365年，梁州刺史司马勋举兵反叛，引兵进围成都。叛乱被朱序平定，时间持续2年。
373年，前秦符坚出兵攻取东晋梁、益二州，邛、笮、夜郎，时间持续不到1年。
375年，蜀人张育、杨光等起兵反前秦，时间持续2年。
385年，秦晋淝水之战后，东晋派兵伐蜀，攻克成都，梁、益二州复归东晋。时间持续1年。405年，谯纵领兵入据成都，杀东晋益州刺史毛璩。从407年到413年，刘裕数度攻谯纵，卒为刘宋朱龄石讨平，时间持续8年。
432年，许穆之（司马飞龙）领导的益州农民起义爆发。许被杀后，赵广、程道养等继续以司马飞龙名义起义。时间持续5年。553年，西魏乘蜀中空虚，派大将军尉迟迥伐蜀，时间持续不到1年。
580年，北周外戚杨坚“入宫辅政”。益州总管王谦起兵反杨坚。时间持续不到1年。779年，吐蕃与南诏合兵20万，分三路进攻西川，战火曾一度烧到成都城下，被唐军击走。时间持
续不到1年。
806年，唐西川节度使刘辟拥军叛乱，时间持续不到1年。
831年，南昭犯四川，陷成都外城，掠子女、百工数万人后撤退，时间持续不到1年。
870年，南诏大军入犯西川，强渡大渡河，进围成都，后被迫撤军求和。时间持续不到1年。
882年，阡能起义，时间持续不到2年。
925年，后唐庄宗命郭崇韬伐蜀，前蜀后主王衍投降，时间持续2月。
964年，宋太祖派王全彬率6万人分道伐蜀。时间持续仅66天。993年，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李顺攻占成都，建大蜀。时间持续3年。
1206年，南宋四川宣抚副使兼陕西河东安抚使吴曦降金叛宋，旋被讨平。时间持续仅41天。
15。脱脱，《宋史。地理志》。
16。按郭声波，《四川历史农业地理》，战争发生前的四川人口为1,400万。此处估计为1,100万，见注释 21。
16。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附录二。乾隆五十二年（1787）--1953人口地理分布的变化》
17。宋濂，《元史。李忽南吉传》。
18。宋濂，《元史。刘元礼传》。
19。宋濂，《元史。汪惟正传》。
20。毕沅，《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六十九》引嘉熙元年(1237 AD)三月诏。（该诏书为吴泳所拟）
21。 南宋初绍兴三十二年（1162 AD）全国总户数为1,113万（# 7，#8），如果按平均每户为5人估计（# 9），则该年南宋人口约为5,565万人，这个人口数字基本符合何炳棣在文（# 8）里对南宋人口的估计。绍兴三十二年四川的户数为264万（# 11），按平均每户为5人计算，则南宋初四川（包括利州东西路属于今陕西、甘肃部分）人口大约为1,320万人。这个数字大约为1162年南宋全国人口的 24%。南宋中期的淳熙二年（1175 AD），四川的户口数为258万（# 11），略微比绍兴初期的人口减少，人口为1290万。
按《元史。世祖本纪》，元世祖至元十九年，“以四川民仅十二万户，所设官府二百五十余，令四川和省议减之。”，不过，我们应该验证一下至元十九年诏书里12万户数的准确性。
按 《元史。百官志七》：“四川等处行中书省。国初，其地总于陕西。至元十八年，以陕西行中书分省四川。二十三年，始置四川行省，署成都，统有九路、五府。” 由这段记载可知，虽然四川行省是至元二十三年时才置的，但至元十八年时的四川已经事实上被元当局与同陕西分开考虑了。因此，至元十九年诏书所提到的 “四川”是分省考虑的，确。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至元）十三年，立巩昌路总管府。十四年，复行便宜都总帅府事，其年割隆庆府，利、巴、大 安、褒、沔、龙等州隶广元路。”（# 12）可知，在至元十九年时，原属南宋利州西路北部的天水军（这时已被元当局改为天水县，属成州）、成州、西和州、阶州已属巩昌路，不在四川所属，而此时 的大安、褒、沔州属四川广元路，同时考虑到兴元府，包括凤、洋、金三州仍属四川，这样，在至元十九年的诏书里的“四川”行政区，已经不含属于巩昌路的三 州，也不含属于宣徽院管辖的文州。
这样，在至元十九年时的四川总户数12万中，并未计算成州、西和州、阶州、文州，这四州的户数可以估计 为0.9万（# 13）。添上文州，估计为1万。为了和淳熙二年拥有上述四州的南宋四川四路户数作比较，我们把估计数为1万的这四州户数加在至元十九年时的四川户数上，这 就得出了至元十九年时原四川四路的总户数修正值为13万。
我们还要进一步验证修正数字13万户的准确性。按照郭声波《元明清时代四川盆地 的农田垦殖》文中表一“元延祐间四川盆地耕地状况”，元四川行省的编户民共计253,724户，口807,727人，这就是说，元延祐间（1314- 1320），四川有耕地农户25万余，这个所谓耕地户，是指自由耕地者，不包括政府的军屯和民屯户，也按上文，民屯户有7,324户，军屯人数为 5,542人，注意到军屯基本上是单身汉。我们猜测，元至元十九年时候的12万户，也是指耕地户，而不包括民屯户与军屯户，除了这两项以外，尚有城市极少 数无耕地的士与官吏，然后就应该是元将领在宋末战争里掠取的以及被元王朝赏赐的私户，按《元史。世祖本纪》，元世祖赐参知政事咎顺（即降元的咎万寿）农户 180户于江津，但总量不会太大。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加上1万户民屯与军屯的估计户数到元初的13万上，得到完全总户数14万。
按照《元 史。地理志二》里在至元二十七年时的四川行省各路的户数统计，我们得到四川各路的总户数为152,810（# 14），约为15.3万。这个数值并不包括陕西所属的兴元府三州，加上至元二十七年此三州的户数2,149（# 15），约为15.5万，如果再把民屯和军屯估计进去，则原南宋四川四路的完全总户数在至元二十七年时应为16.5万。
比较至元十九年的14万与至元二十七年16.5万这两个修正后的完全户数的差异，可以理解为，至元二十七年（1290 AD）距离至元十九年已经过去8年，估计在这8年的时间里，局势逐渐稳定，流离在山间的人差不多已经返回到可耕种地区。
因此，我们可以结论：至元十九年诏书里四川总户数12万基本正确，只是此户数不含今甘肃的部分，也不含流离在野林里的户数。
根 据上面的分析，为了精确考虑四川人口在宋末战争中的减少状况，我们宁愿使用至元二十七年（1290 AD）人口变动已经稳定（亦即逃离在山林里的人民基本上返回农耕地区入户登记），修正了的完全户数16.5万。不难算得，它是南宋淳熙二年（1175 AD）四川四路户数258万的1/15，或者有比率约为0.065。
按平均每户为5人计算，则在战争结束11年后，四川四路人口大约为82.5万，因此，四川人口从战前的1290万人减少到82.5万！这样的减少令人震惊。
22。 按《元史。食货志一》，元世祖末（1294 AD），全国岁收粮12,014,708石，四川116,574石，陕西229,023石，甘肃6,586石，云南277,719石，江浙 4,494,783石，江西1,157,448石。经过战乱15年后的恢复，四川上缴粮食仅占全国总岁收的0.01，比江浙省与江西省差得远，甚至比云南 低，几乎要和贫穷省甘肃比高低了。由此可见宋末战争对四川经济的严重破坏。
23。按《元史。地理志一》：“平宋，全有版圆。二十七年，又籍之，得户一千一百八十四万八百有奇。”
24。按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第一章。明朝人口的实质》，明初洪武时期的人口统计是相当精确的。明洪武二十六（1393 AD）年四川的户数是215,719，口1，466,778（# 16），平均每户6.81人。
25。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附录。宋金时中国人口的估计》，在“表三”里取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 AD）的户数12,670,901代替淳熙二年（1175 AD）的户数。
26。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史记。佞幸列传。邓通》。
27。班固，《汉书。文翁传》。
28。 源远流长的巴蜀巫文化，早在三星堆出土文物所代表的鱼凫文化特征中，便显示出它的强烈特色。由于三峡与楚国的联系，可以看出巴的巫文化与楚的巫文化的一脉 相承关系。楚国的巫文化曾经提供了先秦以前中国文学和哲学思想里的浪漫主义与庄子哲学，它们后来和中原儒家道家文化结合起来，成为传统文化的另一面；秦以 后中国文学的浪漫主义则主要由巴蜀巫文化所提供，同时渗透着其特有的神秘主义色彩，所以，传说中的仙人王乔、彭祖都生于四川就不奇怪了，这也能解释为什么 道教会产生于蜀，秦以后的司马相如、李白分别都是所在朝代的代表性浪漫主义文学家也不奇怪了。因此，巴蜀亚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色，就在于它是秦以 后中国文学的浪漫主义与神秘主义源头。
29。除了陈寿以外，蜀汉地区还向西晋王朝提供了不少学者、官员，如文立、李宓、何攀等，参常璩，《华阳国志。后贤志》。
30。 最早记载饮茶来自西汉王褒《僮约》里的“武阳卖茶”，武阳在今四川彭山一带。三国末，饮茶的习惯开始传播到长江中下游，北朝时期，饮茶习惯开始推广到北 方。又参《华阳国志。蜀志》记载的产茶地。这便是顾炎武在《日知录。荼》里说的：“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唐时四川名山的蒙顶茶号为天下第一，参 李肇《唐国史补》。
西晋张载《登成都白菟楼》诗：
芳茶冠六清，滋味播九区。
人生苟安乐，兹土聊可娱。
31。丝绸的起源从考古记录看，最早是从浙江河姆渡文化开始的；从文献记录看，则来自巴蜀文化，例如，古蜀国传说里的蚕丛国，以及黄帝正妃西陵（在四川盐亭县）氏嫘祖。
32。战国时期，蜀地的丝绸业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湖南长沙和湖北江陵出土的战国织锦和刺绣，据专家研究，均属古代蜀国的产品，参武敏《吐鲁番出土蜀锦的研究》，《文物》，1984年第6期。
33。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张骞）》。
34。 北宋时期，政府在成都设立府锦院（1083 AD），专门管理生产丝织制品。成都生产大批优质的织锦产品，除了满足皇家需要以外，还作为与辽金互换货品的重要输出品。一直到蒙古的三次占领成都，特别 是嘉熙三年阔端、塔海的屠城，才使大批有特殊技艺的织锦工失散或杀害或掳走，以后，成都的织锦业衰落了，到了明代，它的地位为江浙丝绸业所代替。张献忠屠 城成都，又将残存的传统蜀锦工全部杀害，从此以后，曾经在全国雄踞千年以上的蜀锦工艺在中国历史上完全消失了。（参李劼人，《成都是一个古城》）
35。常璩，《华阳国志。大同志》。
36。唐天宝十四载（755 AD），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叛乱，第二年陷长安，唐玄宗幸蜀至成都。唐中和元年（881 AD），黄巢之乱中，长安沦陷，唐僖宗出逃成都。
37。 按贾大泉，《宋代四川经济述论》，宋朝每年国库总入的锦绮鹿胎透背等高级丝织物共9615匹中，四川织造的为1908匹，占总数的20%多，岁入 147385匹绫中，四川织造的为38770匹，占总数的26%。每年上供锦绮鹿胎透背的1010匹中，四川织造的为759匹，占74%；绫44906匹 中，四川为14456匹，占32%。每年诸路合发紫碧绮180匹，锦1700匹，全部由四川供应。
38。此书大部分已于元代散佚，现存的只有其中两卷宋版书。
39。叶梦得，《石林清话》：“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宋时成都雕版多用梨木，其特点是纹细质优，既可长期保存，又便于雕刻。
40。 秦九韶（公元1202～1261），十三世纪最杰出的数学家之一。普州安岳（今四川安岳县）人，字道古。十八岁为乡中义兵首领，豪宕不羁。后历任建康府通 判、沿江制置司参议官。因贾似道荐，出知琼州。复以吴潜荐，为司农丞。吴潜罢黜，贬梅州而死。性机巧，通数术、天文、乐律、营造。淳祐七年在临安 （1247）完成《数书九章》，对中国和世界数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15、16）。
41。毕沅，《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四十七》。
42。按《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成都城北郭友直及其子郭大亨，在1074年献书3779卷，其中有503卷为“秘阁所无”。又按《文献通考》、《蜀中广记》：郫县人李定在官方诏访书籍时，率先将他家众多的书捐出。
43。 按《府学经史阁落成记》：成都官府藏书有“经史阁”，所谓“聚书万卷，宝藏其间”。按《蜀典》：私人藏书家成都有平民杨江，藏书上万，古今石刻超过欧阳修 《集古录》的收辑（《蜀典》）。《宋史·彭乘传》载：成都刻书家、藏书家彭乘精通古籍，长于校雠，“聚书万卷，皆手自刊校，蜀中所传书，多出于乘。”又按 《书鹤山书院始末》：著名理学家魏了翁创建的鹤山书院储书达十万卷之巨，超过宋初崇文院的国家藏书八万卷的规模。
44。从1279年元平定四川全省起，迄1354年徐寿辉将倪文俊带兵入川为止，元王朝在四川统治凡75年。如果将凌宵城的陷落（1288 AD)起算，则元朝在四川完全行使统治仅有64年。
45。傅璇琮、龚延明， 《宋登科记考》。46。《眉山三苏祠》引《三苏研究文集》。
47。杨慎，《杨升庵遗集》。
48。陈国生，《明史入传人物本贯的地理分布及形成原因刍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1995）。
49。 四川在两宋时期书院仅占全国第六位以及前面所述的登科人数占全国第四位，显然和她的人口在当时全国人口里所占的位置和其文化繁荣程度是不相称的，考其原 因，很可能是在51年的战乱里，由于蒙古的入侵所造成的连年战争，把四川三分之二地区，包括最发达的川西平原变成了战场，书院不可能再在这些地区存在了， 学子正常的读书环境也失去了，这期间，最多仅有少数简陋的临时官学存在于南宋控制地区的堡垒里，这对四川的书院和登科数目无疑造成了严重影响。
嘉 熙（1240-）末，孟珙在任四川宣抚使（坐镇三峡口）期间，目睹四川、襄樊地区难民的流离惨状，在湖北建立了两所书院，提供给逃难的读书人以学习场所， 据南宋高斯得《耻堂存稿。公安南阳二书院记》：“自吾有兵难，襄、蜀之人十九血于虎口，其幸而免者率聚于荆鄂之间，四民皆穷，而士为甚。故制置使孟公珙肃 衿之，各即其所，聚而筑室以教育焉。在公安者即名公安书院，实维寇祠旧址；在武昌者曰南阳书院，则取武侯躬耕之地以名。公安以馆蜀产，南阳以舍襄人。。。 （上奏朝廷拨出学田以支持这些学子的生活费用）居无几何，蜀产之归试者冠其省，襄人试于大庭，亦或以射被恩，士益用功。”
这段文字也说明了即使在战乱中，南宋政府仍然对蒙宋战争中流离失所难民的教育很重视。
50。胡昭曦，《四川书院史》。
#1。吴廷燮，《南宋制抚年表》（《二十五史补编本》）。
#2。 考异：按同治（旧）《成都县志》，引明人赵枋《程氏传》，说：“元人贺清权成都，录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又引《三卯录》：“蜀民就死，率 五十人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积其尸；至暮，疑不死，复刺之。”，于是赵枋叹曰：“元人入成都，其惨如此！”这一段文字显然来自于注 2，惟其中加上了“元人”贺清权成都，与赵氏原文“贺靖权成都，录...”意思大异，这样的修改，失去了赵氏原文里更真实的意义。
赵氏原意是，贺靖在成都主政时，记录了成都屠杀事件的死亡人数，城外未记录下来。考贺靖其人，明嘉靖《池州府志》：“丁黼字文伯，。。。中镝死菜畦内，时端平（此处应为嘉熙）三年也。兵退，贺靖复成都，收葬，闻于朝，赠光禄大夫、显谟大夫。。。。”
又 据宋吴泳《鹤林集。论坏蜀四证及救蜀五策札子》（四库全书珍本）：“又闻贺靖在白水”。再据嘉庆《汉州志》：“刘可当，汉州通判，权州事。元兵至，与一宗 室太保率兵守城。太保出城，往罗山谒贺靖借兵归。”再据胡聘之篆《山右石刻丛编。张藻：梁秉钧碑》（碑现存于山西平遥县）：“嘉熙二年，蒙古军复破成都而 去，。。。成都、汉州败军之将复立其城。”
因此，按吴泳《鹤林集。论坏蜀四论及救蜀五策札子》（《四库全书珍本》）所述，贺靖在端平三年 蒙古军攻入四川腹地时据守在白水，即今剑门关以北，嘉熙三年时驻守在汉州西的罗山，应该是时任成都制置使丁黼的部将，他和其他被蒙古军击败的宋军将领，在 阔端撤离成都后，从新占领了成都。按吴泳《鹤林集。论坏蜀四论及救蜀五策札子》：“贺靖废而显忠乃管兵”，知贺靖曾被解除军职。
综上所 述，贺靖实有其人，复成都后，他对成都城内被蒙古军队屠杀的人数进行了统计，而不是旧《成都府志》里说的是元人笔记记载的更二手资料。赵枋所引《三卯录》 的这段文字，从语气来看，极有可能是熟悉朱异孙的人写的，甚至是朱本人写的，因此，这段保存在《史母程氏传》里的关于蒙古军队屠成都城的史料，具有极为珍 贵的价值。
#3。按《新五代史》，后蜀孟知祥投降北宋军队时所上缴的户籍为五十万四千零二十九户，依平均每户5人的保守计算，成都在五代 末的人口约为250万，这应该是成都在古代人口最高数字，而在两宋时期，中经北宋王小波、李顺的变乱，成都的繁荣有所减低，南宋时期蒙古侵蜀以前，由于四 川未曾有过战争，大批中原人士避难于此，成都呈现出又一次繁荣。其间只发生过短时期的吴曦叛乱，但吴曦叛乱仅局限在汉中地区，成都未曾波及，且吴曦叛乱还 未造成战争和变乱就被讨平。经端平三年阔端军队的短时期占领（但未见屠杀的记载），成都人民开始逃亡，人口应该有所减少，但估计在嘉熙三年的屠城时，人口 达到140万以上还是可能的。
按明正德《姑苏志。卷一》，德祐元年（1275 AD），苏州有户数329,603，按最低每户5人计算，约165万人，苏州在南宋时是和成都规模等级的城市（甚至可能户数比成都少），苏州能达到超过150万，成都也能够达到这个数字。
因此，《史母程氏传》里所记载的蒙古军队屠杀成都140万人一般可信。
#4。 《昭忠录。王翊传》（《守山阁丛书》）：“二十四日，元兵步骑十万至成都，入自东门。二太子坐府衙文明厅，令卜者占，。。。卜者曰：‘民心不归，成都是四 绝死地，若往，不过二世，不若血洗而去。’二太子大书‘火杀’二字，城中百姓无得免者。火光照百里。”按：《昭忠录。王翊传》是蒙古军队屠成都的记载里最 详细的现存文献，其所述“二太子”，即阔端，是他下令屠城，以至“城中百姓无得免者”，可作为#3的一个旁证。
#5。宋阳枋，《字溪集。代上游相公论时政书》（《四库全书珍本》）：“蜀被敌祸，十有余祀，精兵劲卒，死亡什八。”
这段文字说明了，自从蒙古初期侵蜀，迄余玠治蜀之初，四川的军队因战争而减员达80%。
#6。元吴自牧，《梦梁录。卷十九。社会》。
#7。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建炎绍兴户数》。
#8。 按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附录。宋金时中国人口的估计》与加藤繁《支那经济史考证》，他们都同意，两宋的户数是比较准确的，惟平均每户人头数 变化很大，难以确定，这也可从#10看出来。何炳棣认为：“宋代的户数对复原全国人口总数是有用的。”而且，何炳棣也得出了北宋后期和南宋前期包括宋、金 在内，中国的总人口超过一亿一千万。
#9。这是最保守的比例，参愚人：《谈谈东汉以来全国和四川人口及其他》（《新观察文库》）。这个每户为5人的最保守比率，在何炳棣的文章里也是这样坚持的（# 8）。
#10。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本朝视汉唐户多丁少之弊》。
#11。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四川元丰绍兴淳熙户口数》。
#12。脱脱，《元史。地理志二》。
#13。按《元史。地理志二》：至元二十七年时，巩昌路有“户四万五千一百三十五，口三十六万九千二百七十二”，而成、西和、阶仅占其中十五州里的三州，可估计有户数约0.9万。
#14。 按《元史。地理志二》，至元二十七年时，成都路：户32,912，口215,888；广元路：户16,442，口96,406；潼川路缺；重庆路：户 22,395，口93,535；夔州路：户20,024，口99,598；顺庆路：户2,821，口95,156；绍庆府：户3,944，口 15,189；叙州路缺。因为叙州路在宋、元以前人口很少，所以我们忽略去它的户数。因为原属潼川府路的包括泸州在内的许多大县，现已属重庆路，此时的潼 川路仅有州二、县四，比顺庆路规模还小，我们可以用顺庆路的数字作为它的近似数字，但是，顺庆路的户数有偏差，与其口数比较起来，户数过少，我们用其人口 数反过来估计其户数，顺庆路的人口数是95,156，如果以每户5人计，则其修正后的户数是19,031，最后，我们得到潼川路的估计户数19,031。 我们由此算得总户数为152,810。
#15。按《元史。地理志二》：至元二十七年时，兴元府属三州有户2,149，口19,378。
#16。王崇武，《明代户口的消长》及《明史》。
#17。Hungerford, T. W. (1974), Algebra, Springer-Verlag, New York, Heidelberg, Berlin.
#18。 Ireland, K. and Rosen, M. “The Chinese Remainder Theorem.“ §3.4 in A Classical Introduction to Modern Number Theory, 2nd ed.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pp. 34-38, 1990.
赵丰年的一点评论
宋蒙交战，蒙古人拥有两个优势
1。由於拥有马匹数量的绝对优势，蒙古人在战略有主动权，可以自己选择战场，集结大量兵力，造成绝对数量优势，在局部地区以众击寡。这是蒙古人所向披靡的诀窍之一。好在宋是世界最发达的地区，人口密集，使得蒙古人的这个优势相对减弱。
宋在防守上有地形优势，靠山势、水势可以拖延时间，等待增援。如果不利用这个优势，那么就非常容易被击败。曹友闻是军事专家，深娴此道。但是赵彦纳不是 专家，对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判断能力奇差，有不听专家意见。用一天七个红牌，逼迫曹友文在平原地区抗击蒙军，丧失了一个优秀将领。让四川限于被动。也丧失了 南宋最大的财政收入来源。
2。蒙古人的劣势资源是抢劫来的，对征服之地横征暴敛。在短期内可以集中大量资源。造成优势，击破对方。但这时暂时的。一旦一旦消耗干净而没有新的征服地，就不再有新的资源。而且抢劫不见效，必然自相残杀。后期忽必烈就面对这个问题相当狼狈。
宋的缺点是临时征集资源的能力没有蒙古人强。(比如说不能抓奴隶修建工事堡垒)。民众所谓民族主义虽然比北宋好，但是也不是所有人都知道一旦南宋失败， 蒙古必定大屠杀。所以一旦征税过高，或交钞贬值。难免抱怨，拒绝积极抗战。，不懂得一旦亡国，损失更多。这点，宋要是能学我朝宣传本领，必强壮百倍。
但是宋比蒙古政权后劲强。蒙古人在征集大量资源的同时，也毁掉了生产资源的能力。而宋虽然不能过分征集，但资源却能源源不断的生产。愚人兄分析蒙古人的经济比宋更容易垮掉，令我折服。
我认为蒙古人虽然强大，但并不是绝对优势。毫无疑问，宋朝最后是毁在贾似道手里。
然而，在漫长而英勇抵抗蒙古军队的战争中，四川军民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在漫长而残酷的51年 战争中，四川军民大批战死和被屠杀（注 1、2、3、4、5、6、7、8、9、10，11），城郭被焚毁或被遗弃而荒废，连年的战争和人民为避乱向省外的迁徙（注 9、12、13），致使人口剧减，田野荒芜，十室九空，庭院漫生蒿草，官舍狐兔作窟。自西晋末入蜀就食的秦陇流民李特的賨人起义（301 AD-347 AD）结束，迄蒙古军队首次进攻川陕边境（1228 AD）为止的880年的时间里，四川，包括今陕西汉中盆地，曾发生过的动乱，规模不大，持续时间也不久（注 14）。延续了880年的基本和平，特别在唐末五代中，前后蜀政权下的和平，使得秦建巴、蜀郡以后形成的巴蜀亚文化，在五代和两宋得到了空前的繁荣。
战 争爆发以前，繁荣使四川地区已经“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注 15），“虽硗确之地，亦耕溽殆尽”，人口总数1,290万（注 16），超过清乾隆末（1787 AD）因清初移民143年后达到的第一次高峰的857万（注 17），其密度可能快要接近在当时生产力条件下所能承受的饱和状态，因此才有南宋官员议论向人烟稀少的荆襄移民。然而，在咸淳五年（1269 AD）时，四川却变成了“地旷人稀”（注 18）了。北宋崇宁时（1102-1106 AD），眉州有户约7.3万（注 15），按每户为5人的最低比例计算，约合36万人，这个人口数值在蒙宋战争以前应该不会明显减少，因为在这期间，眉州地区并未有大的变乱发生，然而到了 南宋咸淳元年（1265 AD）时，“眉州荒废已久”（注 19）。残酷的屠杀和战乱，使得“蜀土数罹兵革，民无完居，一闻马嘶，辄奔窜藏匿。”（注 19），“淮蜀重遭于侵扰，道路流离之重，惨不聊生；室庐焚毁之余，茫无所托。”（注 20）
四川四路，包括今陕西所属的大安军、兴元 府、沔州、洋州、金州，甘肃所属的天水军、西和州、阶州、成州、文州，其估计户数从战争前1175年的258万（估计数，包含上述陕甘两省地区，注21， # 11），减至战后1290年的15.5万（估计数，包含上述陕甘两省地区，注 21），人口减少到1/15，这两个数字的对比，令人怵目惊心。
上 述这两个数字的对比，清楚地说明了战争造成的人口暴减。战争造成的生产技术的破坏（注 22）和文化资源的损失与文化精英的摧残和流失，葬送了几乎花了一千年才建立起来的文化基础，而这些，在古代落后的交通设施和信息交流手段的条件下，对于 一个山川闭塞的地区来说，是不可能在一百年或更长的时间内有效地恢复起来的。事实上，从战争刚结束后的至元二十七年（1290 AD）的80万人口（估计数，扣除了今陕、甘两省的人口数，参注 21的讨论），约占全国人口（注 23）的0.014，增长到明初洪武二十六年（1393 AD）的147万，约占全国人口的0.03（注24、# 16），再增长到明万历六年（1578 AD）的310万（# 16），约占全国人口的0.06，花了296年的时间，四川人口仍然仅恢复到战争发生前，南宋淳熙二年（1175 AD）的人口数值1,100万（扣除今陕西、甘肃部分）（注 21）及其占
全国人口（注 25）比例的0.17强的三分之一。
比起人口和生产力的恢复，文化的恢复远为缓慢和困难，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秦汉至南宋，传统四川亚文化所取得的成就，以此对比蒙宋战争结束以后到明末张献忠部队入侵四川以前的文化状态，从而得出蒙古侵蜀战争对四川文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四 川，包括汉中地区，自从秦建巴蜀郡以后，秦蜀郡郡守李冰在古蜀王朝开明相凿离堆的基础上，修建了迄今还在起作用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使川西平原出现了无水旱 威胁的自然优越条件，为中原文化在四川的传播与发展成有鲜明特色的亚文化提供了一个雄厚的物质基础。秦始皇迁六国贵族到四川地区，第一次带来了中原的先进 生产文化，秦朝时的巴寡妇清，西汉初的卓氏、程郑、邓通，都是富甲天下的企业家和商人（注 26）。
汉初景帝时期，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创 办全国第一所官办学校，以后，川汉地区的文化事业开始得到蓬勃发展，到武帝时，已经是“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注 27）。由此，到东汉末，形成了巴蜀亚文化的第一次高潮期。西汉时期，四川在全国有影响的文人大约有：司马相如、王褒、扬雄，他们的创作影响了两汉的文艺 作品和学术思想。川汉地区在西汉，还出了当时对全国有影响的学者严遵（君平），中国最早的杰出探险家张骞（汉中人），他为中原王朝第一次打通了与西域民族 连系之路。
东汉中期时，洛阳太学生张陵在四川鹄鸣山结合巴蜀源远流长的巫文化（注 28），创造了道教。东汉党锢时期，著名的清流领袖李固就生长在汉中的成固。东汉末年的川汉地区，由于刘焉父子在巴蜀割据政权的经营，与张陵之孙张鲁，在 汉中地区建立的政教合一政权的经营，基本上避免了东汉末战乱的影响。随后刘备集团对川汉和南中地区（今云南、贵州）进行了开发经营，由于以诸葛亮为代表的 荆州知识分子集团的进入，他们能友好地和巴蜀地区的土著知识分子共处，使川汉地区的文化进一步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基本上未受到蜀汉末曹魏政权攻蜀的影响。 蜀汉时期的谯周是同时代全国闻名的学者和历史学家。西晋时期的陈寿（注 29）所著的《三国志》，以其严谨而被选作二十五史之一。
早期巴 蜀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另一贡献是，它创造了饮茶文化（注 30）与丝绸文化（注 31）。从《华阳国志。蜀志》里，我们读到两汉时期的黄润细布为当时全国最好的麻布产品。此外，蜀国的织锦，质量向为全国上乘，早在战国时期，即已经行销 中原（注 32），也是古代西南丝绸之路上的大宗出口产品（注 33），也因此，蜀汉政府才在成都设立锦官署，专门管理蜀汉地区向吴魏地区的丝绸出口。四川一直保持该项生产的优质，一直到蒙古入侵的前夕（注 34）。除此之外，就是巴蜀地区精美的金银器具以及铁制品。其后，西晋末的战乱，使川汉文化第一次受到破坏，但时间持续不久，由于賨人是已经农耕化和汉化 的少数民族，李氏成汉政权在清除了西晋残余力量以后，即开始执行重视文化事业和恢复生产的政策（注 35），因此，这一时期川汉地区的文化破坏并不算很严重。这一时期的常璩所著的《华阳国志》是我国现存内容最丰富的古代地方志。
唐 朝时期，四川涌现出许多优秀的诗人，其中包括了“一扫齐梁蘼风”，开盛唐诗风的陈子昂，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唐安史之乱后中原的动乱，使许多文学家羁 留四川，他们也促进了四川文学的繁荣，例如杜甫和唐代最著名的女诗人薛涛，中唐以后客居四川的诗人刘禹锡、李商隐等。隋唐时期的成都，成为全国最繁华的大 城市之一，被称为“扬一益二”，成都也被称为“南京”。四川成了唐王朝的后院，唐朝两次大动乱中，唐帝都曾避难四川（注 36）。唐天宝中，仅益州每年就交纳罗、紬、绫、绢10万多匹，由此可见四川在唐时的经济地位。由于唐代四川经济的繁荣，使其成为唐王朝财赋的主要供应地 区，和江淮地区一起，帮助唐王朝渡过安史之乱与后来藩镇割据的困难时期。
五 代割据巴蜀汉地区的前蜀和后蜀时期，为了逃避中原战乱，大批衣冠士人来到四川，在五十八年的时间里，四川文化出现了第二次发展高潮。这一时期，出现了以花 间派为代表的词人，花间派是以客居四川，以韦庄为首的一批词人，花间派是我国第一个词派。《花间集》是后蜀人赵崇祚编辑的一部词集，是我国第一部词集。花 间派词人和同一时期在江南南唐的词人一起，开创了由唐诗到词转换的第一次高潮。
后蜀儒林图画院是中国最早的皇家画院，它的第一任院长，画 家黄荃的花鸟画，开创了我国传统水墨画里独立的花鸟画分支。四川是我国早期雕版印刷的基地之一，成都的雕版木刻印刷品以其精美而蜚声全国，1944年出土 的唐印本梵文《陀罗尼经咒》，被认为是全世界现存最早的印刷品之一。五代时，中国首次出现的私人印刷书籍是在四川，足见四川民间文化的繁荣，事实上，五代 时，仅成都就有数百家印刷作坊，卞家、过家、樊赏家，仅是唐代后期四川及成都地区众多书坊中的几家。造纸业方面，成都产的花笺纸（著名的信笺纸薛涛笺即其 一）和麻纸也享誉全国。在丝织工业方面，四川在五代时，继续保持它在纺织工业上的优势，前蜀亡国时，库存的纹、锦、绫、罗多达50万匹。北宋平蜀后，将府 库财帛运至京师，百里不绝。两宋时期，这个优势继续保持（注 37）。后蜀《孟子》石经（孟蜀石经）的镌刻，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项盛举，工程浩大，规模空前。它是我国历代刻石经中首次有注文的石经，并首次将《孟子》 刻入，形成一套完整的“十三经”的石刻经书。
然而，这笔珍贵的文化遗产却基本上未能保存下来，一般认为蜀石经毁于蒙宋战争的战火之中。两 宋时期的四川，出现了文化的第三次繁荣的高潮，首先是继续保持印刷生产的繁荣。宋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命高品、张从信在成都监雕佛教大藏经，至太 宗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费时13年之久才大功告成。这是中国历史上雕版印刷的第一部大丛书（注 38）。宋代刊刻的四部大书中，除了《文苑英华》外，其它尚有《册府元龟》和《太平御览》，均系四川刊行。宋时，浙江、四川、福建是全国三处印刷出版中心 （注 39），四川即占其中之一。私家刻本有新都费氏进修堂刊刻的《资治通鉴》294卷，南宋时期眉州官刻《宋蜀刻七史》。
由于经济的繁荣和印刷技术的先进，在北宋时期，在四川，出现了全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两 宋时的四川是人文荟萃的地方，时称“人文之盛，莫盛于蜀”。南宋著名文臣里，张浚是其中一个。另一个是虞允文，虞在采石矶战役里，以一个不重要的文官职 位，受命于存亡危急之际，粉碎了金完颜亮南侵江南的计划，后任宰相一职，参与创造了孝宗时候的清廉政治。张浚的儿子张栻是南宋著名理学大师，其宇宙论具有 心和理的双重特色。他在湖南主持岳麓书院，给湖湘理学学派奠定了规模。另一位理学家魏了翁穷古博今，自成一家，魏了翁的哲学思想在南宋理学界占有很高的地 位。
南宋后期，四川还产生过杰出的世界级数学家秦九韶（注 40），秦九韶在数学上有几项重要发现，包括对高次方程的研究，已知三边求三角形面积的秦九韶-海伦公式，其中的“大衍求一术”，即“中国剩余定理” （Chinese Remainder Theorem）的意义最为重大，对于现代代数，代数数论，以及现代计算机编码、算法、密码理论仍然存在着广泛发展前景。（注 40之#17、#18）
北 宋时期，四川的史学家里有参加《资治通鉴》编撰的司马光助手范祖禹。南宋时期，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980卷，另有总目5卷，举要68卷，详记北宋一 代编年史，极富价值。李心传撰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多卷，详记高宗以来36年间事，记事精审，其所撰《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为“南宋以来野史之最 详者 ”王偁的《东都事略》，是一本记述北宋历史的记传体史书，为宋人私史中屈指可数者。北宋时期，三苏就出生在四川眉州，其中，苏轼是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和 政治家。他的作品风格，同司马相如和李白对当时文学的影响一样，强烈地影响了两宋文学的风格。所有这些成就，都和四川在两宋时文化教育的普及分不开。早在 北宋时期，四川就出现了和中原地区“洛学”并称的“蜀学”，由于金人的入侵，洛学在中原衰落了，而蜀学却在四川得以保存，这是因为四川在两宋时期，拥有最 大数量的官办郡县学校，这就是李心传所说的：“郡国之学，最盛于成都。”的结果。除了府、州、军、县都设有官学，四川的私办书院占全国的第六位。除此以 外，四川保留的两宋以前的古代文献书籍最多：“淳熙六年（1179 AD）五月。。。求四川遗书，以其不经兵火，所藏官书最多也。”（注41、42、43）。换句话说，两宋时代文化的繁荣里，四川亚文化在其中占有极其重要 的地位，这不仅因为四川向全国提供了占全国三分之一的税收，支持着国防和其他建设开资，而且四川以它的文化和人才成为全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这一切灿烂，都在蒙古军队的入侵过程里烟消云散了。
元 平定全国后，将四川四路里利州东路里的兴元府、洋州、金州，利州西路的天水军、西和州、成州、阶州划入陕西行省，将文州划入宣政院辖地，元政府这样做的目 的，显然是怕四川将来经济力量恢复起来以后，利用和上述地区的历史纽带关系与元中央作对。整个元朝统治四川七十五年的时间里（更准确地说，是64年，注 44），虽然元政府对四川战后经济的恢复作过努力，例如疏浚都江堰灌溉工程，鼓励垦荒屯田，然而毕竟因为四川人口太少，经济恢复的程度并不显著（注 22）。而且，它不象清政府在明末清初动乱以后那样，大规模组织对四川的移民，以便加速恢复四川的经济。在元、明两代，四川的传统经济，如茶、丝，都已失 去了她在元以前在全国的领先地位，降至清代，人们几乎忘记了四川曾经生产过优质的丝、茶产品。（注 34）
在 文化方面，元王朝最多做的事，就是驻扎成都的元帅纽璘，因为本人热爱儒学，在成都一地帮助恢复了三所书院而已，后来政府却又宣布把书院纳入官办，这和宋王 朝鼓励私人办书院和官办郡县学相辅相成适成鲜明对比。我们说，自从汉唐到两宋以来的四川亚文化的代表--“蜀学”，在蒙古侵宋战争结束以后彻底衰落了，这 是有根据的。
首 先，让我们来比较一下科举制度下，两宋和明清时期在四川选拔的人材数目。我们知道，宋代总登科人数是历朝最多的，据初步统计，其每年平均取士人数，约为唐 代的5倍，元代的30倍，明清两代的3－4倍。这应当与宋代的经济发展和文化普及有很大关系，同时也和宋王朝对选拔人材的重视是分不开的。两宋在315 年间，共举行过118次考试。北宋与南宋情况不同。总的趋势是，南方登第人比例迅速增高，至南宋时，高度集中在福建路、两浙路、江南东西路以及成都府路。 （注 45）从唐武德五年（622 AD）起，至清光绪三十年（1904 AD）止，在近1300年中，全国共出了596个状元，其中四川共占25人，唐代5人，五代2人，宋代13人（注 49），元明清代各1人，由此可见，从元朝以后的829年时间里，四川仅仅产生了两个状元，和有宋一代315年里产生了13个状元相比，判若云泥。光是眉 山地区，在两宋时期，就产生了880个进士（注 46）。所以杨慎在谈到明朝四川人材凋零的原因时，说：“宋宣和中，成都杨景盛一家，同科登进士第十二人，经元师之惨，民縻孑遗，以百八十年犹未能复如宋 世之半也！”（注 47）
整个有明一代，四川在《明史》里入传人物共99人，占总入传人物3254人中的3%，不及陕西的4.8%和河北的5.6%，而同期上海、浙江、江苏三地却占全国入传人物总数的28.5%。（注 48）
四 川的书院数量在两宋时占全国的第六位（注49），可是到了元、明时期，却降低到全国十位以下。虽然随着大量移民的迁入，清代四川书院数量有了很大的发展， 到晚清前夕，四川的书院数量已占全国的第二位（注 50），然而，这些书院质量是不高的，其目的纯粹是为了培养应付科举的生员，对于学术文化的提高罕有裨益，即使就算为了应付考试，其效能也是很差的，清朝 前期四川地区考中进士的人数较其它省分偏少，或许能暴露清代四川书院的一些问题。整个有明一代，四川的精英在全国排得上号的，只有一个唯一的状元杨慎(升 庵)，与此同时，江南地区的文星辈出，同时，北方地区的文化事业也有所恢复和发展（注 48）。明末的战乱，更使恢复中的四川人口数量再一次骤减，尽管有清初的大量移民，但其素质并不算高，几乎都是在当地没有恒产的底层人士，这和唐末、北宋 末大批精英人才迁入四川是不能比拟的，因而晚清以前，四川除了清初思想家唐甄，清中叶的文史家李调元、文人张问陶、一品官员张鹏翔以外，几乎没有产生过更 多在全国有影响的精英。
综上所述，从宋末战争以后，到明后期，四川都没有恢复到她在两汉、唐、宋时期在全国经济文化上的地位，明末张献忠 入川所带来的清初战乱与屠杀，更使缓慢恢复中的四川文化受到第二次严重摧残，一直到晚清以前，四川都处于全国文化水平较低的位置，换句话说，四川经过秦汉 建立起来的古典亚文化最终在宋末动乱里消失了，这不仅是四川的损失，也是中华文明的损失。
作为南宋军民的一部分，四川军民用生命的代价， 对蒙古侵略者进行了殊死抗争，这是西晋末、唐末、五代，北宋末的的汉族人民对异族入侵者的斗争里从未出现的历史现象，后来在明末汉族对女真族的入侵，也有 类似的地方，但不及南宋军民抵抗得持久和激烈。这个抵抗，向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个高级文明阻挡低级文明侵略的鲜明例子，同时也提供了一个由于长期侵略与反侵 略的战争所带来的对文化破坏的生动例子。
<鸣谢>本文的初稿在《新文化》上发表以后，注注、丰年、自在啼兄提出了宝贵意见， 鼓励笔者进一步对初稿进行修改。在修改过程中，注注兄特意购买了旧书，胡昭曦、唐唯目两先生合著的《宋末四川战争史料选编》，并借给笔者在修改里参考。笔 者谨此向上述朋友表示他衷心的感谢。（初稿于二零零一年九月写于美国马州盖城Gaithersburg, MD 清轩，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修改于北京西郊兰园小舍）
注释
1。多桑，《蒙古史。第二卷。蒙哥时代》：“自窝阔台死后，蒙古军之屯驻南境者，屡侵入四川、湖广、江南，惟利剽杀，未拓土地，抄掠以后，即弃之而去。”
2。宋阳枋，《字溪集。上宣谕余谯隐（余玠）书》（四库全书珍本》）：“蜀自辛卯以来，士夫军民死于兵者不知几百千万。远者未暇论，姑自近者言之。辛丑西州之祸，殆不忍言。汉嘉之屯，阵亡者众。江阳失险，泸、叙以往，穷幽极远，搜杀不遗。僵尸满野，良为寒心。”
3。《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六十三》载：“绍定四年（1231 AD）八月，蒙古拖雷分骑兵三万人入大散关，攻破凤州，径过华阳，屠洋州，攻武休，开生山，截焦崖，出武休东南，遂围兴元府，民散走死于沙窝者数十万。”。
4。《元史。李忽南吉传》：“三年（1266 AD），宋军陷大梁平山寨(今重庆梁平)，平章赛典赤令忽兰吉领兵千余骑，掠其境，先以六百人觇之，闻寨中拥老携幼西去，追击之，斩首三百级。”
这段文字记载有蒙军不分老幼的屠杀。
5。民国《名山县志》：“度宗咸淳七年，蒙古分兵南侵，。。。王虎、张觉相继战殁，杀戮最惨。”（《蒙顶智矩院碑》可见）。
6。嘉庆《汉州志》“（嘉熙三年）城破，死者十万余家。”
7。《续资治通鉴。宋纪。一六八》：“（文州）军民同死者数万人。”
8。 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名臣奏议。卷一百》）“迨至去冬（嘉熙三年）其祸甚惨。毁潼、遂。残梁、合。来道怀安，归击广安，而东川震矣。屠成都，焚 眉州，蹂践邛、蜀、彭、汉、简、池、永康，而西州之人，十丧七、八矣。毒重庆，下涪陵，扫荡忠、万、云安、梁山、开、达，而夔峡之郡县仅存四、五矣。又虏 所不到之地，悉遭讧溃之扰，民假为溃，溃假为鞑，而真鞑之兵往往借我军之衣装旗号，愚民耳目而卒屠之，盖虽荒郊绝岛之间，无一不被燎原沸鼎之毒也。”
9。元虞集，《道园学古录。眉州史氏程夫人墓志铭》（《四部丛刊》）：“眉州青神史氏，有母曰程夫人者，。。。会国朝（元朝）以金始亡，将并力于宋。连兵于蜀，蜀人受祸惨甚，死伤迨尽，千百不存一二，谋出峡逃生。”
10。 明杨慎《全蜀艺文志》辑明赵枋（左木水旁代）《史母程氏传》：“呜呼！余尝得《三卯录》读之，蜀民就死，率五十人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积其尸，至莫 （暮），疑不死，复刺之。（示旁，以下同）异孙尸积于下，暮刺者偶不及，尸血淋漓入异孙口，夜半始苏，匍匐入林，薄匿他所。后出蜀为枢密使。尝坦视人，未 尝不泣下。贺靖权成都，录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
这一段文字引已佚的可能是宋人笔记《三卯录》所述的三点值得注意：一，蒙古 军队屠杀成都人民是按五十人为单位，先刺杀一遍，到黄昏时再补刺一遍；二，提到了从咸淳二年至咸淳九年曾任四川制置使、重庆知府的朱异孙（# 1）的死里逃生的经历；三。（# 2）蒙古军队屠杀成都人民达140万（# 3、# 4）。
11。历时五十一年的四川抗蒙战争里，部分文献所涉及的阵亡、殉难南宋官员、将领（# 5）、普通人士有：
利 州东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兴元知府郭正孙、利州西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兴州知州张资、成都制置使丁黼、四川制置使陈隆之、成都制置司参议王翊、简州知 州李大全、嘉定知府张忆牧、四川总领财赋王朝、黎平通判何充，何充妻陈氏、沔州知府高稼，高斯得父子、高稼弟高定子、四川制置司参谋许彪孙、怀安军知军史 显孙、汉州节制邵复、汉州通判罗由、汉州教授袁拱辰、雒县知县罗君文、遂宁管文学赵拱实、威州棋城主薄史季检，其子良宵，其婿杨城夫、汉州权通事刘当可、 汉州司户参军赵崇启、邛州知州赵晨、阆中推官赵广、蓬州转运使施择善、顺庆府知府段元鉴、文州通判赵汝乡、重庆知府赵立、南平军知军曹琦、云安军主薄杨寿 孙父子三人、绵州知州范辰孙、施州知州鲜于渭、文州知州刘锐、金州通判蹇彝，其子蹇永叙，弟蹇维之、西和州知州陈寅，妻杜氏，及子妇四人，其宾客二十八 人、西和州推官贾子坤及其家十二人、泸州安抚使王世昌、丹棱县知县冯仲晔、成都府知府冯有硕、普州知州何叔丁、隆庆府教授郑柄孙、阆州分俭赵寅、德兴县丞 王贵行、盘石令姚希得、资州知州刘永、隆州知州蒲东实。（以上官吏）
利州御前统制曹友闻与弟曹有万、重庆制置兼重庆知府张珏、马湖都统和 州防御使张实、利州都统安抚王佐、金州都统安抚和彦威、苦竹隘都统杨立、苦竹隘都统徐昕、郢州都统赵文义、兄赵武义、中江县：守将何庚，安惟臣，田广泽， 歹坤、成都都统秦广孝、泸州都统黄仲文、泸州都统张桂、泸州都统金文德、万州都统上官夔、泸州都统江彦清、涪州都统王明，其子王忠训，总辖韩广文，张遇 春、成都马步兵总管张顺、洋州都统关贵、洋州都统白付才、彭州都统宇文景纳、利州都统吕达、叙州都统杨大全，开州守将：庞彦海，张德，韩明父子，忠州镇抚 使马坤、嘉定都统侯兴、重庆都统程聪、金州都统杨福兴、邛崃部曲帅石戴、绵州都统张珍。名山部将王虎（代字）、张觉、杨招讨女将军。（以上将领）
隆庆部卒周荣，及其战友马徽，白端、汉州士人蒲东卯、司户吴崇启、资州豪侠邓贤全家、泸州士人刘霖、泸州义军领袖罗廷唯。（以上平民）
12。元虞集，《道园学古录。故奉训大夫衡州路总管府判官致仕杨君墓志铭》（《四部丛刊》）：“蜀士大夫在故乡时，深苦兵寇之祸，故在东南者皆走岭南。及世祖皇帝神武不杀，稍稍北还。”
这段文字说明了，元世祖忽必烈执政后，政策有所放宽，但人民仍然害怕战争的屠杀，只有少许回到故乡。
13。 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十。同知乐平州事许世茂墓志铭》：“端平三年，蜀破，衣冠大姓顺流下东南，至江陵，十不存一二，皆舟触岩愕，瞬息以死。淳祐三 年，蜀益蹙，避兵来南，其物故与端平无异。宋主悯其流离，悉擢列在位，大者辅政机、备福纳，外为阃臣，郡将、经术、史学、四方取以宗则。”
这 段文字说明：一。顺流东下逃难的四川知识分子，在逃难途中死亡率很高，甚至达到80%-90%；二。南宋理宗和度宗对待四川逃难到江南、临安的士大夫望族 的礼遇甚高，给了他们的官职和地位，也反过来说明了四川当时的文化程度是不错的，例如史学家李心传就是这样去首都研究史学的，另外，数学家秦九韶全家也是 同时期迁徙去江南的四川士大夫家庭。理宗以后，逃难到临安的四川人士在首都组织自己的集社，每年二月三日，纪念乡土神--梓潼帝君的诞辰。（# 6）
14。从347年东晋桓温占领四川，结束李特、雄、寿、势建立的成汉政权起，到1228年蒙古军队首次进攻川陕边境为止，880年里，四川所发生过的动乱主要有18次：
347年，成汉故臣范长生之子范贲被拥立为帝，东晋振威护军萧敬文亦乘乱起兵攻陷涪城，占领巴西全郡，时间持续4年。
365年，梁州刺史司马勋举兵反叛，引兵进围成都。叛乱被朱序平定，时间持续2年。
373年，前秦符坚出兵攻取东晋梁、益二州，邛、笮、夜郎，时间持续不到1年。
375年，蜀人张育、杨光等起兵反前秦，时间持续2年。
385年，秦晋淝水之战后，东晋派兵伐蜀，攻克成都，梁、益二州复归东晋。时间持续1年。405年，谯纵领兵入据成都，杀东晋益州刺史毛璩。从407年到413年，刘裕数度攻谯纵，卒为刘宋朱龄石讨平，时间持续8年。
432年，许穆之（司马飞龙）领导的益州农民起义爆发。许被杀后，赵广、程道养等继续以司马飞龙名义起义。时间持续5年。553年，西魏乘蜀中空虚，派大将军尉迟迥伐蜀，时间持续不到1年。
580年，北周外戚杨坚“入宫辅政”。益州总管王谦起兵反杨坚。时间持续不到1年。779年，吐蕃与南诏合兵20万，分三路进攻西川，战火曾一度烧到成都城下，被唐军击走。时间持
续不到1年。
806年，唐西川节度使刘辟拥军叛乱，时间持续不到1年。
831年，南昭犯四川，陷成都外城，掠子女、百工数万人后撤退，时间持续不到1年。
870年，南诏大军入犯西川，强渡大渡河，进围成都，后被迫撤军求和。时间持续不到1年。
882年，阡能起义，时间持续不到2年。
925年，后唐庄宗命郭崇韬伐蜀，前蜀后主王衍投降，时间持续2月。
964年，宋太祖派王全彬率6万人分道伐蜀。时间持续仅66天。993年，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李顺攻占成都，建大蜀。时间持续3年。
1206年，南宋四川宣抚副使兼陕西河东安抚使吴曦降金叛宋，旋被讨平。时间持续仅41天。
15。脱脱，《宋史。地理志》。
16。按郭声波，《四川历史农业地理》，战争发生前的四川人口为1,400万。此处估计为1,100万，见注释 21。
16。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附录二。乾隆五十二年（1787）--1953人口地理分布的变化》
17。宋濂，《元史。李忽南吉传》。
18。宋濂，《元史。刘元礼传》。
19。宋濂，《元史。汪惟正传》。
20。毕沅，《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六十九》引嘉熙元年(1237 AD)三月诏。（该诏书为吴泳所拟）
21。 南宋初绍兴三十二年（1162 AD）全国总户数为1,113万（# 7，#8），如果按平均每户为5人估计（# 9），则该年南宋人口约为5,565万人，这个人口数字基本符合何炳棣在文（# 8）里对南宋人口的估计。绍兴三十二年四川的户数为264万（# 11），按平均每户为5人计算，则南宋初四川（包括利州东西路属于今陕西、甘肃部分）人口大约为1,320万人。这个数字大约为1162年南宋全国人口的 24%。南宋中期的淳熙二年（1175 AD），四川的户口数为258万（# 11），略微比绍兴初期的人口减少，人口为1290万。
按《元史。世祖本纪》，元世祖至元十九年，“以四川民仅十二万户，所设官府二百五十余，令四川和省议减之。”，不过，我们应该验证一下至元十九年诏书里12万户数的准确性。
按 《元史。百官志七》：“四川等处行中书省。国初，其地总于陕西。至元十八年，以陕西行中书分省四川。二十三年，始置四川行省，署成都，统有九路、五府。” 由这段记载可知，虽然四川行省是至元二十三年时才置的，但至元十八年时的四川已经事实上被元当局与同陕西分开考虑了。因此，至元十九年诏书所提到的 “四川”是分省考虑的，确。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至元）十三年，立巩昌路总管府。十四年，复行便宜都总帅府事，其年割隆庆府，利、巴、大 安、褒、沔、龙等州隶广元路。”（# 12）可知，在至元十九年时，原属南宋利州西路北部的天水军（这时已被元当局改为天水县，属成州）、成州、西和州、阶州已属巩昌路，不在四川所属，而此时 的大安、褒、沔州属四川广元路，同时考虑到兴元府，包括凤、洋、金三州仍属四川，这样，在至元十九年的诏书里的“四川”行政区，已经不含属于巩昌路的三 州，也不含属于宣徽院管辖的文州。
这样，在至元十九年时的四川总户数12万中，并未计算成州、西和州、阶州、文州，这四州的户数可以估计 为0.9万（# 13）。添上文州，估计为1万。为了和淳熙二年拥有上述四州的南宋四川四路户数作比较，我们把估计数为1万的这四州户数加在至元十九年时的四川户数上，这 就得出了至元十九年时原四川四路的总户数修正值为13万。
我们还要进一步验证修正数字13万户的准确性。按照郭声波《元明清时代四川盆地 的农田垦殖》文中表一“元延祐间四川盆地耕地状况”，元四川行省的编户民共计253,724户，口807,727人，这就是说，元延祐间（1314- 1320），四川有耕地农户25万余，这个所谓耕地户，是指自由耕地者，不包括政府的军屯和民屯户，也按上文，民屯户有7,324户，军屯人数为 5,542人，注意到军屯基本上是单身汉。我们猜测，元至元十九年时候的12万户，也是指耕地户，而不包括民屯户与军屯户，除了这两项以外，尚有城市极少 数无耕地的士与官吏，然后就应该是元将领在宋末战争里掠取的以及被元王朝赏赐的私户，按《元史。世祖本纪》，元世祖赐参知政事咎顺（即降元的咎万寿）农户 180户于江津，但总量不会太大。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加上1万户民屯与军屯的估计户数到元初的13万上，得到完全总户数14万。
按照《元 史。地理志二》里在至元二十七年时的四川行省各路的户数统计，我们得到四川各路的总户数为152,810（# 14），约为15.3万。这个数值并不包括陕西所属的兴元府三州，加上至元二十七年此三州的户数2,149（# 15），约为15.5万，如果再把民屯和军屯估计进去，则原南宋四川四路的完全总户数在至元二十七年时应为16.5万。
比较至元十九年的14万与至元二十七年16.5万这两个修正后的完全户数的差异，可以理解为，至元二十七年（1290 AD）距离至元十九年已经过去8年，估计在这8年的时间里，局势逐渐稳定，流离在山间的人差不多已经返回到可耕种地区。
因此，我们可以结论：至元十九年诏书里四川总户数12万基本正确，只是此户数不含今甘肃的部分，也不含流离在野林里的户数。
根 据上面的分析，为了精确考虑四川人口在宋末战争中的减少状况，我们宁愿使用至元二十七年（1290 AD）人口变动已经稳定（亦即逃离在山林里的人民基本上返回农耕地区入户登记），修正了的完全户数16.5万。不难算得，它是南宋淳熙二年（1175 AD）四川四路户数258万的1/15，或者有比率约为0.065。
按平均每户为5人计算，则在战争结束11年后，四川四路人口大约为82.5万，因此，四川人口从战前的1290万人减少到82.5万！这样的减少令人震惊。
22。 按《元史。食货志一》，元世祖末（1294 AD），全国岁收粮12,014,708石，四川116,574石，陕西229,023石，甘肃6,586石，云南277,719石，江浙 4,494,783石，江西1,157,448石。经过战乱15年后的恢复，四川上缴粮食仅占全国总岁收的0.01，比江浙省与江西省差得远，甚至比云南 低，几乎要和贫穷省甘肃比高低了。由此可见宋末战争对四川经济的严重破坏。
23。按《元史。地理志一》：“平宋，全有版圆。二十七年，又籍之，得户一千一百八十四万八百有奇。”
24。按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第一章。明朝人口的实质》，明初洪武时期的人口统计是相当精确的。明洪武二十六（1393 AD）年四川的户数是215,719，口1，466,778（# 16），平均每户6.81人。
25。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附录。宋金时中国人口的估计》，在“表三”里取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 AD）的户数12,670,901代替淳熙二年（1175 AD）的户数。
26。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史记。佞幸列传。邓通》。
27。班固，《汉书。文翁传》。
28。 源远流长的巴蜀巫文化，早在三星堆出土文物所代表的鱼凫文化特征中，便显示出它的强烈特色。由于三峡与楚国的联系，可以看出巴的巫文化与楚的巫文化的一脉 相承关系。楚国的巫文化曾经提供了先秦以前中国文学和哲学思想里的浪漫主义与庄子哲学，它们后来和中原儒家道家文化结合起来，成为传统文化的另一面；秦以 后中国文学的浪漫主义则主要由巴蜀巫文化所提供，同时渗透着其特有的神秘主义色彩，所以，传说中的仙人王乔、彭祖都生于四川就不奇怪了，这也能解释为什么 道教会产生于蜀，秦以后的司马相如、李白分别都是所在朝代的代表性浪漫主义文学家也不奇怪了。因此，巴蜀亚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色，就在于它是秦以 后中国文学的浪漫主义与神秘主义源头。
29。除了陈寿以外，蜀汉地区还向西晋王朝提供了不少学者、官员，如文立、李宓、何攀等，参常璩，《华阳国志。后贤志》。
30。 最早记载饮茶来自西汉王褒《僮约》里的“武阳卖茶”，武阳在今四川彭山一带。三国末，饮茶的习惯开始传播到长江中下游，北朝时期，饮茶习惯开始推广到北 方。又参《华阳国志。蜀志》记载的产茶地。这便是顾炎武在《日知录。荼》里说的：“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唐时四川名山的蒙顶茶号为天下第一，参 李肇《唐国史补》。
西晋张载《登成都白菟楼》诗：
芳茶冠六清，滋味播九区。
人生苟安乐，兹土聊可娱。
31。丝绸的起源从考古记录看，最早是从浙江河姆渡文化开始的；从文献记录看，则来自巴蜀文化，例如，古蜀国传说里的蚕丛国，以及黄帝正妃西陵（在四川盐亭县）氏嫘祖。
32。战国时期，蜀地的丝绸业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湖南长沙和湖北江陵出土的战国织锦和刺绣，据专家研究，均属古代蜀国的产品，参武敏《吐鲁番出土蜀锦的研究》，《文物》，1984年第6期。
33。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张骞）》。
34。 北宋时期，政府在成都设立府锦院（1083 AD），专门管理生产丝织制品。成都生产大批优质的织锦产品，除了满足皇家需要以外，还作为与辽金互换货品的重要输出品。一直到蒙古的三次占领成都，特别 是嘉熙三年阔端、塔海的屠城，才使大批有特殊技艺的织锦工失散或杀害或掳走，以后，成都的织锦业衰落了，到了明代，它的地位为江浙丝绸业所代替。张献忠屠 城成都，又将残存的传统蜀锦工全部杀害，从此以后，曾经在全国雄踞千年以上的蜀锦工艺在中国历史上完全消失了。（参李劼人，《成都是一个古城》）
35。常璩，《华阳国志。大同志》。
36。唐天宝十四载（755 AD），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叛乱，第二年陷长安，唐玄宗幸蜀至成都。唐中和元年（881 AD），黄巢之乱中，长安沦陷，唐僖宗出逃成都。
37。 按贾大泉，《宋代四川经济述论》，宋朝每年国库总入的锦绮鹿胎透背等高级丝织物共9615匹中，四川织造的为1908匹，占总数的20%多，岁入 147385匹绫中，四川织造的为38770匹，占总数的26%。每年上供锦绮鹿胎透背的1010匹中，四川织造的为759匹，占74%；绫44906匹 中，四川为14456匹，占32%。每年诸路合发紫碧绮180匹，锦1700匹，全部由四川供应。
38。此书大部分已于元代散佚，现存的只有其中两卷宋版书。
39。叶梦得，《石林清话》：“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宋时成都雕版多用梨木，其特点是纹细质优，既可长期保存，又便于雕刻。
40。 秦九韶（公元1202～1261），十三世纪最杰出的数学家之一。普州安岳（今四川安岳县）人，字道古。十八岁为乡中义兵首领，豪宕不羁。后历任建康府通 判、沿江制置司参议官。因贾似道荐，出知琼州。复以吴潜荐，为司农丞。吴潜罢黜，贬梅州而死。性机巧，通数术、天文、乐律、营造。淳祐七年在临安 （1247）完成《数书九章》，对中国和世界数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15、16）。
41。毕沅，《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四十七》。
42。按《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成都城北郭友直及其子郭大亨，在1074年献书3779卷，其中有503卷为“秘阁所无”。又按《文献通考》、《蜀中广记》：郫县人李定在官方诏访书籍时，率先将他家众多的书捐出。
43。 按《府学经史阁落成记》：成都官府藏书有“经史阁”，所谓“聚书万卷，宝藏其间”。按《蜀典》：私人藏书家成都有平民杨江，藏书上万，古今石刻超过欧阳修 《集古录》的收辑（《蜀典》）。《宋史·彭乘传》载：成都刻书家、藏书家彭乘精通古籍，长于校雠，“聚书万卷，皆手自刊校，蜀中所传书，多出于乘。”又按 《书鹤山书院始末》：著名理学家魏了翁创建的鹤山书院储书达十万卷之巨，超过宋初崇文院的国家藏书八万卷的规模。
44。从1279年元平定四川全省起，迄1354年徐寿辉将倪文俊带兵入川为止，元王朝在四川统治凡75年。如果将凌宵城的陷落（1288 AD)起算，则元朝在四川完全行使统治仅有64年。
45。傅璇琮、龚延明， 《宋登科记考》。46。《眉山三苏祠》引《三苏研究文集》。
47。杨慎，《杨升庵遗集》。
48。陈国生，《明史入传人物本贯的地理分布及形成原因刍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1995）。
49。 四川在两宋时期书院仅占全国第六位以及前面所述的登科人数占全国第四位，显然和她的人口在当时全国人口里所占的位置和其文化繁荣程度是不相称的，考其原 因，很可能是在51年的战乱里，由于蒙古的入侵所造成的连年战争，把四川三分之二地区，包括最发达的川西平原变成了战场，书院不可能再在这些地区存在了， 学子正常的读书环境也失去了，这期间，最多仅有少数简陋的临时官学存在于南宋控制地区的堡垒里，这对四川的书院和登科数目无疑造成了严重影响。
嘉 熙（1240-）末，孟珙在任四川宣抚使（坐镇三峡口）期间，目睹四川、襄樊地区难民的流离惨状，在湖北建立了两所书院，提供给逃难的读书人以学习场所， 据南宋高斯得《耻堂存稿。公安南阳二书院记》：“自吾有兵难，襄、蜀之人十九血于虎口，其幸而免者率聚于荆鄂之间，四民皆穷，而士为甚。故制置使孟公珙肃 衿之，各即其所，聚而筑室以教育焉。在公安者即名公安书院，实维寇祠旧址；在武昌者曰南阳书院，则取武侯躬耕之地以名。公安以馆蜀产，南阳以舍襄人。。。 （上奏朝廷拨出学田以支持这些学子的生活费用）居无几何，蜀产之归试者冠其省，襄人试于大庭，亦或以射被恩，士益用功。”
这段文字也说明了即使在战乱中，南宋政府仍然对蒙宋战争中流离失所难民的教育很重视。
50。胡昭曦，《四川书院史》。
#1。吴廷燮，《南宋制抚年表》（《二十五史补编本》）。
#2。 考异：按同治（旧）《成都县志》，引明人赵枋《程氏传》，说：“元人贺清权成都，录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又引《三卯录》：“蜀民就死，率 五十人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积其尸；至暮，疑不死，复刺之。”，于是赵枋叹曰：“元人入成都，其惨如此！”这一段文字显然来自于注 2，惟其中加上了“元人”贺清权成都，与赵氏原文“贺靖权成都，录...”意思大异，这样的修改，失去了赵氏原文里更真实的意义。
赵氏原意是，贺靖在成都主政时，记录了成都屠杀事件的死亡人数，城外未记录下来。考贺靖其人，明嘉靖《池州府志》：“丁黼字文伯，。。。中镝死菜畦内，时端平（此处应为嘉熙）三年也。兵退，贺靖复成都，收葬，闻于朝，赠光禄大夫、显谟大夫。。。。”
又 据宋吴泳《鹤林集。论坏蜀四证及救蜀五策札子》（四库全书珍本）：“又闻贺靖在白水”。再据嘉庆《汉州志》：“刘可当，汉州通判，权州事。元兵至，与一宗 室太保率兵守城。太保出城，往罗山谒贺靖借兵归。”再据胡聘之篆《山右石刻丛编。张藻：梁秉钧碑》（碑现存于山西平遥县）：“嘉熙二年，蒙古军复破成都而 去，。。。成都、汉州败军之将复立其城。”
因此，按吴泳《鹤林集。论坏蜀四论及救蜀五策札子》（《四库全书珍本》）所述，贺靖在端平三年 蒙古军攻入四川腹地时据守在白水，即今剑门关以北，嘉熙三年时驻守在汉州西的罗山，应该是时任成都制置使丁黼的部将，他和其他被蒙古军击败的宋军将领，在 阔端撤离成都后，从新占领了成都。按吴泳《鹤林集。论坏蜀四论及救蜀五策札子》：“贺靖废而显忠乃管兵”，知贺靖曾被解除军职。
综上所 述，贺靖实有其人，复成都后，他对成都城内被蒙古军队屠杀的人数进行了统计，而不是旧《成都府志》里说的是元人笔记记载的更二手资料。赵枋所引《三卯录》 的这段文字，从语气来看，极有可能是熟悉朱异孙的人写的，甚至是朱本人写的，因此，这段保存在《史母程氏传》里的关于蒙古军队屠成都城的史料，具有极为珍 贵的价值。
#3。按《新五代史》，后蜀孟知祥投降北宋军队时所上缴的户籍为五十万四千零二十九户，依平均每户5人的保守计算，成都在五代 末的人口约为250万，这应该是成都在古代人口最高数字，而在两宋时期，中经北宋王小波、李顺的变乱，成都的繁荣有所减低，南宋时期蒙古侵蜀以前，由于四 川未曾有过战争，大批中原人士避难于此，成都呈现出又一次繁荣。其间只发生过短时期的吴曦叛乱，但吴曦叛乱仅局限在汉中地区，成都未曾波及，且吴曦叛乱还 未造成战争和变乱就被讨平。经端平三年阔端军队的短时期占领（但未见屠杀的记载），成都人民开始逃亡，人口应该有所减少，但估计在嘉熙三年的屠城时，人口 达到140万以上还是可能的。
按明正德《姑苏志。卷一》，德祐元年（1275 AD），苏州有户数329,603，按最低每户5人计算，约165万人，苏州在南宋时是和成都规模等级的城市（甚至可能户数比成都少），苏州能达到超过150万，成都也能够达到这个数字。
因此，《史母程氏传》里所记载的蒙古军队屠杀成都140万人一般可信。
#4。 《昭忠录。王翊传》（《守山阁丛书》）：“二十四日，元兵步骑十万至成都，入自东门。二太子坐府衙文明厅，令卜者占，。。。卜者曰：‘民心不归，成都是四 绝死地，若往，不过二世，不若血洗而去。’二太子大书‘火杀’二字，城中百姓无得免者。火光照百里。”按：《昭忠录。王翊传》是蒙古军队屠成都的记载里最 详细的现存文献，其所述“二太子”，即阔端，是他下令屠城，以至“城中百姓无得免者”，可作为#3的一个旁证。
#5。宋阳枋，《字溪集。代上游相公论时政书》（《四库全书珍本》）：“蜀被敌祸，十有余祀，精兵劲卒，死亡什八。”
这段文字说明了，自从蒙古初期侵蜀，迄余玠治蜀之初，四川的军队因战争而减员达80%。
#6。元吴自牧，《梦梁录。卷十九。社会》。
#7。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建炎绍兴户数》。
#8。 按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附录。宋金时中国人口的估计》与加藤繁《支那经济史考证》，他们都同意，两宋的户数是比较准确的，惟平均每户人头数 变化很大，难以确定，这也可从#10看出来。何炳棣认为：“宋代的户数对复原全国人口总数是有用的。”而且，何炳棣也得出了北宋后期和南宋前期包括宋、金 在内，中国的总人口超过一亿一千万。
#9。这是最保守的比例，参愚人：《谈谈东汉以来全国和四川人口及其他》（《新观察文库》）。这个每户为5人的最保守比率，在何炳棣的文章里也是这样坚持的（# 8）。
#10。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本朝视汉唐户多丁少之弊》。
#11。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四川元丰绍兴淳熙户口数》。
#12。脱脱，《元史。地理志二》。
#13。按《元史。地理志二》：至元二十七年时，巩昌路有“户四万五千一百三十五，口三十六万九千二百七十二”，而成、西和、阶仅占其中十五州里的三州，可估计有户数约0.9万。
#14。 按《元史。地理志二》，至元二十七年时，成都路：户32,912，口215,888；广元路：户16,442，口96,406；潼川路缺；重庆路：户 22,395，口93,535；夔州路：户20,024，口99,598；顺庆路：户2,821，口95,156；绍庆府：户3,944，口 15,189；叙州路缺。因为叙州路在宋、元以前人口很少，所以我们忽略去它的户数。因为原属潼川府路的包括泸州在内的许多大县，现已属重庆路，此时的潼 川路仅有州二、县四，比顺庆路规模还小，我们可以用顺庆路的数字作为它的近似数字，但是，顺庆路的户数有偏差，与其口数比较起来，户数过少，我们用其人口 数反过来估计其户数，顺庆路的人口数是95,156，如果以每户5人计，则其修正后的户数是19,031，最后，我们得到潼川路的估计户数19,031。 我们由此算得总户数为152,810。
#15。按《元史。地理志二》：至元二十七年时，兴元府属三州有户2,149，口19,378。
#16。王崇武，《明代户口的消长》及《明史》。
#17。Hungerford, T. W. (1974), Algebra, Springer-Verlag, New York, Heidelberg, Berlin.
#18。 Ireland, K. and Rosen, M. “The Chinese Remainder Theorem.“ §3.4 in A Classical Introduction to Modern Number Theory, 2nd ed.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pp. 34-38, 1990.
赵丰年的一点评论
宋蒙交战，蒙古人拥有两个优势
1。由於拥有马匹数量的绝对优势，蒙古人在战略有主动权，可以自己选择战场，集结大量兵力，造成绝对数量优势，在局部地区以众击寡。这是蒙古人所向披靡的诀窍之一。好在宋是世界最发达的地区，人口密集，使得蒙古人的这个优势相对减弱。
宋在防守上有地形优势，靠山势、水势可以拖延时间，等待增援。如果不利用这个优势，那么就非常容易被击败。曹友闻是军事专家，深娴此道。但是赵彦纳不是 专家，对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判断能力奇差，有不听专家意见。用一天七个红牌，逼迫曹友文在平原地区抗击蒙军，丧失了一个优秀将领。让四川限于被动。也丧失了 南宋最大的财政收入来源。
2。蒙古人的劣势资源是抢劫来的，对征服之地横征暴敛。在短期内可以集中大量资源。造成优势，击破对方。但这时暂时的。一旦一旦消耗干净而没有新的征服地，就不再有新的资源。而且抢劫不见效，必然自相残杀。后期忽必烈就面对这个问题相当狼狈。
宋的缺点是临时征集资源的能力没有蒙古人强。(比如说不能抓奴隶修建工事堡垒)。民众所谓民族主义虽然比北宋好，但是也不是所有人都知道一旦南宋失败， 蒙古必定大屠杀。所以一旦征税过高，或交钞贬值。难免抱怨，拒绝积极抗战。，不懂得一旦亡国，损失更多。这点，宋要是能学我朝宣传本领，必强壮百倍。
但是宋比蒙古政权后劲强。蒙古人在征集大量资源的同时，也毁掉了生产资源的能力。而宋虽然不能过分征集，但资源却能源源不断的生产。愚人兄分析蒙古人的经济比宋更容易垮掉，令我折服。
我认为蒙古人虽然强大，但并不是绝对优势。毫无疑问，宋朝最后是毁在贾似道手里。
南宋末四川军民对蒙古的抵抗及其意义[六]
（六）四川、南宋军民抵抗蒙古入侵的历史意义
从南宋理宗宝庆三年（1228 AD）起，迄元至元十六年（1279 AD）为止，四川军民共用了51年的时间抵抗蒙古侵略者，四川是最早抵抗蒙古侵略的南宋地区，也是抵抗蒙古侵略时间最长的南宋地区（注 1）。在蒙古入侵以前，女真曾短暂入侵过四川利州路北部边陲地区，除此以外，巴、蜀、汉（注 2）从春秋到此前，从未经历过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注 3）。南宋末，游牧民族对四川的入侵不象它在其它中原地区那样容易得逞，受到了异乎寻常的抵抗。这中间除了四川人民的英勇抵抗以外，还有四川人民善于利用山地地形与蒙古进行长期周旋，另外，南宋中央也对四川抗战提供了必要的人力、物力上的支持，才使得四川军民能够抵抗蒙古铁骑的侵略长达51年的时间，创造了中古时期欧亚各地抵抗蒙古旋风的奇迹。
四川人民抵抗蒙古侵略的事业，使得蒙古延迟了灭亡南宋的时间，蒙古陷在四川不能自拔，直到最后的十多年间，蒙古统治集团才发觉在四川被南宋军民缠住，是战略上的失策（注 4），换句话说，四川军民拖住蒙古雄师长达几乎四十年的时间。应该指出的是，自从秦国征服巴蜀以后，除了清以外，历代北方政权占领四川的过程都从未超过三年的时间，这就不能不归因于南宋军民保卫四川的顽强，以及蒙古在战略和战术上的无能。（注 5）
蒙古在四川遇到的猛烈抵抗给以它教训，使得它后来在进军江南的战役里，包括在最后招降合州坚守的军民的决策，不再执行前期残忍的屠杀政策。在蒙古进军四川的中后期，在蒙古方面任职，熟悉儒家经义和治理，而又对蒙古大汗有一定影响力的文官如姚枢、廉希宪、李德辉（注 6）等，认识到一味对坚持抵抗的南宋军民进行绝灭性的屠杀，只能促使南方人民义无反顾地斗争至死，这将延长蒙古以战争征服南宋地区的时间。
早在蒙哥即位之初，蒙哥的重要谋臣姚枢即向蒙哥陈情：“虽岁加兵淮、蜀，军将惟利剽杀，子女玉帛，悉归其家，城无居民，野皆榛莽。”姚枢后随忽必烈征云南，又用宋太祖戒曹彬伐南唐勿妄杀人的历史故事劝说忽必烈，饮宴后的第二天早晨，忽必烈驻马向姚枢高声说：“汝昨夕言曹彬不杀者，吾能为之，吾能为之！” （注 7）在蒙哥和忽必烈政权交替时期的重要谋臣廉希宪，上奏忽必烈：“四川降民，散处山谷，请禁我军毋掳掠，违者罪及其帅。诸贩易生口者，罪之。”元至元十二年，曾任忽必烈藩邸时其子侍读的李德辉受命担任元平西王的丞相，他手里握有忽必烈交给他的重要权力。此时，元东、西川帅府合兵万人，正在围攻重庆，李德辉戒令参战的将佐：“宋已亡矣，不降何归？正以公辈利其剽杀，民不得有子女，惧而不来耳。”这些言论或行政措施（注 8），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蒙古军队早期从来对被征服军民的斩尽杀绝的行为，为后来蒙古伯颜部队占领江南所执行的较少屠城的措施创造了先例和示范（伯颜平定江南并不是绝对没有执行过屠城的，注 9），他们为了人民少流血和牺牲所作的努力，和那些保卫人民生命的南宋官、将、兵一样，也应该受到赞扬。宋元之际的战争里，还应该提及的是，南宋负责守卫堡垒或城池的官员，不顾个人的名节（在宋代理学下面，这是需要一定勇气的），以保全所守州县百姓的生命为条件，向蒙方谈判投降条件（注 10）。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钓鱼城保卫战的胜利，不仅使南宋延迟了二十年时间灭亡，而且引起了蒙古军事扩张在世界范围内的退潮。1259年蒙哥在合州战役里逝世的消息，被传到中东，在那里，他的弟弟--旭烈兀正率军挺进到叙利亚，其先，旭烈兀焚毁哈里发政权的中心巴格达城，并屠杀了全城的居民，然后挥师深入到巴勒斯坦。这时候，埃及苏丹出动十二万人的军队，以近卫军马木路克卫队为首，在大马士革城郊与旭烈兀的蒙古骑兵会战，如果不是旭烈兀在听到蒙古大汗的死讯后率主力返回蒙古大草原，留下一万人的军队由怯的不花率领对付埃及军队，则胜负还是一个未知数，如果埃及军队被旭烈兀击败，蒙古的扩张有可能到达北非，这对以后的世界格局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注 11）旭烈兀在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建立的伊尔汗国，把建立了八千年之久的灌溉系统完全破坏掉，西方文明之母消失了，自从苏美尔时期以来，这块辽阔富饶的土地上无数个繁荣的城市，如巴比伦、尼尼微、代表着人类文明史早期的辉煌，如今，在伊尔汗国君臣强迫人民过的游牧生活之下，都衰微了，美索不达米亚从此变成了废墟和荒漠。
假如旭烈兀不得知蒙哥的死讯，不从前线抽走精锐部队，不让怯的不花的一万骑兵去抵挡十二万人的埃及军队，以至战死，蒙古铁骑定会饮马尼罗河，那么，人类早期又一个灿烂文明的遗迹还会保留多少呢？
旭烈兀的中东军团在中东的挺进被埃及人制止以后，蒙古帝国的版图从此被局限在幼发拉底河以北的大片地带，旭烈兀以后在这里建立了他的伊尔汗帝国。同时，由于蒙哥的死亡，蒙古统治集团发生了为争夺权力而进行的长达五十多年的斗争，忽必烈虽然及时赶回燕京夺取了蒙古中原帝国的汗位，但内部纠纷，特别是海都的反叛，使得蒙古帝国不再有一个统一的扩张计划和步骤，以后，蒙古帝国分裂为几块，从1260年起，蒙古旋风的高潮过去了。（注 12）
许多国内学者都注意到南宋人民在抵抗蒙古侵略时的顽强，但很少问为什么这个一向以军事软弱为特点的帝国在抵抗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所表现出的坚韧顽强？为什么在两晋、五代时汉民族抵抗游牧民族的入侵就没有这样持久和猛烈？
这应该是历史学家正视的历史事实：南宋继续北宋在生产技术上的发展，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以及繁荣的文化。同时，两宋的政治比较以前的朝代相对开明，南宋社会在集会活动上开始出现了公民社会的雏形，这从周密的《武林旧事》、吴自牧的《梦梁录》、西湖老人的《西湖老人繁胜录》里所记载的 “社会”条里可以读到。朱程理学在知识界中的盛行，一个方面加深了民族道德意识。因此，面临着落后文明的侵略，一个在较先进的文明里生活的人民，比起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认识到自身的价值，也就焕发出更大的为保卫文明成果的决心和前赴后继的精神（注 13），只有在北宋末和南宋时，中国才开始有了自觉的民族意识，这也许可以提供我们今天用新的眼光去理解邹智《吊钓鱼城诗》（注 14）的进一步含义：
宪宗神勇世无双，黑子孤城死不降。莫道尽由天作险，宋家德泽也深长。
让我们把眼光从宋末四川战争放到南宋蒙宋战争上面，试图由此得到进一步的启示。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蒙古侵宋战争的各个详细进程，就会发现面对当时世界第一军事力量的全力进攻，南宋并不必然要被蒙古灭亡的。
蒙古侵宋战争的过程大约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从1228年蒙古对四川的首次入侵起，迄1260年忽必烈从鄂州撤军。这一时期是窝阔台、蒙哥执政时代，蒙古帝国的军事扩张正处于从上升到颠峰的阶段。南宋方面，前期理宗较能清醒认识形势，也较能虚心采纳下面官员对防卫的意见，起用能力强的将领，如荆湖方面的孟珙，守住荆湖的战略要地襄阳；两淮方面的赵范、赵葵、杜杲，发挥宋军擅长水战的优势，使敌我战争形势处于胶着状态，由此使凶悍的敌人无大的进展。但四川前线的宋方守卫较弱，吴玠、吴麟所建立起的以步战为主的秦岭山地防御体系，对于善于快速集结的骑兵和大量火炮支援的蒙古军队来说，几乎毫无抗拒之力，蒙古之所以不能在四川久呆，是因为它的屠杀政策，征收不到充足的粮草，而秦岭山路运粮又困难重重，所以每次军事行动总是尾随着一次疯狂的抢掠，然后撤军。然而蒙军新式骑兵战术毕竟厉害，即使象曹友闻那样头脑冷静的优秀指挥官，虽然计谋正确，却由于少量的步兵（两、三千人）碰到了快速集结到上万人的骑兵部队的临时反袭击，从而使周密计划的行动功亏一篑，所以曹友闻才会在英勇牺牲前悲愤地说：“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注 15）
这期间敌人的五、六次长驱直入四川腹地，基本上处于如入无人的境地。在这样的存亡危急关头，由于理宗能大胆起用余玠治蜀，余玠又能广泛征求四川各界的意见，采纳了冉氏兄弟的正确建议，针对四川的地形特点和蒙古骑兵的弱点，建立起堡垒防御体系，使蒙古企图在上游突破受到遏制。余玠治蜀末期，蒙古方面在四川已经处于从进攻转为防守阶段，战场上的主动权业已转到宋军手里。此时长江中下游则以孟珙收复襄阳，杜杲在庐州、安丰击败来犯蒙古八十万大军为整个战场形势的转折点，如果理宗能继续坚持执行这样的用人政策，则南宋方面可能象绍兴初期那样，挺过敌人最强有力的打击，继续和敌人隔江对峙并将这一形势保持到蒙古帝国由于典章制度不能有效建立起来，所出现的内乱以至于被削弱的将来，则蒙古对宋侵略将会象辽、金那样停止下来，同时也就能影响蒙古帝国内部制度、文化进一步的文明化。而事实却是，理宗没有坚持执行前期的政策，他撤换了余玠，南宋方面的防御开始走下坡路，其结果是四川蒙军转入积极进攻，华中蒙军的攻击逐渐全面推进到长江北岸，为后来敌人渡江灭宋准备好了条件，要不是蒙古方面的战略错误和蒙哥突然在合州死亡所引起的王位争夺与内部决策的不一致，蒙古应该灭亡南宋更早一些。
也就在第一时期的末期，蒙哥在战略上犯了一个重大错误，他迷信于蒙古的骑兵威力，仍然固执于传统南征的典型路线，即从长江上游向中下游进攻，而不倾其全力配合忽必烈解决鄂州围城战役，消灭华中宋军主要军事力量，特别地，他把一个南宋在四川行使政治统治的象征--重庆府及其大门--合州当成了终结目标，这个错误很象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希特勒把斯大林格勒看成一个领袖个人名誉的虚幻目标一样，结果顿兵坚城之下，英雄无用武之地，身死异域，死后的王位争夺问题激化了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延长了灭亡南宋的时间。
第二时期从1260年到1279年，虽然整个蒙古帝国的内斗加剧了，以至于分裂，但此时忽必烈掌握了中枢权力，暂时停止了蒙古贵族在中国地区的内斗。忽必烈调整了战略方向，把对南宋的主要军事进攻从四川转向到对襄阳的攻取上面。四川变成了次要战场，蒙古的主力军现在在华中作战，因此虽然华中吃紧，但四川宋蒙双方却互有消长，局势形成了胶着状态，如果南宋方面不是贾似道掌权，四川宋军能够稳扎稳打，逐步推进堡垒战攻势，同时破坏蒙方的屯田行动，则蒙古从四川撤退是很有可能的。在华中地区，如果能推广余玠堡垒防御体系，则襄阳更难被攻取，整个战争将继续旷日持久地延长下去，直到双方都没有能力再维持战争经济的时候，极有可能的情况是，蒙古方面的战时经济体系将首先崩溃。
贾似道排挤异己的行为造成了许多优秀将领不是被诬陷致死，如向士壁、曹世雄，就是靠边站，如赵葵、高达，结果许多将领向蒙古投降，这是第二时期的一个特点。投降的南宋将领成了蒙古方面的参谋，为蒙军提供宋军的攻防虚实，宋方在四川的经验反被蒙方推广到华中，结果是襄阳被蒙军的堡垒所扼杀，南宋四川官员建议抢先在荆湖地区筑堡计划却被贾似道压住不发，这当然加速了南宋的败亡进程。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南宋最后的灭亡，根子并不在军事上，而在政治上，如果第二时期南宋政权不是由贾似道掌权，即使掌握中枢权力的人无能，还不至于葬送掉整个对蒙战争体系，从下面我们分析的蒙古政权迅速腐败的必然性，可以看出，蒙古的灭亡南宋，并非历史的必然。
不管最后结局怎样，几十年南宋军民的英勇抵抗与余玠堡垒防御体系的卓有成效，还是推迟了蒙古灭宋三十多年，这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了。
虽然推迟了三十多年，南宋毕竟最后还是被蒙古灭亡的，其负面结果是加强了元朝统治集团迷信武力，在迷信武力的观念推动下，忽必烈在执政三十二年时期里，不间断的对外穷兵黩武（注16）。蒙古上层集团由于沉湎在对南宋的军事胜利上，看不见从南宋一灭亡开始，他们的王朝就走向了衰落之路。这在军事上已经现出端倪。事实上，元平定中国本部以后，其对外军事征讨行动并不顺利，几乎都以失败告终（注 17）；在政治上，则阻碍了从传统落后的游牧军事酋长制度向更高一级精致化的农耕文明制度的转化。这两者都反过来说明了，平定中国本部的军事行动，耗尽了这个游牧文明的内在创造性活力与资源，同样也反过来说明了：只要南宋能再坚持抵抗二、三十年，则它将迎来元帝国迅速走向败亡的时代。
所以我们可以总结到，平定中国本部的一个负面结果是，一方面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体系与最多姿的文化受到了严重摧残；另一方面是，军事胜利使元统治集团不思在制度上面的改革进取。元统治者在其所治理下的帝国内搞所谓族分四等的民族歧视等级制度，蔑视知识分子的反智化倾向，继续优容军事贵族落后的庄园奴隶制，甚至愚昧到试图把黄河流域开辟为牧场，可见由于灭掉了一个先进文明帝国的结果，也就灭掉了示范作用，也就必然对元帝国的发展带来严重的后果。
八十九年以后，当元顺帝半夜悄然开大都健德门，离开中原的时刻，从此消失在茫茫大漠里，我们依然看见的是一个差不多还是只识弯弓射大雕时代的草原文明，要是他们的君王一如北魏鲜卑拓跋氏，或者后来的满清爱新觉罗氏那样，即使宁愿被封为屈辱的“归义侯”，或者“崇礼侯”，（注 18）也不至于再投入朔风怒号，飞沙走石的漠北荒原，虽然在文人笔下，这样的逃跑，可以被歌颂成一种淳朴的天性，但淳朴归淳朴，日子过得要更舒服一些，生活享受要更精致一些，却是已经习惯了新生活的人们更普遍的要求，那么，难道实际上他们并没有中原衣冠化百年？而仅仅只是在皮毛上礼仪化些许？元顺帝走了，身后留下的是一道经过正午般阳光灿烂的中原文明以后，夕阳下长长的阴影。
注释
1。襄阳、荆州地区抵抗蒙古入侵自端平二年（1235 AD）到咸淳九年（1273 AD），共历38年。两淮地区抵抗蒙古入侵自端平三年（1236 AD）到德祐元年（1275 AD），共历39年。
2。“汉”指汉中地区，包括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市）、洋州（今陕西洋县）、沔州（今陕西略阳、沔县、大安军）、金州（属今陕西安康地区），即今陕西汉中和安康两专区，在元朝以前都属于四川行政区管辖，两宋时属利州府东路。
3。西晋末到东晋中期，在四川建立的賨人政权--李特、雄、寿、势成蜀流民政权，虽然也是少
数民族政权，但已经农耕化了。此外，南北朝时期，北方基本上汉化的少数民族政权前秦、西魏和北周曾经短时期占领过四川，并未有文献记载过大破坏。唐中期时，吐蕃曾一度逼近成都，以后，南昭军队也曾逼近过成都，都分别被击退，持续时间也不长。
4。宋濂，《元史。来阿八赤传》：“术速忽里言于帝曰：‘。。。蜀地岩险，重庆、合州又其藩屏，今顿兵坚城，未见其利。曷若城二城之间，选锐卒五万，命宿将守之，与成都旧兵相出入，不时扰之，以牵制其援师。然后我师乘新集之锐，用降人为先导，水陆东下，破忠、涪、万、夔诸小郡，平其城，俘其民，俟冬水涸，瞿塘三峡不日可下，出荆楚，与鄂州渡江诸军合势，如此则东南之事一举可定。其上流重庆、合州，孤危无援，不降即走矣。’。。。卒不用。。。。宪宗崩，阿八赤从父倍道归燕。世祖即位，问以川蜀之事，阿八赤历陈始末，诵其父前所言以对，世祖抚掌曰：‘当时若从此策，东南其足平乎？朕在鄂渚，日望上流之声势耳。 ’”。又参《元史。郝经传》：郝经论蒙古进攻四川在战略上的失误。
5。蒙古军队征服整个南宋的的时间比之于其他北方政权征服偏安南方的政权要长，例如，西晋（包括未被篡夺时的曹魏）从进军蜀汉开始，到平吴为止，共用了 17年的时间，其中，平定巴、蜀、汉、南中（云贵）用了1年3月，平定江南的所有抵抗仅用了8个月的时间，而元平定江南的
全部抵抗却花了6年时间。再从隋灭陈来看，因为隋灭陈以前，隋已继承了北周拥有的四川和云贵地区，所以我们只用隋灭亡拥有江南地区的陈的版图作比较，隋灭陈仅花了3个月的时间。北宋平定巴蜀汉和江南地区共花了13年时间，其中，平定巴蜀汉地区花了5个月时间，平定江南花了1年3月的时间。如果自满清入关计算，则清平定整个关内除台湾以外的地区仅用了19年时间，即使以努尔哈赤即汗位，建国号金的1616年算起，清平定整个关内用了47年时间，仍然少于从蒙古入侵四川开始到平定全国的51年。
6。姚枢，字公茂，柳城人，后迁洛阳。窝阔台时进入蒙古政界，先后辅佐窝阔台、忽必烈。在蒙古军破枣阳军时，主帅打算将枣阳军的所有军民坑死，姚枢力劝主帅，不听，只好帮助数人躲在竹林里逃生，姚枢在蒙古军中服务时，注意收罗儒、道、释、医、卜方面的人才，官至燕京行台郎中。后因不满上峰贪污贿赂，辞官隐居苏门县乡间，卒为忽必烈征用，随其伐云南。
廉希宪，字善甫，高昌族。曾任陕西四川行省京兆（今西安）宣抚使。忽必烈即位初，帮助平定四川蒙古将领刘太平、霍鲁海的叛乱，又为蒙古收降刘整，有政声，后调管荆南，安抚湘西、贵州等地少数民族。
李德辉，通州潞县人。忽必烈在藩邸时，担任忽必烈子真金的侍读，后为驻扎在利州的汪世显理钱粮有功，升燕京宣抚使，转太原路总管，再转管理陕西四川行省的安西王所属丞相。积极推行屯田垦荒的政策，对于安定战乱后的川陕局势，做了一定的工作。在此期间，协助元军平定四川，招降久攻不下的钓鱼城将领王立，通过他主动向忽必烈陈情，使合州十多万军民免于被屠杀的结局。后又保护播州少数民族不被血洗。李德辉卒于任。
7。宋濂，《元史。姚枢传》，姚燧，《中枢左丞姚文献公（姚枢）神道碑》。
8。元明善，《平章政事廉文正王神道碑》，宋濂，《元史。李德辉传》。
9。毕沅，《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八十二》：“甲申（1275 AD），元伯颜至常州，会兵围城。知州姚誉、通判陈昭、都统王安节（王坚之子）、刘师勇，力战固守，伯颜遣人招之，譬喻百端，终不听，伯颜怒，命降人王良臣，役城外居民运土为垒，土至并人以筑之，且杀之煎油伦炮，。。。攻二日，城破，誉死之，昭与安节犹巷战，。。。日中兵至，（昭）死焉。伯颜命尽屠其民。执安节至军前，不屈，亦死。”
10。参第五节注释
11。多桑，《蒙古史》。
12。西方历史学家都注意到蒙古军事扩张在1260年时达到的高峰（参见海斯，莫恩，韦兰《全球通史》和威尔斯《世界史纲》），以及其后的衰落。在多桑《蒙古史》和付郎克《中华通史》里，虽然提到了王坚的抵抗和蒙哥在合州的死亡，但都没有联系到合州之战蒙哥死亡与蒙古军事扩张的退潮，更没有提到余玠堡垒防御战略及其对抵抗蒙古进攻的意义。
13。按民国《名山县志》载该县《黄龙庙碑》：该县张文柄于元至正十七年（1357 AD）响应明玉珍入川讨元的行动，起义败死，张文柄是张珏的孙子。如果我们进一步深入，将会看见蒙古诸帝国所存在的时间里，元帝国是最短之一。
14。万历《合州志》。
15。脱脱，《宋史。曹友闻传》
16。赵冀，《廿二史扎记。元世祖嗜利黩武》。
17。元平定中国南部以后，在忽必烈在位的十五年（1279-1294）时间里先后征伐日本、安南、占城、缅甸、爪哇，俱以失败告终。征日本遇飓风，除了沉没的舰只以外，登陆的官兵全军覆没。三征安南，安南王逃匿不获，只得撤军，归途中几为所邀截。征占城舟为风涛所碎十之七八，登岸军队虽占领其木城，而国王已逃匿，元军深入搜索，又为其截堵，力战始归。征爪哇初时屡捷，实际是假象，派使者去晓谕国王，使者反被杀，国王又逃匿，于是只得班师。
18。按《元史》，“（明）太祖以帝知天命，退避而去，特加号曰顺帝，而封其孙买的里八剌为崇礼侯”。
从南宋理宗宝庆三年（1228 AD）起，迄元至元十六年（1279 AD）为止，四川军民共用了51年的时间抵抗蒙古侵略者，四川是最早抵抗蒙古侵略的南宋地区，也是抵抗蒙古侵略时间最长的南宋地区（注 1）。在蒙古入侵以前，女真曾短暂入侵过四川利州路北部边陲地区，除此以外，巴、蜀、汉（注 2）从春秋到此前，从未经历过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注 3）。南宋末，游牧民族对四川的入侵不象它在其它中原地区那样容易得逞，受到了异乎寻常的抵抗。这中间除了四川人民的英勇抵抗以外，还有四川人民善于利用山地地形与蒙古进行长期周旋，另外，南宋中央也对四川抗战提供了必要的人力、物力上的支持，才使得四川军民能够抵抗蒙古铁骑的侵略长达51年的时间，创造了中古时期欧亚各地抵抗蒙古旋风的奇迹。
四川人民抵抗蒙古侵略的事业，使得蒙古延迟了灭亡南宋的时间，蒙古陷在四川不能自拔，直到最后的十多年间，蒙古统治集团才发觉在四川被南宋军民缠住，是战略上的失策（注 4），换句话说，四川军民拖住蒙古雄师长达几乎四十年的时间。应该指出的是，自从秦国征服巴蜀以后，除了清以外，历代北方政权占领四川的过程都从未超过三年的时间，这就不能不归因于南宋军民保卫四川的顽强，以及蒙古在战略和战术上的无能。（注 5）
蒙古在四川遇到的猛烈抵抗给以它教训，使得它后来在进军江南的战役里，包括在最后招降合州坚守的军民的决策，不再执行前期残忍的屠杀政策。在蒙古进军四川的中后期，在蒙古方面任职，熟悉儒家经义和治理，而又对蒙古大汗有一定影响力的文官如姚枢、廉希宪、李德辉（注 6）等，认识到一味对坚持抵抗的南宋军民进行绝灭性的屠杀，只能促使南方人民义无反顾地斗争至死，这将延长蒙古以战争征服南宋地区的时间。
早在蒙哥即位之初，蒙哥的重要谋臣姚枢即向蒙哥陈情：“虽岁加兵淮、蜀，军将惟利剽杀，子女玉帛，悉归其家，城无居民，野皆榛莽。”姚枢后随忽必烈征云南，又用宋太祖戒曹彬伐南唐勿妄杀人的历史故事劝说忽必烈，饮宴后的第二天早晨，忽必烈驻马向姚枢高声说：“汝昨夕言曹彬不杀者，吾能为之，吾能为之！” （注 7）在蒙哥和忽必烈政权交替时期的重要谋臣廉希宪，上奏忽必烈：“四川降民，散处山谷，请禁我军毋掳掠，违者罪及其帅。诸贩易生口者，罪之。”元至元十二年，曾任忽必烈藩邸时其子侍读的李德辉受命担任元平西王的丞相，他手里握有忽必烈交给他的重要权力。此时，元东、西川帅府合兵万人，正在围攻重庆，李德辉戒令参战的将佐：“宋已亡矣，不降何归？正以公辈利其剽杀，民不得有子女，惧而不来耳。”这些言论或行政措施（注 8），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蒙古军队早期从来对被征服军民的斩尽杀绝的行为，为后来蒙古伯颜部队占领江南所执行的较少屠城的措施创造了先例和示范（伯颜平定江南并不是绝对没有执行过屠城的，注 9），他们为了人民少流血和牺牲所作的努力，和那些保卫人民生命的南宋官、将、兵一样，也应该受到赞扬。宋元之际的战争里，还应该提及的是，南宋负责守卫堡垒或城池的官员，不顾个人的名节（在宋代理学下面，这是需要一定勇气的），以保全所守州县百姓的生命为条件，向蒙方谈判投降条件（注 10）。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钓鱼城保卫战的胜利，不仅使南宋延迟了二十年时间灭亡，而且引起了蒙古军事扩张在世界范围内的退潮。1259年蒙哥在合州战役里逝世的消息，被传到中东，在那里，他的弟弟--旭烈兀正率军挺进到叙利亚，其先，旭烈兀焚毁哈里发政权的中心巴格达城，并屠杀了全城的居民，然后挥师深入到巴勒斯坦。这时候，埃及苏丹出动十二万人的军队，以近卫军马木路克卫队为首，在大马士革城郊与旭烈兀的蒙古骑兵会战，如果不是旭烈兀在听到蒙古大汗的死讯后率主力返回蒙古大草原，留下一万人的军队由怯的不花率领对付埃及军队，则胜负还是一个未知数，如果埃及军队被旭烈兀击败，蒙古的扩张有可能到达北非，这对以后的世界格局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注 11）旭烈兀在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建立的伊尔汗国，把建立了八千年之久的灌溉系统完全破坏掉，西方文明之母消失了，自从苏美尔时期以来，这块辽阔富饶的土地上无数个繁荣的城市，如巴比伦、尼尼微、代表着人类文明史早期的辉煌，如今，在伊尔汗国君臣强迫人民过的游牧生活之下，都衰微了，美索不达米亚从此变成了废墟和荒漠。
假如旭烈兀不得知蒙哥的死讯，不从前线抽走精锐部队，不让怯的不花的一万骑兵去抵挡十二万人的埃及军队，以至战死，蒙古铁骑定会饮马尼罗河，那么，人类早期又一个灿烂文明的遗迹还会保留多少呢？
旭烈兀的中东军团在中东的挺进被埃及人制止以后，蒙古帝国的版图从此被局限在幼发拉底河以北的大片地带，旭烈兀以后在这里建立了他的伊尔汗帝国。同时，由于蒙哥的死亡，蒙古统治集团发生了为争夺权力而进行的长达五十多年的斗争，忽必烈虽然及时赶回燕京夺取了蒙古中原帝国的汗位，但内部纠纷，特别是海都的反叛，使得蒙古帝国不再有一个统一的扩张计划和步骤，以后，蒙古帝国分裂为几块，从1260年起，蒙古旋风的高潮过去了。（注 12）
许多国内学者都注意到南宋人民在抵抗蒙古侵略时的顽强，但很少问为什么这个一向以军事软弱为特点的帝国在抵抗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所表现出的坚韧顽强？为什么在两晋、五代时汉民族抵抗游牧民族的入侵就没有这样持久和猛烈？
这应该是历史学家正视的历史事实：南宋继续北宋在生产技术上的发展，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以及繁荣的文化。同时，两宋的政治比较以前的朝代相对开明，南宋社会在集会活动上开始出现了公民社会的雏形，这从周密的《武林旧事》、吴自牧的《梦梁录》、西湖老人的《西湖老人繁胜录》里所记载的 “社会”条里可以读到。朱程理学在知识界中的盛行，一个方面加深了民族道德意识。因此，面临着落后文明的侵略，一个在较先进的文明里生活的人民，比起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认识到自身的价值，也就焕发出更大的为保卫文明成果的决心和前赴后继的精神（注 13），只有在北宋末和南宋时，中国才开始有了自觉的民族意识，这也许可以提供我们今天用新的眼光去理解邹智《吊钓鱼城诗》（注 14）的进一步含义：
宪宗神勇世无双，黑子孤城死不降。莫道尽由天作险，宋家德泽也深长。
让我们把眼光从宋末四川战争放到南宋蒙宋战争上面，试图由此得到进一步的启示。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蒙古侵宋战争的各个详细进程，就会发现面对当时世界第一军事力量的全力进攻，南宋并不必然要被蒙古灭亡的。
蒙古侵宋战争的过程大约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从1228年蒙古对四川的首次入侵起，迄1260年忽必烈从鄂州撤军。这一时期是窝阔台、蒙哥执政时代，蒙古帝国的军事扩张正处于从上升到颠峰的阶段。南宋方面，前期理宗较能清醒认识形势，也较能虚心采纳下面官员对防卫的意见，起用能力强的将领，如荆湖方面的孟珙，守住荆湖的战略要地襄阳；两淮方面的赵范、赵葵、杜杲，发挥宋军擅长水战的优势，使敌我战争形势处于胶着状态，由此使凶悍的敌人无大的进展。但四川前线的宋方守卫较弱，吴玠、吴麟所建立起的以步战为主的秦岭山地防御体系，对于善于快速集结的骑兵和大量火炮支援的蒙古军队来说，几乎毫无抗拒之力，蒙古之所以不能在四川久呆，是因为它的屠杀政策，征收不到充足的粮草，而秦岭山路运粮又困难重重，所以每次军事行动总是尾随着一次疯狂的抢掠，然后撤军。然而蒙军新式骑兵战术毕竟厉害，即使象曹友闻那样头脑冷静的优秀指挥官，虽然计谋正确，却由于少量的步兵（两、三千人）碰到了快速集结到上万人的骑兵部队的临时反袭击，从而使周密计划的行动功亏一篑，所以曹友闻才会在英勇牺牲前悲愤地说：“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注 15）
这期间敌人的五、六次长驱直入四川腹地，基本上处于如入无人的境地。在这样的存亡危急关头，由于理宗能大胆起用余玠治蜀，余玠又能广泛征求四川各界的意见，采纳了冉氏兄弟的正确建议，针对四川的地形特点和蒙古骑兵的弱点，建立起堡垒防御体系，使蒙古企图在上游突破受到遏制。余玠治蜀末期，蒙古方面在四川已经处于从进攻转为防守阶段，战场上的主动权业已转到宋军手里。此时长江中下游则以孟珙收复襄阳，杜杲在庐州、安丰击败来犯蒙古八十万大军为整个战场形势的转折点，如果理宗能继续坚持执行这样的用人政策，则南宋方面可能象绍兴初期那样，挺过敌人最强有力的打击，继续和敌人隔江对峙并将这一形势保持到蒙古帝国由于典章制度不能有效建立起来，所出现的内乱以至于被削弱的将来，则蒙古对宋侵略将会象辽、金那样停止下来，同时也就能影响蒙古帝国内部制度、文化进一步的文明化。而事实却是，理宗没有坚持执行前期的政策，他撤换了余玠，南宋方面的防御开始走下坡路，其结果是四川蒙军转入积极进攻，华中蒙军的攻击逐渐全面推进到长江北岸，为后来敌人渡江灭宋准备好了条件，要不是蒙古方面的战略错误和蒙哥突然在合州死亡所引起的王位争夺与内部决策的不一致，蒙古应该灭亡南宋更早一些。
也就在第一时期的末期，蒙哥在战略上犯了一个重大错误，他迷信于蒙古的骑兵威力，仍然固执于传统南征的典型路线，即从长江上游向中下游进攻，而不倾其全力配合忽必烈解决鄂州围城战役，消灭华中宋军主要军事力量，特别地，他把一个南宋在四川行使政治统治的象征--重庆府及其大门--合州当成了终结目标，这个错误很象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希特勒把斯大林格勒看成一个领袖个人名誉的虚幻目标一样，结果顿兵坚城之下，英雄无用武之地，身死异域，死后的王位争夺问题激化了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延长了灭亡南宋的时间。
第二时期从1260年到1279年，虽然整个蒙古帝国的内斗加剧了，以至于分裂，但此时忽必烈掌握了中枢权力，暂时停止了蒙古贵族在中国地区的内斗。忽必烈调整了战略方向，把对南宋的主要军事进攻从四川转向到对襄阳的攻取上面。四川变成了次要战场，蒙古的主力军现在在华中作战，因此虽然华中吃紧，但四川宋蒙双方却互有消长，局势形成了胶着状态，如果南宋方面不是贾似道掌权，四川宋军能够稳扎稳打，逐步推进堡垒战攻势，同时破坏蒙方的屯田行动，则蒙古从四川撤退是很有可能的。在华中地区，如果能推广余玠堡垒防御体系，则襄阳更难被攻取，整个战争将继续旷日持久地延长下去，直到双方都没有能力再维持战争经济的时候，极有可能的情况是，蒙古方面的战时经济体系将首先崩溃。
贾似道排挤异己的行为造成了许多优秀将领不是被诬陷致死，如向士壁、曹世雄，就是靠边站，如赵葵、高达，结果许多将领向蒙古投降，这是第二时期的一个特点。投降的南宋将领成了蒙古方面的参谋，为蒙军提供宋军的攻防虚实，宋方在四川的经验反被蒙方推广到华中，结果是襄阳被蒙军的堡垒所扼杀，南宋四川官员建议抢先在荆湖地区筑堡计划却被贾似道压住不发，这当然加速了南宋的败亡进程。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南宋最后的灭亡，根子并不在军事上，而在政治上，如果第二时期南宋政权不是由贾似道掌权，即使掌握中枢权力的人无能，还不至于葬送掉整个对蒙战争体系，从下面我们分析的蒙古政权迅速腐败的必然性，可以看出，蒙古的灭亡南宋，并非历史的必然。
不管最后结局怎样，几十年南宋军民的英勇抵抗与余玠堡垒防御体系的卓有成效，还是推迟了蒙古灭宋三十多年，这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了。
虽然推迟了三十多年，南宋毕竟最后还是被蒙古灭亡的，其负面结果是加强了元朝统治集团迷信武力，在迷信武力的观念推动下，忽必烈在执政三十二年时期里，不间断的对外穷兵黩武（注16）。蒙古上层集团由于沉湎在对南宋的军事胜利上，看不见从南宋一灭亡开始，他们的王朝就走向了衰落之路。这在军事上已经现出端倪。事实上，元平定中国本部以后，其对外军事征讨行动并不顺利，几乎都以失败告终（注 17）；在政治上，则阻碍了从传统落后的游牧军事酋长制度向更高一级精致化的农耕文明制度的转化。这两者都反过来说明了，平定中国本部的军事行动，耗尽了这个游牧文明的内在创造性活力与资源，同样也反过来说明了：只要南宋能再坚持抵抗二、三十年，则它将迎来元帝国迅速走向败亡的时代。
所以我们可以总结到，平定中国本部的一个负面结果是，一方面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体系与最多姿的文化受到了严重摧残；另一方面是，军事胜利使元统治集团不思在制度上面的改革进取。元统治者在其所治理下的帝国内搞所谓族分四等的民族歧视等级制度，蔑视知识分子的反智化倾向，继续优容军事贵族落后的庄园奴隶制，甚至愚昧到试图把黄河流域开辟为牧场，可见由于灭掉了一个先进文明帝国的结果，也就灭掉了示范作用，也就必然对元帝国的发展带来严重的后果。
八十九年以后，当元顺帝半夜悄然开大都健德门，离开中原的时刻，从此消失在茫茫大漠里，我们依然看见的是一个差不多还是只识弯弓射大雕时代的草原文明，要是他们的君王一如北魏鲜卑拓跋氏，或者后来的满清爱新觉罗氏那样，即使宁愿被封为屈辱的“归义侯”，或者“崇礼侯”，（注 18）也不至于再投入朔风怒号，飞沙走石的漠北荒原，虽然在文人笔下，这样的逃跑，可以被歌颂成一种淳朴的天性，但淳朴归淳朴，日子过得要更舒服一些，生活享受要更精致一些，却是已经习惯了新生活的人们更普遍的要求，那么，难道实际上他们并没有中原衣冠化百年？而仅仅只是在皮毛上礼仪化些许？元顺帝走了，身后留下的是一道经过正午般阳光灿烂的中原文明以后，夕阳下长长的阴影。
注释
1。襄阳、荆州地区抵抗蒙古入侵自端平二年（1235 AD）到咸淳九年（1273 AD），共历38年。两淮地区抵抗蒙古入侵自端平三年（1236 AD）到德祐元年（1275 AD），共历39年。
2。“汉”指汉中地区，包括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市）、洋州（今陕西洋县）、沔州（今陕西略阳、沔县、大安军）、金州（属今陕西安康地区），即今陕西汉中和安康两专区，在元朝以前都属于四川行政区管辖，两宋时属利州府东路。
3。西晋末到东晋中期，在四川建立的賨人政权--李特、雄、寿、势成蜀流民政权，虽然也是少
数民族政权，但已经农耕化了。此外，南北朝时期，北方基本上汉化的少数民族政权前秦、西魏和北周曾经短时期占领过四川，并未有文献记载过大破坏。唐中期时，吐蕃曾一度逼近成都，以后，南昭军队也曾逼近过成都，都分别被击退，持续时间也不长。
4。宋濂，《元史。来阿八赤传》：“术速忽里言于帝曰：‘。。。蜀地岩险，重庆、合州又其藩屏，今顿兵坚城，未见其利。曷若城二城之间，选锐卒五万，命宿将守之，与成都旧兵相出入，不时扰之，以牵制其援师。然后我师乘新集之锐，用降人为先导，水陆东下，破忠、涪、万、夔诸小郡，平其城，俘其民，俟冬水涸，瞿塘三峡不日可下，出荆楚，与鄂州渡江诸军合势，如此则东南之事一举可定。其上流重庆、合州，孤危无援，不降即走矣。’。。。卒不用。。。。宪宗崩，阿八赤从父倍道归燕。世祖即位，问以川蜀之事，阿八赤历陈始末，诵其父前所言以对，世祖抚掌曰：‘当时若从此策，东南其足平乎？朕在鄂渚，日望上流之声势耳。 ’”。又参《元史。郝经传》：郝经论蒙古进攻四川在战略上的失误。
5。蒙古军队征服整个南宋的的时间比之于其他北方政权征服偏安南方的政权要长，例如，西晋（包括未被篡夺时的曹魏）从进军蜀汉开始，到平吴为止，共用了 17年的时间，其中，平定巴、蜀、汉、南中（云贵）用了1年3月，平定江南的所有抵抗仅用了8个月的时间，而元平定江南的
全部抵抗却花了6年时间。再从隋灭陈来看，因为隋灭陈以前，隋已继承了北周拥有的四川和云贵地区，所以我们只用隋灭亡拥有江南地区的陈的版图作比较，隋灭陈仅花了3个月的时间。北宋平定巴蜀汉和江南地区共花了13年时间，其中，平定巴蜀汉地区花了5个月时间，平定江南花了1年3月的时间。如果自满清入关计算，则清平定整个关内除台湾以外的地区仅用了19年时间，即使以努尔哈赤即汗位，建国号金的1616年算起，清平定整个关内用了47年时间，仍然少于从蒙古入侵四川开始到平定全国的51年。
6。姚枢，字公茂，柳城人，后迁洛阳。窝阔台时进入蒙古政界，先后辅佐窝阔台、忽必烈。在蒙古军破枣阳军时，主帅打算将枣阳军的所有军民坑死，姚枢力劝主帅，不听，只好帮助数人躲在竹林里逃生，姚枢在蒙古军中服务时，注意收罗儒、道、释、医、卜方面的人才，官至燕京行台郎中。后因不满上峰贪污贿赂，辞官隐居苏门县乡间，卒为忽必烈征用，随其伐云南。
廉希宪，字善甫，高昌族。曾任陕西四川行省京兆（今西安）宣抚使。忽必烈即位初，帮助平定四川蒙古将领刘太平、霍鲁海的叛乱，又为蒙古收降刘整，有政声，后调管荆南，安抚湘西、贵州等地少数民族。
李德辉，通州潞县人。忽必烈在藩邸时，担任忽必烈子真金的侍读，后为驻扎在利州的汪世显理钱粮有功，升燕京宣抚使，转太原路总管，再转管理陕西四川行省的安西王所属丞相。积极推行屯田垦荒的政策，对于安定战乱后的川陕局势，做了一定的工作。在此期间，协助元军平定四川，招降久攻不下的钓鱼城将领王立，通过他主动向忽必烈陈情，使合州十多万军民免于被屠杀的结局。后又保护播州少数民族不被血洗。李德辉卒于任。
7。宋濂，《元史。姚枢传》，姚燧，《中枢左丞姚文献公（姚枢）神道碑》。
8。元明善，《平章政事廉文正王神道碑》，宋濂，《元史。李德辉传》。
9。毕沅，《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八十二》：“甲申（1275 AD），元伯颜至常州，会兵围城。知州姚誉、通判陈昭、都统王安节（王坚之子）、刘师勇，力战固守，伯颜遣人招之，譬喻百端，终不听，伯颜怒，命降人王良臣，役城外居民运土为垒，土至并人以筑之，且杀之煎油伦炮，。。。攻二日，城破，誉死之，昭与安节犹巷战，。。。日中兵至，（昭）死焉。伯颜命尽屠其民。执安节至军前，不屈，亦死。”
10。参第五节注释
11。多桑，《蒙古史》。
12。西方历史学家都注意到蒙古军事扩张在1260年时达到的高峰（参见海斯，莫恩，韦兰《全球通史》和威尔斯《世界史纲》），以及其后的衰落。在多桑《蒙古史》和付郎克《中华通史》里，虽然提到了王坚的抵抗和蒙哥在合州的死亡，但都没有联系到合州之战蒙哥死亡与蒙古军事扩张的退潮，更没有提到余玠堡垒防御战略及其对抵抗蒙古进攻的意义。
13。按民国《名山县志》载该县《黄龙庙碑》：该县张文柄于元至正十七年（1357 AD）响应明玉珍入川讨元的行动，起义败死，张文柄是张珏的孙子。如果我们进一步深入，将会看见蒙古诸帝国所存在的时间里，元帝国是最短之一。
14。万历《合州志》。
15。脱脱，《宋史。曹友闻传》
16。赵冀，《廿二史扎记。元世祖嗜利黩武》。
17。元平定中国南部以后，在忽必烈在位的十五年（1279-1294）时间里先后征伐日本、安南、占城、缅甸、爪哇，俱以失败告终。征日本遇飓风，除了沉没的舰只以外，登陆的官兵全军覆没。三征安南，安南王逃匿不获，只得撤军，归途中几为所邀截。征占城舟为风涛所碎十之七八，登岸军队虽占领其木城，而国王已逃匿，元军深入搜索，又为其截堵，力战始归。征爪哇初时屡捷，实际是假象，派使者去晓谕国王，使者反被杀，国王又逃匿，于是只得班师。
18。按《元史》，“（明）太祖以帝知天命，退避而去，特加号曰顺帝，而封其孙买的里八剌为崇礼侯”。
南宋末四川军民对蒙古的抵抗及其意义[五]
（五）后期的抵抗
两路蒙古大军于1260年北撤以后，忽必烈回到燕京附近，在那里继承了蒙古政权，至度宗咸淳七年（1271 AD）改国号为元，正式成为元帝国的皇帝。忽必烈掌握政权以后，蒙古在中国的统治集团内乱减少，使得蒙古对南宋的侵略更加有效率，因此也就加速了对南宋军事胜利的进程。
与此同时，在贾似道军援鄂州围的前夕，贾似道已经开始掌握了南宋中枢的大权，鄂州围解以贾似道和蒙古之间达成的和平协议使得他攫取了更多的权力。鄂州围解以后，整个南宋政权实际上操纵在贾似道一个人的手里。贾似道一手遮天，通过制造虚假的胜利战报，蒙蔽南宋朝廷。贾似道妒忌抵抗有功的，有才能的军事将领，不是把他们陷害系狱而死，先后害死曹世雄、向士壁等将领，就是贬斥他们，不让他们掌握重兵，或不让他们领导最关键的战役，如对优秀的将领孟珙、赵葵、高达的排斥。贾似道祸国殃民的作为，严重地削弱了南宋抵抗蒙古侵略的防卫能力，加速了南宋的败亡。（注1）
这时候的四川战场的形势，呈现出胶着状态。南宋后期的四川防线是由嘉定--泸州--重庆--夔州的岷江--长江水道连成的一条弧线，这条弧线与另一条大巴山--嘉陵江水道连成的南北弧线在重庆交会，保护着长江水路。在这两条弧线所包抄的广阔地区，是川中的潼川路（原州治在今四川三台县，1207年后迁泸州）和川西的成都路，其中有四川最富饶的川西平原，但无险可守，虽然蒙古重兵在1260年的进攻里，由于宋军将领的投降，占领了大获、青居等堡塞，即南宋防卫线的北支的北端，而且蒙古在成都驻扎重兵，但大片农村地区已经荒芜，这条地带成为双方交兵，从而频繁易手的地区。
1261年，南宋泸州守将刘整举泸州十五郡，三十万户（注 2）投降蒙古。上面说了，泸州是四川宋军防线的重要要塞，南宋四川安抚使俞兴出兵争夺，被刘整击退，十月，吕文德和俞兴收复泸州外围，筑城长江北岸，与蒙军对峙（后收复泸州）。
景定三年（1262 AD），蒙古汪良臣部以钓鱼山“险绝不可攻”，在钓鱼堡附近筑武胜堡（注 3）以阻断宋军北上支援达州（今四川达州市）、巴州（今四川巴中市）路线。
景定四年（1263 AD），蒙军进攻嘉定不克。度宗咸淳元年（1265 AD）二月，蒙古元帅约哈苏侵犯钓鱼堡，在嘉陵江上击败宋军，焚战舰一百四十六只，但蒙古仍无法攻占钓鱼堡。
同年四月，宋将咎万寿复云顶山堡，在金堂峡败蒙军。
同年九月，新任四川制置使夏贵率军攻潼川（今四川三台），在蓬溪(今四川蓬溪)奋战整天。双方战平。
度宗咸淳二年（1266 AD）十月，蒙古汪惟正部陷开州（今重庆开县），明年七月，开州被都统咎万寿收复。咸淳二年十二月，蒙古刘元礼修复在战乱中荒废已久的眉州城（今四川眉山县），以遏阻南宋军自嘉定进攻成都。
咸淳八年（1272 AD）十二月，成都安抚使咎万寿大败元军于成都，焚毁元人所筑的成都外城。明年春，咎万寿军败元军于碉门（注 4）。五月，咎万寿部兵分两路进讨元占领的雅州（今四川雅安市）和眉州。同时咎万寿军收复了兴元府。
咸淳九年（1273 AD）（注 5）六月，元军筑堡马鬃山（注 6），合州守将张珏击走元军。张珏是南宋最后阶段守卫四川的优秀将领，他原来是王坚的副手，和王坚一起竭力守卫钓鱼堡，王坚调出四川以后，他负责保卫合州。自从合州保卫战以后，民生凋敝，张珏以兵护卫老百姓耕种，同时教育百姓垦荒屯粟，使得公私皆足。刘整叛变以后，向蒙古献计从所占领的青居堡向南筑马鬃山堡和旁边的虎头山，目的在扼合州嘉陵江上游的三江口，以攻取合州，这是刘整献计攻取襄阳的办法。张珏遣奇兵绕在马鬃山的后面偷袭元军，焚烧元军的船只和建筑器材，使元军无法建马鬃堡。张珏善用兵出奇制胜，在合州的治理期间，“士卒必练，器械必精。御部曲有法，虽奴隶有功，必优赏之，有过虽至亲必罚，故人人用命。”咸淳九年八月，镇守达州（今四川达县）的守将赵章率所部收复洋州(今陕西洋县，在汉中东）、吴胜堡两地，这是南宋在最后存在阶段在四川的最北方军事胜利，连同上述咎万寿、张珏在川西和川东取得的胜利，说明了南宋四川军民已经适应了不可一世的蒙古军队的作战方式，如果南宋不是灭亡得很快，四川军民有可能取得更多的战绩。（注 7，参图5.1）
[图5.1]
元军在伯颜的率领下，于咸淳十年十月渡江占黄州，整个形势急转直下，南宋中央与四川的联系中断，元军开始对四川军民取得的胜利进行反攻。德祐元年（1275 AD），咎万寿在兵败后投降了元军。这时候的中国南部在元军的进攻下，变得支离破碎，元军既碰着大批开城投降的南宋官吏和将领，也碰到坚守不屈的南宋军民，德祐二年（1276 AD）二月，伯颜军临临安，南宋太皇太后奉玉玺向伯颜投降，同时谕令包括四川抵抗州县在内的军民也向元军缴械，臣服于元朝。
但是，由于交通的困难，南宋四川军民并不知道南宋朝廷已经投降了元军，也不知道文天祥、李庭芝、张世杰又拥立起南宋宗室二王继续在福建、江西、广东等残剩州县里进行悲壮英勇的抗元斗争。他们在失去与中央的联系后，也在继续与重兵压境的元军作战。
元至元十三年十二月（1277 AD），元东西川守将合兵万人，占领重庆，在城里大肆剽掠，政令不一，守卫合州的南宋四川制置史张珏出兵大败元军，收复重庆、泸州、涪州，并“派兵四出，所向俱捷”。张珏还派人去寻找二王，而二王在福建和广东，号令达不到四川，四川军民却还在为南宋保卫故土。
至元十五年（1278 AD），元军采用宣传宋帝对元投降书的政治攻心战以后，泸州、涪州的一部份官员、守将投降，使得这两处坚守的军民无法再坚持下去，继而相继失守。正月，元四川主帅汪良臣督兵入重庆，在与张珏的鏊战里身中四箭，守将赵安以城降，张珏率兵巷战不支，乃饮鸩自杀不死，顺流走涪州，被元军俘虏，后自杀（注8，参图 5.2）。
[图5.2]
德祐元年（1275 AD），张珏迁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张调任后，王立任合州安抚使，继续与军民坚守钓鱼城。在艰难的形势下，王立出兵收复了青居堡、遂宁全境。张珏被俘后，王立继续领导钓鱼城军民抗战，明年（元至元十六年，1279 AD）一月，在大军重重包围下，为了保全避难在钓鱼城里数万军民的生命（注 9），通过他的义妹，实际是元西川行院枢密副使，王相，太子侍读李德辉的姨妹（一说胞妹）向李谈判投降，条件是让合州人民不被屠戮。李在请示过元世祖忽必烈后获准满足了王立的条件，于是合州以及钓鱼城的军民才得以保全。（注 10、11）从1254年到1279年，钓鱼城在前后25年的时间里，击退蒙古军队上百次进攻，使蒙古军队死伤超过万人，使蒙古大汗和重要将领身亡在四百米的峭壁下，最终还是不能用军事手段征服她，这不能不是反抗蒙古军事扩张历史里的一个奇迹。
至元十六年（1279 AD）二月，元军张洪范部围南宋王朝残余于广东崖山（今广东新会）海上，陆秀夫怀抱年幼的宋卫王投水死，同赴水死的有杨太后以下后宫、大臣数十人，死亡将士官民达十余万人，南宋的抵抗运动最后失败了（注 12）。注释
1。贾似道执政以后，南宋的法令败坏，赏罚无章，有功反受打击，于是将士离心，叛变投降蒙古者纷纷。元世祖忽必烈在临安占领以后，问投降的南宋将领：“尔等何降之易也？”，将领回答说：“宋有强臣贾似道擅国权，每优礼文士，而独轻武官。臣等久积不平，心离体解，所以望风而送款也。”（# 1）。1261年，四川潼川安抚副使，防卫川南重镇泸州的刘整，因为与四川驻军领导俞兴有矛盾，正逢贾似道在开展边疆国防费用的查帐工作，俞借清查之机，派工作组调查刘整的财务问题，刘整遣人到临安申诉，但上诉不达，刘整害怕受到清算，于是向蒙古投降。刘整原是孟珙的骁将，勇而有谋，是南宋后期将领里不可多得的人材，受到南宋统军的吕文德的妒忌，所提出的策划都被阻塞，功劳也被吕掩盖不报。刘整投降蒙古以后，给蒙古军事布署作出了许多独到的建议，这些建议里最重要的是，集中全力攻占襄阳，使南宋失去主要的防守支撑点，然后顺汉水南下，占领南宋全境（# 2）。忽必烈采纳了他的建议，并派他和阿术统军规取襄樊。刘整看出了蒙古攻宋的弱点是水军力量比宋军差，于是就在汉水上训练水师，制造战舰。同时，他运用了余玠的堡垒战术，在汉水岸边筑白河口堡和鹿门山堡，其中，白河口堡（# 3）在襄阳东北汉江支流白河、唐白河交界处；鹿门山堡（#4）在襄阳东南的汉江下游东岸边，此二堡扼襄樊汉水上下游水道，切断了宋军对襄樊要塞的主要粮草供应，使宋军在襄阳保卫战里付出了极大代价（# 5、6）的五年后失败，然后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内灭宋。
2。考异：这个数字很可能只是战乱前泸州所辖户数，经过三十多年的战乱以后，这个户数不可能再保持，否则十多年后，元灭宋时四川的户数就不会只有十二万（见第七节注 21）。
3。武胜山，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县（武胜县）治东一里，旧名飞来峰，蒙古主蒙哥攻钓鱼城于此，因改今名。”
4。碉门，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碉门砦，县（荣经县）西北五十里，即和川镇，雅州西通蛮路也。。。。中统初，为宋所废。”按：碉门寨是蒙古军所筑的堡垒，1273年为宋将咎万寿所焚毁。
5。咸淳九年（1273 AD）正月，元将阿尔哈雅部攻陷汉水南岸樊城，二月，陷北岸襄阳，宋军统帅吕文焕在作出了最后的努力后向元军投降，襄阳遂在围城五年后失陷。
6。马鬃山，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州（合州）东北百五十里，宋咸淳九年，叛将刘整献计于蒙古，欲自青居进筑马鬃、虎头（在马鬃山西，与马鬃山遥相望）二山，扼三江口，以图合州。”
7。按唐唯目，《张珏所筑“宜胜山城”的位置初探》（载《钓鱼城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资料集》，1980），从景定五年（1264 AD）至咸淳八年（1272 AD）的八年时间里，蒙古军队对钓鱼城的进攻采取了术速忽里的建议，以围攻和侵扰相结合，同时在武胜、渠州、开州一线驻守劲旅，使宋军上不能到达嘉陵江上的武胜，沿渠江又不能到达渠州，而元军则可侵扰合州旧治涪江对岸的南坝，及嘉陵江下游的沙市、葛树坪等地，使得钓鱼城和重庆的联系一度阻断，钓鱼城岌岌可危，在这样的情况下，张珏修建了宜胜山城，据唐唯目实地调查的结论，宜胜城遗址当在今合川县纯阳山，该山位于合州旧治北二里，与钓鱼山隔嘉陵江相距八里，与钓鱼山构成犄角之势，陆路扼西北方向武胜来犯之敌，水路控西南方向遂宁沿涪江而下之敌，并能阻止敌人自三江口登陆
进攻钓鱼山。宜胜山城修筑成功以后，蒙军侵扰合州的行动减少了，敌人开始在合州附近处于被动局面。
8。考异：按宋濂，《元史。世祖本纪》：“至元十四年。。。二月。。。甲戍，西川行院不花率众数万至重庆，营浮屠关，造梯冲将攻之。其夜都统赵安以城降。张珏舣船江中，与其妻妾顺流走涪州，元帅张德润以舟师邀之，珏遂降。”而按脱脱《宋史。张珏传》：“（重庆）城中粮尽，赵安以书说珏降，不听。安乃与帐下韩忠显夜开镇西门降。珏率兵巷战不支，归索鸩饮，左右匿鸩，乃以小舟载妻子东走涪。中道大撼，斧其舟欲自沉，舟人夺斧掷江中，珏踊跃欲赴水，家人挽持不得死。明日，万户铁木儿追及于涪，执之送京师。。。。珏至安西赵老庵，其友谓之曰：‘公尽忠一世，以报所事，今至此，纵不得死，亦何以哉？’珏乃解弦自经厕中，从者焚其骨，以瓦缶葬之死所。”赵冀《廿二史札记。卷三百六十。宋元二史不符处》认为这是元史的曲笔。又，清吴省钦《书“宋史。忠义。张珏传”后》力辩《元史。世祖本纪》为非，引《元史。李德辉传》证明张珏是自尽死的，文天祥被俘后写的诗《悼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张珏》（# 7）诗序：“蜀之健将与咎万寿其名，咎降，张独不降。”张珏（？- 1278），字君玉，陇西凤州人，年十八，从军钓鱼山，以战功累官中军都统制，号为“四川（九虎）将”。在钓鱼城保卫战里，与王坚同心协力守卫钓鱼城。从景定四年（1263 AD）起，任利州东路安抚使守卫合州，一直任职到德祐元年（1275 AD），在十二年的时间里领导四川军民保卫合州重镇。德祐元年升任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直到第二年逝世。张珏雄武有谋略，善用兵，喜欢出奇设伏，刘整为蒙古设计马鬃山堡垒，妄图破坏钓鱼城的战略地位，被张珏偷袭，使其计划破产。在合州工作期间，勤于训练战士，对武器装备很重视，器械必精良。管理军队有方，即使是家奴出身的战士，只要在战斗里立了功的，也一视同仁，给予奖励，而对自己犯错误的亲属，一样处罚不徇私情，所以深得部队官兵的爱戴，故能人人卖力。四川自经开庆元年的战争以后，民生凋敝，后来蒙古驻四川军队常常骚扰合州附近的人民生产，张珏以兵保护人民耕种生产，同时教育农民垦荒和储藏粮食，结果公私兼足。在赵宋朝廷已经向元军投降后的二年后，元军大军压境的形势下，张珏还光复了泸、涪、重庆十多个州县。张珏的纪念神位今天还在合川钓鱼城历史遗迹忠烈祠里。
9。按《无名氏记》（# 8）：“（蒙哥）班师至愁军山，病甚，遗诏曰：‘我之婴疾，为此城也，不违之后，若克此城，当赭城剖赤，而尽诛之。’”这一段话，并不见于《宋史》和《元史》。该文后面在谈到合州守将王立投降的经过时再说：“汪总（即汪良臣）帅蒙古兵曰：‘我等攻守此城十余年，战而死者以万计，宪宗皇帝（即蒙哥）亦因此城致疾而崩。临终遗诏：‘来降必因攻困致毙，赭城剖赤’当上为先帝雪耻，下为亡卒报仇。’李相谕慰未决。又数日，朝使适至，奉诏旨：‘鱼城既降，可赦其罪，诸军毋得擅便杀掠，宜与秋毫无犯。。”
这段话说蒙古大臣李德辉顶住了压力，没有屠杀合州人民，后来得到元世祖的诏书支持，合州及钓鱼城的军民才得以保全。《元史。李德辉传》谈到李德辉逝世，王立率合州吏民帔麻带孝，为李德辉送葬，哭声震山谷，这一事从侧面印证了元军本来要屠尽合州城的。
10。宋濂，《元史。李德辉传》。
11。关于合州的保全经过，海内外学者多所研讨，按明朝时，合州人民纪念保卫合州的南宋将领余玠、王坚、张珏，同时也纪念保全合州人民生命的元官吏李德辉、为人民而不惜牺牲当时很注重的名节的王立，以及其义妹（元将领熊耳之妻，王立恢复泸州时为所得，更确切地说，应是王立的情妇# 9），这说明了合州人民把保卫民族文化与保卫人民的生命安危看得同样重要，这也应该是南宋人民自主意识增强的结果，这与发生在明末抗清的江南一些城市的守军将领，为了保全自己的气节而不放人民出城是有区别的。
12。按嘉庆《长宁县志》，建成于1255年泸州防区的凌霄城，直至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 AD)，始被元军攻破，换句话说，凌霄堡是南宋最后一个被蒙古攻破的堡垒，它坚持到钓鱼城为元占领后又九年。
#1。宋濂，《元史。世祖本纪》。
#2。毕沅，《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七十八》。
#3。白河口，在今湖北襄樊市东北四十里，今白河与唐白河交汇处，今属双沟镇。
#4。鹿门山，在今湖北襄樊市东南三十里，汉江下游东岸边，今属欧庙镇。
#5。毕沅，《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八十》。
#6。周密，《齐东野语。二张援襄》。
#7。文天祥，悼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张珏气敌万人将，独在天一隅。向使国不亡，功业竟何如？
#8。明万历《合州志。卷八》。
#9。元姚燧，《牧庵集。贞贺公（仁杰）神道碑》：“又明年（元至元十三年，1276 AD），制使张珏遣王立潜师袭泸，取之，醢应春，杀戍千将户熊耳，而有其妻宗，甚嬖之。宗，王相四川行院李忠宣之外妹。”这一段文字说明了熊耳夫人娘家姓宗，当王立攻占泸州以后，将熊耳之妻掳为己有，甚嬖之，故熊耳夫人宗氏当是王立情妇。因为是李德辉的姨妹，要利用与李的关系谈判钓鱼城事宜，只能叫做“义妹”了。由于贺仁杰是帮助李德辉在元世祖面前说清楚王立杀梅应春案件的重要大臣，因此，这段文字所记载的熊耳夫人宗氏与钓鱼城守将王立的关系应该是确切的。
两路蒙古大军于1260年北撤以后，忽必烈回到燕京附近，在那里继承了蒙古政权，至度宗咸淳七年（1271 AD）改国号为元，正式成为元帝国的皇帝。忽必烈掌握政权以后，蒙古在中国的统治集团内乱减少，使得蒙古对南宋的侵略更加有效率，因此也就加速了对南宋军事胜利的进程。
与此同时，在贾似道军援鄂州围的前夕，贾似道已经开始掌握了南宋中枢的大权，鄂州围解以贾似道和蒙古之间达成的和平协议使得他攫取了更多的权力。鄂州围解以后，整个南宋政权实际上操纵在贾似道一个人的手里。贾似道一手遮天，通过制造虚假的胜利战报，蒙蔽南宋朝廷。贾似道妒忌抵抗有功的，有才能的军事将领，不是把他们陷害系狱而死，先后害死曹世雄、向士壁等将领，就是贬斥他们，不让他们掌握重兵，或不让他们领导最关键的战役，如对优秀的将领孟珙、赵葵、高达的排斥。贾似道祸国殃民的作为，严重地削弱了南宋抵抗蒙古侵略的防卫能力，加速了南宋的败亡。（注1）
这时候的四川战场的形势，呈现出胶着状态。南宋后期的四川防线是由嘉定--泸州--重庆--夔州的岷江--长江水道连成的一条弧线，这条弧线与另一条大巴山--嘉陵江水道连成的南北弧线在重庆交会，保护着长江水路。在这两条弧线所包抄的广阔地区，是川中的潼川路（原州治在今四川三台县，1207年后迁泸州）和川西的成都路，其中有四川最富饶的川西平原，但无险可守，虽然蒙古重兵在1260年的进攻里，由于宋军将领的投降，占领了大获、青居等堡塞，即南宋防卫线的北支的北端，而且蒙古在成都驻扎重兵，但大片农村地区已经荒芜，这条地带成为双方交兵，从而频繁易手的地区。
1261年，南宋泸州守将刘整举泸州十五郡，三十万户（注 2）投降蒙古。上面说了，泸州是四川宋军防线的重要要塞，南宋四川安抚使俞兴出兵争夺，被刘整击退，十月，吕文德和俞兴收复泸州外围，筑城长江北岸，与蒙军对峙（后收复泸州）。
景定三年（1262 AD），蒙古汪良臣部以钓鱼山“险绝不可攻”，在钓鱼堡附近筑武胜堡（注 3）以阻断宋军北上支援达州（今四川达州市）、巴州（今四川巴中市）路线。
景定四年（1263 AD），蒙军进攻嘉定不克。度宗咸淳元年（1265 AD）二月，蒙古元帅约哈苏侵犯钓鱼堡，在嘉陵江上击败宋军，焚战舰一百四十六只，但蒙古仍无法攻占钓鱼堡。
同年四月，宋将咎万寿复云顶山堡，在金堂峡败蒙军。
同年九月，新任四川制置使夏贵率军攻潼川（今四川三台），在蓬溪(今四川蓬溪)奋战整天。双方战平。
度宗咸淳二年（1266 AD）十月，蒙古汪惟正部陷开州（今重庆开县），明年七月，开州被都统咎万寿收复。咸淳二年十二月，蒙古刘元礼修复在战乱中荒废已久的眉州城（今四川眉山县），以遏阻南宋军自嘉定进攻成都。
咸淳八年（1272 AD）十二月，成都安抚使咎万寿大败元军于成都，焚毁元人所筑的成都外城。明年春，咎万寿军败元军于碉门（注 4）。五月，咎万寿部兵分两路进讨元占领的雅州（今四川雅安市）和眉州。同时咎万寿军收复了兴元府。
咸淳九年（1273 AD）（注 5）六月，元军筑堡马鬃山（注 6），合州守将张珏击走元军。张珏是南宋最后阶段守卫四川的优秀将领，他原来是王坚的副手，和王坚一起竭力守卫钓鱼堡，王坚调出四川以后，他负责保卫合州。自从合州保卫战以后，民生凋敝，张珏以兵护卫老百姓耕种，同时教育百姓垦荒屯粟，使得公私皆足。刘整叛变以后，向蒙古献计从所占领的青居堡向南筑马鬃山堡和旁边的虎头山，目的在扼合州嘉陵江上游的三江口，以攻取合州，这是刘整献计攻取襄阳的办法。张珏遣奇兵绕在马鬃山的后面偷袭元军，焚烧元军的船只和建筑器材，使元军无法建马鬃堡。张珏善用兵出奇制胜，在合州的治理期间，“士卒必练，器械必精。御部曲有法，虽奴隶有功，必优赏之，有过虽至亲必罚，故人人用命。”咸淳九年八月，镇守达州（今四川达县）的守将赵章率所部收复洋州(今陕西洋县，在汉中东）、吴胜堡两地，这是南宋在最后存在阶段在四川的最北方军事胜利，连同上述咎万寿、张珏在川西和川东取得的胜利，说明了南宋四川军民已经适应了不可一世的蒙古军队的作战方式，如果南宋不是灭亡得很快，四川军民有可能取得更多的战绩。（注 7，参图5.1）
[图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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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军在伯颜的率领下，于咸淳十年十月渡江占黄州，整个形势急转直下，南宋中央与四川的联系中断，元军开始对四川军民取得的胜利进行反攻。德祐元年（1275 AD），咎万寿在兵败后投降了元军。这时候的中国南部在元军的进攻下，变得支离破碎，元军既碰着大批开城投降的南宋官吏和将领，也碰到坚守不屈的南宋军民，德祐二年（1276 AD）二月，伯颜军临临安，南宋太皇太后奉玉玺向伯颜投降，同时谕令包括四川抵抗州县在内的军民也向元军缴械，臣服于元朝。
但是，由于交通的困难，南宋四川军民并不知道南宋朝廷已经投降了元军，也不知道文天祥、李庭芝、张世杰又拥立起南宋宗室二王继续在福建、江西、广东等残剩州县里进行悲壮英勇的抗元斗争。他们在失去与中央的联系后，也在继续与重兵压境的元军作战。
元至元十三年十二月（1277 AD），元东西川守将合兵万人，占领重庆，在城里大肆剽掠，政令不一，守卫合州的南宋四川制置史张珏出兵大败元军，收复重庆、泸州、涪州，并“派兵四出，所向俱捷”。张珏还派人去寻找二王，而二王在福建和广东，号令达不到四川，四川军民却还在为南宋保卫故土。
至元十五年（1278 AD），元军采用宣传宋帝对元投降书的政治攻心战以后，泸州、涪州的一部份官员、守将投降，使得这两处坚守的军民无法再坚持下去，继而相继失守。正月，元四川主帅汪良臣督兵入重庆，在与张珏的鏊战里身中四箭，守将赵安以城降，张珏率兵巷战不支，乃饮鸩自杀不死，顺流走涪州，被元军俘虏，后自杀（注8，参图 5.2）。
[图5.2]
![[图5.2]](http://photos1.blogger.com/blogger2/6234/776789869024362/1600/sc5-2.jpg){kind=link}
德祐元年（1275 AD），张珏迁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张调任后，王立任合州安抚使，继续与军民坚守钓鱼城。在艰难的形势下，王立出兵收复了青居堡、遂宁全境。张珏被俘后，王立继续领导钓鱼城军民抗战，明年（元至元十六年，1279 AD）一月，在大军重重包围下，为了保全避难在钓鱼城里数万军民的生命（注 9），通过他的义妹，实际是元西川行院枢密副使，王相，太子侍读李德辉的姨妹（一说胞妹）向李谈判投降，条件是让合州人民不被屠戮。李在请示过元世祖忽必烈后获准满足了王立的条件，于是合州以及钓鱼城的军民才得以保全。（注 10、11）从1254年到1279年，钓鱼城在前后25年的时间里，击退蒙古军队上百次进攻，使蒙古军队死伤超过万人，使蒙古大汗和重要将领身亡在四百米的峭壁下，最终还是不能用军事手段征服她，这不能不是反抗蒙古军事扩张历史里的一个奇迹。
至元十六年（1279 AD）二月，元军张洪范部围南宋王朝残余于广东崖山（今广东新会）海上，陆秀夫怀抱年幼的宋卫王投水死，同赴水死的有杨太后以下后宫、大臣数十人，死亡将士官民达十余万人，南宋的抵抗运动最后失败了（注 12）。注释
1。贾似道执政以后，南宋的法令败坏，赏罚无章，有功反受打击，于是将士离心，叛变投降蒙古者纷纷。元世祖忽必烈在临安占领以后，问投降的南宋将领：“尔等何降之易也？”，将领回答说：“宋有强臣贾似道擅国权，每优礼文士，而独轻武官。臣等久积不平，心离体解，所以望风而送款也。”（# 1）。1261年，四川潼川安抚副使，防卫川南重镇泸州的刘整，因为与四川驻军领导俞兴有矛盾，正逢贾似道在开展边疆国防费用的查帐工作，俞借清查之机，派工作组调查刘整的财务问题，刘整遣人到临安申诉，但上诉不达，刘整害怕受到清算，于是向蒙古投降。刘整原是孟珙的骁将，勇而有谋，是南宋后期将领里不可多得的人材，受到南宋统军的吕文德的妒忌，所提出的策划都被阻塞，功劳也被吕掩盖不报。刘整投降蒙古以后，给蒙古军事布署作出了许多独到的建议，这些建议里最重要的是，集中全力攻占襄阳，使南宋失去主要的防守支撑点，然后顺汉水南下，占领南宋全境（# 2）。忽必烈采纳了他的建议，并派他和阿术统军规取襄樊。刘整看出了蒙古攻宋的弱点是水军力量比宋军差，于是就在汉水上训练水师，制造战舰。同时，他运用了余玠的堡垒战术，在汉水岸边筑白河口堡和鹿门山堡，其中，白河口堡（# 3）在襄阳东北汉江支流白河、唐白河交界处；鹿门山堡（#4）在襄阳东南的汉江下游东岸边，此二堡扼襄樊汉水上下游水道，切断了宋军对襄樊要塞的主要粮草供应，使宋军在襄阳保卫战里付出了极大代价（# 5、6）的五年后失败，然后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内灭宋。
2。考异：这个数字很可能只是战乱前泸州所辖户数，经过三十多年的战乱以后，这个户数不可能再保持，否则十多年后，元灭宋时四川的户数就不会只有十二万（见第七节注 21）。
3。武胜山，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县（武胜县）治东一里，旧名飞来峰，蒙古主蒙哥攻钓鱼城于此，因改今名。”
4。碉门，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碉门砦，县（荣经县）西北五十里，即和川镇，雅州西通蛮路也。。。。中统初，为宋所废。”按：碉门寨是蒙古军所筑的堡垒，1273年为宋将咎万寿所焚毁。
5。咸淳九年（1273 AD）正月，元将阿尔哈雅部攻陷汉水南岸樊城，二月，陷北岸襄阳，宋军统帅吕文焕在作出了最后的努力后向元军投降，襄阳遂在围城五年后失陷。
6。马鬃山，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州（合州）东北百五十里，宋咸淳九年，叛将刘整献计于蒙古，欲自青居进筑马鬃、虎头（在马鬃山西，与马鬃山遥相望）二山，扼三江口，以图合州。”
7。按唐唯目，《张珏所筑“宜胜山城”的位置初探》（载《钓鱼城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资料集》，1980），从景定五年（1264 AD）至咸淳八年（1272 AD）的八年时间里，蒙古军队对钓鱼城的进攻采取了术速忽里的建议，以围攻和侵扰相结合，同时在武胜、渠州、开州一线驻守劲旅，使宋军上不能到达嘉陵江上的武胜，沿渠江又不能到达渠州，而元军则可侵扰合州旧治涪江对岸的南坝，及嘉陵江下游的沙市、葛树坪等地，使得钓鱼城和重庆的联系一度阻断，钓鱼城岌岌可危，在这样的情况下，张珏修建了宜胜山城，据唐唯目实地调查的结论，宜胜城遗址当在今合川县纯阳山，该山位于合州旧治北二里，与钓鱼山隔嘉陵江相距八里，与钓鱼山构成犄角之势，陆路扼西北方向武胜来犯之敌，水路控西南方向遂宁沿涪江而下之敌，并能阻止敌人自三江口登陆
进攻钓鱼山。宜胜山城修筑成功以后，蒙军侵扰合州的行动减少了，敌人开始在合州附近处于被动局面。
8。考异：按宋濂，《元史。世祖本纪》：“至元十四年。。。二月。。。甲戍，西川行院不花率众数万至重庆，营浮屠关，造梯冲将攻之。其夜都统赵安以城降。张珏舣船江中，与其妻妾顺流走涪州，元帅张德润以舟师邀之，珏遂降。”而按脱脱《宋史。张珏传》：“（重庆）城中粮尽，赵安以书说珏降，不听。安乃与帐下韩忠显夜开镇西门降。珏率兵巷战不支，归索鸩饮，左右匿鸩，乃以小舟载妻子东走涪。中道大撼，斧其舟欲自沉，舟人夺斧掷江中，珏踊跃欲赴水，家人挽持不得死。明日，万户铁木儿追及于涪，执之送京师。。。。珏至安西赵老庵，其友谓之曰：‘公尽忠一世，以报所事，今至此，纵不得死，亦何以哉？’珏乃解弦自经厕中，从者焚其骨，以瓦缶葬之死所。”赵冀《廿二史札记。卷三百六十。宋元二史不符处》认为这是元史的曲笔。又，清吴省钦《书“宋史。忠义。张珏传”后》力辩《元史。世祖本纪》为非，引《元史。李德辉传》证明张珏是自尽死的，文天祥被俘后写的诗《悼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张珏》（# 7）诗序：“蜀之健将与咎万寿其名，咎降，张独不降。”张珏（？- 1278），字君玉，陇西凤州人，年十八，从军钓鱼山，以战功累官中军都统制，号为“四川（九虎）将”。在钓鱼城保卫战里，与王坚同心协力守卫钓鱼城。从景定四年（1263 AD）起，任利州东路安抚使守卫合州，一直任职到德祐元年（1275 AD），在十二年的时间里领导四川军民保卫合州重镇。德祐元年升任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直到第二年逝世。张珏雄武有谋略，善用兵，喜欢出奇设伏，刘整为蒙古设计马鬃山堡垒，妄图破坏钓鱼城的战略地位，被张珏偷袭，使其计划破产。在合州工作期间，勤于训练战士，对武器装备很重视，器械必精良。管理军队有方，即使是家奴出身的战士，只要在战斗里立了功的，也一视同仁，给予奖励，而对自己犯错误的亲属，一样处罚不徇私情，所以深得部队官兵的爱戴，故能人人卖力。四川自经开庆元年的战争以后，民生凋敝，后来蒙古驻四川军队常常骚扰合州附近的人民生产，张珏以兵保护人民耕种生产，同时教育农民垦荒和储藏粮食，结果公私兼足。在赵宋朝廷已经向元军投降后的二年后，元军大军压境的形势下，张珏还光复了泸、涪、重庆十多个州县。张珏的纪念神位今天还在合川钓鱼城历史遗迹忠烈祠里。
9。按《无名氏记》（# 8）：“（蒙哥）班师至愁军山，病甚，遗诏曰：‘我之婴疾，为此城也，不违之后，若克此城，当赭城剖赤，而尽诛之。’”这一段话，并不见于《宋史》和《元史》。该文后面在谈到合州守将王立投降的经过时再说：“汪总（即汪良臣）帅蒙古兵曰：‘我等攻守此城十余年，战而死者以万计，宪宗皇帝（即蒙哥）亦因此城致疾而崩。临终遗诏：‘来降必因攻困致毙，赭城剖赤’当上为先帝雪耻，下为亡卒报仇。’李相谕慰未决。又数日，朝使适至，奉诏旨：‘鱼城既降，可赦其罪，诸军毋得擅便杀掠，宜与秋毫无犯。。”
这段话说蒙古大臣李德辉顶住了压力，没有屠杀合州人民，后来得到元世祖的诏书支持，合州及钓鱼城的军民才得以保全。《元史。李德辉传》谈到李德辉逝世，王立率合州吏民帔麻带孝，为李德辉送葬，哭声震山谷，这一事从侧面印证了元军本来要屠尽合州城的。
10。宋濂，《元史。李德辉传》。
11。关于合州的保全经过，海内外学者多所研讨，按明朝时，合州人民纪念保卫合州的南宋将领余玠、王坚、张珏，同时也纪念保全合州人民生命的元官吏李德辉、为人民而不惜牺牲当时很注重的名节的王立，以及其义妹（元将领熊耳之妻，王立恢复泸州时为所得，更确切地说，应是王立的情妇# 9），这说明了合州人民把保卫民族文化与保卫人民的生命安危看得同样重要，这也应该是南宋人民自主意识增强的结果，这与发生在明末抗清的江南一些城市的守军将领，为了保全自己的气节而不放人民出城是有区别的。
12。按嘉庆《长宁县志》，建成于1255年泸州防区的凌霄城，直至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 AD)，始被元军攻破，换句话说，凌霄堡是南宋最后一个被蒙古攻破的堡垒，它坚持到钓鱼城为元占领后又九年。
#1。宋濂，《元史。世祖本纪》。
#2。毕沅，《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七十八》。
#3。白河口，在今湖北襄樊市东北四十里，今白河与唐白河交汇处，今属双沟镇。
#4。鹿门山，在今湖北襄樊市东南三十里，汉江下游东岸边，今属欧庙镇。
#5。毕沅，《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八十》。
#6。周密，《齐东野语。二张援襄》。
#7。文天祥，悼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张珏气敌万人将，独在天一隅。向使国不亡，功业竟何如？
#8。明万历《合州志。卷八》。
#9。元姚燧，《牧庵集。贞贺公（仁杰）神道碑》：“又明年（元至元十三年，1276 AD），制使张珏遣王立潜师袭泸，取之，醢应春，杀戍千将户熊耳，而有其妻宗，甚嬖之。宗，王相四川行院李忠宣之外妹。”这一段文字说明了熊耳夫人娘家姓宗，当王立攻占泸州以后，将熊耳之妻掳为己有，甚嬖之，故熊耳夫人宗氏当是王立情妇。因为是李德辉的姨妹，要利用与李的关系谈判钓鱼城事宜，只能叫做“义妹”了。由于贺仁杰是帮助李德辉在元世祖面前说清楚王立杀梅应春案件的重要大臣，因此，这段文字所记载的熊耳夫人宗氏与钓鱼城守将王立的关系应该是确切的。
星期五, 九月 29, 2006
南宋末四川军民对蒙古的抵抗及其意义[四]
（四）钓鱼城保卫战
由于余玠堡垒防卫策略的得当，蒙古军队没有能力从四川东下，进攻长江中下游地区。只好改道四川西部，去征服在云南的大理国，目的除了扩大帝国的版图以外，还想在占领大理国后，从云南东南部侵犯南宋交、广地区。（注1）
宝祐元年（1251 AD）九月，蒙古王弟忽必烈兵分三道亲征云南，十月，蒙军渡大渡河，行军两千里，乘皮筏强渡金沙江，十二月会师于大理城下，云南平。(注 2）
从宝祐元年开始，蒙古在所占领的利州和阆州筑城屯田，至二年时完成。这是蒙方在几次对四川的穿插行动以后，把重点改在稳扎稳打的方针上，屯田行动使蒙军就地有了军粮，准备和宋军在四川打攻坚战。
可是理宗所欣赏的余晦却在四川屡战屡败。败绩频传，使理宗忧虑，于是他再次更换四川的方面大员，宝祐三年，他改用蒲择之任四川宣抚兼制置使，驻节重庆。
[图4.1]
宝祐六年（1258 AD）八月，蒙古分兵四道伐宋（注 3，参图4.1）。在淮东前线，蒙军李璮（注 4）部进攻海州（今江苏东海县）、涟水军（今江苏涟水县）；在长江中游，蒙军忽必烈、张柔部进攻鄂州（今湖北武昌）；蒙古主蒙哥则自帅主力分四路进攻四川（注 5）；同时，蒙哥命在云南的兀良合台军从交、广进军湖南，从鄂州的后方，配合忽必烈消灭华中方面南宋的主要军事力量。
[图4.2]
蒙古主蒙哥亲率四万大军征四川（参图4.2），说明了他把四川看作南宋的主要战略基地。他从六盘山进军，顺秦陇小道蒙古占领区前行，两个月以后，抵达剑州（今川北剑阁县），这时，为他扫清道路，事先已在四川的前锋一直在堡垒阵里冲撞。（注 6）宝祐六年（1258 AD）二月，制置使蒲择之派安抚刘整占据遂宁涪江上的箭滩渡，以便遏制蒙古前锋纽璘军东侵成都，刘整军在与纽璘军大战一整日以后被击溃，蒙军乃乘胜西击云顶山，守将降蒙古，蒲择之丢掉了成都、汉州、绵州等数州县后，退守重庆。
宝祐六年九月，纽璘军在侵占成都等地后，以战舰二百艘，顺岷江水陆并进，来势汹汹，沿途击溃蒲择之派来阻击的宋军，直抵泸州防区。渡马湖江（注 7），擒宋将张实，使其招降驻守在苦竹隘堡垒的守军，张实进入苦竹隘以后，与守将杨立坚守。十月，蒙哥亲率大军渡嘉陵江，架浮桥渡白水江（注 8），临于苦竹隘，于是蒙古大军全力攻打苦竹隘堡垒。同月，苦竹隘堡垒被攻陷，张实和杨立捐躯。随后的一个月里，蒙古大军连拔鹅顶（注 9）、青居、大获等重要堡垒，大获山守将杨大渊降，随即被蒙哥命令和汪德臣一起去打川西从雅州(今四川雅安)、到简州(今四川简阳)、隆州(今四川仁寿) 等一系列堡寨。
现在，东部前沿堡垒只乘下合州的钓鱼堡了，蒙哥又使了轻取前面几个堡垒的老法子，派员去合州妄图说降守将王坚，王坚不但不愿投降，反而将派去说项的特使杀了，气坏了蒙哥，他命令降将杨大渊带队进攻合州，在合州城下，俘虏了八万名逃难到川东的男女。
王坚原是孟珙的部将，他曾受命在收复襄樊的战斗中立过功，其后，被调入四川，淳祐十二年，以功转升兴元府防御使（注10），宝祐二年，蒙古军围合州，为王坚所败（注 11）。在合州城将不保的情况下，他和副将张珏率军民退入附近的钓鱼堡里继续抗战。
开庆元年（1259 AD）二月，蒙哥率蒙军主力四万，强渡合州东北嘉陵江鸡爪滩，进抵合州西南十五里的石子山，遣兵将合州团团围住，准备在这里向南宋四川第一要塞合州发动最后攻势。
这时候，南宋朝廷在四川战事恶化的局势下，撤了蒲择之的职，临安当局在经过认真讨论以后，决定让能力较强的吕文德代理四川宣抚使兼制置副使（注 12），率战舰千艘，溯江西上救四川守军。五月，吕文德舰队突破蒙将纽璘的封锁，攻破蒙军设在涪州(今重庆涪陵市)的浮梁，进入被围困的重庆城，宣慰四川坚守的军民。六月，吕文德率舰队沿嘉陵江北上，援救重庆西北一百里的合州。进军之初，蒙军节节败退，蒙哥命史天泽率军抵挡，史利用蒙军占据上游的有利地势，顺流攻击吕文德军，外加沿江两岸的弓弩和排炮轰击，吕军不支，在损失战舰一百多艘以后，被迫退守重庆。（注 13）
[图4.3]
合州城自从二月以来，被蒙古大军围困了四个月的时间（注 14，参图4.3），蒙哥认为差不多是该拿下的时候了，下令在荆鄂前线的忽必烈、张柔部以及已经深入到湖南的兀良合台军对宋军发起全线攻击。
蒙古前锋汪德臣夜袭钓鱼堡外城，王坚率军来战，汪的计策不能得逞。拂晓，汪单骑冒进，对城堡上的王坚劝降，大吼道：“王坚，我来活你，全城的军民快快投降吧！”，可是迎接侵略者的却是飞石如雨，汪中石块后退走（注15），正好天大雨，登城的云梯又折断，只好停止了攻势。（注 16）
[图4.4]
七月，久攻钓鱼山宋军堡垒的蒙哥大汗在钓鱼山染疾后撤退，行未远，病死于（注 17）巴州温汤峡（注 18）。稍前，蒙古主将之一的汪德臣也因伤重死亡。在五个月的钓鱼城攻防战里，双方参战军人平民百姓大批伤亡。蒙军方面，在钓鱼城战役使蒙古久征沙场的大汗死亡，同时丧失了一个在四川与宋军长期作对的将领。其他尚有数名将领阵亡，同时，在后期钓鱼之战里，蒙军官兵因染痢疾死亡惨重，不得不终止是役；南宋方面，未见文献记载有名姓的将领死亡，但据《元史》，宋兵战死甚众。（注 19）
[图4.5]
钓鱼城战役是蒙古侵略者除西夏首都兴庆府的围城战役以外，所遇到的另一次最猛烈的抵抗，和兴庆府战役不同之处在，蒙古方面在战斗里，在丧失了统军大汗以后，以失败告终（注 20）。钓鱼城之战的胜利，创造了十三世纪时期蒙古军事扩张过程里，少有的成功阻止蒙古攻势的例子，并深远地改写了蒙古帝国的扩张史。（见下节讨论）
蒙哥汗死后，蒙古大军在史天泽等大臣的率领下北撤（注 21），合州围解。
合州围解后，吕文德回师救被忽必烈军包围的鄂州城（今湖北武昌）。此前，忽必烈军已经渡江包围了鄂州，形势十分危急，吕文德利用夜战和上游优势，突破元军封锁，进入鄂州城与原来坚守的高达部合军，后来，贾似道又奉命率军来援，鄂州的城防更加稳固。九月，蒙哥死讯传到鄂州前线，忽必烈只好撤走大军，赶回燕京处理蒙古王位的继承问题（注 22）。十二月（1260年1月），鄂州围解。
王坚（注 23）对合州钓鱼堡的坚守，使南宋对蒙古的抗击又坚持了十七年，要是没有王坚的胜利，特别使蒙哥丧生在合州，忽必烈将会打下鄂州，再利用蒙哥在上游制造的舳舻，顺流东下，不到一两年时间就会象西晋灭吴一样灭亡南宋。注 24）
注释1。蒙古利用占领云南之便，企图偏师进攻南宋腹地的战略并不是成功的。就在忽必烈围困鄂州之际，兀良合台部从已占领的交趾北进兵，北上占邕（今广西南宁）、桂阳（今湖南郴州西），连破辰、沅二州后到达潭州（今湖南长沙），目的在应援忽必烈对鄂州的攻城，并两路夹击南宋华中军主力。十二月，蒙军在包围潭州后，受到宋军向士壁部的拼死抵抗，乃撤潭州围，引兵向东、南方向进攻。1260年4月（景定元年二月），蒙军破江南西路瑞州（今江西瑞金），兴国（今江西兴国县），转攻衡州（今湖南衡阳），在衡州受到宋军向士壁、刘雄飞的阻击，由于万里孤军深入，道路险阻，缺乏后勤支援，只得退军，自长江湖北黄州境内北渡，忽必烈事先命张杰在黄州汉江新生洲渡口架设浮桥，以利兀良合台部队渡河。当兀良合台军在北渡时，贾似道用刘整计，命夏贵率水军冲断浮桥，使蒙古后卫军在受到重大损失后北还（# 1）。以后，蒙古再也没有从云南向南宋进军。
2。蒙古占领云南引起南宋政府的高度重视。南宋宝祐二年（1254 AD），潼川边境传来警报，为了防备蒙古军队自乌蒙地区（时属四川潼川府路，今云南昭通地区，# 2）偷袭四川泸州防区，从而破坏四川战略防御体系，四川制置使蒲择之命令潼川路安抚使朱异（左示旁）孙措置叙（宜宾）、泸方面，筑凌宵城为屯兵峙粮之所（# 3）。
3。综合毕沅《续资治通鉴》、脱脱《宋史。理宗本纪》、宋濂《元史。宪宗本纪》、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多桑《蒙古史》、蒙兀儿《史记》。
4。李璮，李全子。李全于南宋宁宗时在山东起义，后来淹有山东青州、济南、江苏徐州、楚州（淮安一带），严重地削弱了金在中原地区的统治。李全先归顺南宋攻击金，后攻击蒙古，失败后投降蒙古，在进攻楚州（今江苏清江市）的战役里，被宋将赵葵、赵善湘等击败，死于扬州城郊。由于李全，金、蒙古在山东、河南东部与淮北的连年征战，使得这块广大地区几乎成了无人区。由于后勤补结的困难，也由于李璮拥兵自重，观望蒙古上层集团的内部斗争形势，李璮在淮东的进攻进展缓慢，在攻占了海州、涟水军以后攻势即停顿下来。其后，在得知忽必烈即位的消息后，李璮向南宋方面归顺，四个月（6/1260 AD）以后，被蒙古史天泽军包围于济南（南宋救援李璮的青阳梦炎军至山东后不敢进），城破后死之。
5。这四路分别是：穆格由洋州（今陕西洋县）入米仓关（四川南江县北与陕西交界的米仓山口）；孛里叉万户由潼关趋沔州（今陕西略阳），蒙哥自己则由陇州（今甘肃陇县）进军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秦岭关口）（# 5）；以及先已经在四川进攻成都等地的纽璘五万军队，估计总兵力约为十万。
6。按：据《名臣奏议。卷一百》载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在宋金对峙时期，驻守四川的南宋军队约十万，端平蒙古侵宋以后，四川宋军只能征集三万人。又按阳枋《字溪集。代上游相国论时政书》，余玠守蜀时期的四川守军不及七万，估计以后大致也是这个数目，再按曾任四川督抚的李曾伯的《可斋杂稿。乞调重兵应援奏》，最多也只能调集四川以外的兵力二万人临时援川。那么，宋军最多临时征集九万人（对比注 5）守卫全川一百多个堡垒，每一堡垒要对付数十倍的敌人。因此，我们在重新看待当日宋蒙战争时，应该理解南宋方面的这一客观困难。
7。宋濂，《元史。纽璘传》：“率步骑号五万，战船二百艘，发成都。遣张威以五百人为前锋，水陆并进，谋锁重庆江（面），以绝吴、蜀之路。。。。千户暗都剌率舟师而下，纽璘将步骑而南，旌旗辎重百里不绝，鼓躁渡泸（马湖江，即宜宾段金沙江），放舟而东。”
8。白水江，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在县北二十里，自陕西文县东流经龙安府青川，所历剑州境而入县境，东南流至县东三里合嘉陵江。”又按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南宋嘉定元年（1208 AD）》，此处所指“白水江”当指流经今甘肃省文县境内的白水江与流经阶州（今甘肃宕昌县）的白龙江在甘肃境内的碧口交汇以后，流至昭化与嘉陵江交汇的白龙江下游段，但因白龙江改道，今天却在广元以北一百里外的白水镇北与嘉陵江交汇。
9。鹅顶堡，在川北昭化长宁山，清道光《昭化县志》：“长宁山，一名照山，一名峨头，县在治南二百二十里，宋将王佐守御处。”“其地四面险峻，外有石城围之，顶上大坪一区，可屯万人。”
10。吴廷燮，《南宋制抚年表》（《二十五史补编本》）。
11。多桑，《蒙古史》（冯承钧译）：“1254年（淳祐二年），蒙古兵围合州，为王坚所败。”
12。《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三十六》，明刻本（北京图书馆藏）。
13。关于吕文德救援合州的战役，《元史》多所回护，《续资治通鉴》也仅记录吕文德军最后在嘉陵江与蒙军会战时失利。由于《宋史》缺吕文德传（注 23），我们谨以《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 6）、《元史。纽璘传》、《元史。李进传》、《元史。史天泽传》、《元史。速哥传》等史料加以综合，叙述这次战役的大致经过如下：
1259年1月，纽璘军顺长江东下，占领重庆下游的涪陵。遂在涪陵西南六十里的蔺市，利用长江冬天水枯的机会，架设浮梁，以阻断南宋方面自长江下游应援重庆与合州的水师。理宗对蒙古方面在涪陵蔺市的行动非常重视，多次与臣下讨论攻破浮梁的计划。4月，诏：“如能出奇斫桥袭寨，有显著者，旌赏有差。”同月，以吕文德为保康军节度使，四川制置副使知重庆府，率水军西上以突破涪陵蒙军封锁线。
6月，吕文德舰队到达涪陵江面，与纽璘军激战。此时长江上游雪化，夏水泛滥，将浮桥的系桥处淹没，形势对吕军有利。吕文德用将领曹世雄、刘整的计谋，冲断纽璘架设的浮桥，宋军包围守卫浮桥的蒙军火尼赤部，几乎全歼其部，火尼赤战死。纽璘亲率舰队与吕文德舰队战，又被吕击败（《纽璘传》说纽璘大败吕军，接着说班师，明显地歪曲事实），只得率残余舰只向重庆嘉陵江口撤退。吕军数战皆胜，攻破浮梁防线后，乘胜追击纽璘残部，7月，进入被围困的重庆城。
吕文德军在进入重庆后，即以舰队沿嘉陵江北上，准备突破蒙军封锁，解合州围。这时蒙古军中瘟疫流行，对蒙古方面不利，蒙哥已经有了撤退的想法。吕文德以战舰千艘，水陆昼夜向蒙军发起攻击，沿江攻破敌人的据点。7、8两月，与蒙军先后战于三槽山（# 7）东、西，蒙军方面迎战失利，退守黑石峡（# 8），这时，吕军已经接近合州。
8月，宋军战舰三百余停泊在黑石峡东，蒙军战舰七十余停泊在峡西，相距一里多。蒙古方面拥兵二万，夹嘉陵江而阵，估计南宋方面不过五千兵力。蒙哥骑着马站在东山（# 7）顶观战，史天泽指挥蒙军的战斗。宋军用轻舟五十为前锋，冲击蒙古的舰队。史天泽以击鼓为号，两岸蒙军鼓噪呐喊，同时以岸边的火炮轰击江中的吕军先锋舰队，前锋舰只不能支持，溃乱后回撤，将停泊在下游的主力舰队冲乱，于是史天泽军命令上游舰队出动，乘胜攻击宋军，以后连续三次接仗，宋方损失一百多艘战舰，死伤千人以后，退守重庆。史天泽追至重庆后退兵。
14。关于钓鱼城战役的详细过程，按《元史。宪宗本纪》：“（开庆元年）丁丑，督诸军战城下。辛巳，攻一字城。癸未，攻镇西门。三月，攻东新门、奇胜门、镇西门小堡。夏四月丙子，大雷雨凡二十日。乙未，攻护国门。丁酉，夜登外城，杀宋军甚众。五月，屡攻不克。六月丁巳，汪田哥（即汪德臣）复选兵夜登外城马军寨，杀寨主及守城者。王坚率兵来战。迟明，遇雨，梯折，后军不克进而止。是月，帝不豫。秋七月丁亥，留精兵三千守之，余悉攻重庆。”
按胡昭曦、唐唯目，《钓鱼城史实考察》：这里的“一字城”，在今钓鱼城下的颜家门，是钓鱼城的最外围防线，它通往嘉陵江边，是钓鱼城对外运输的出口。钓鱼城堡垒一共有八道门。当蒙哥军攻占一字门后，就向镇西门攻击，镇西门是八门中最突出的一门，且其下有较宽阔的平坝，利于骑兵活动，但因镇西门地势高峻，蒙哥几次进攻都未能得逞。再进攻八门中的东新门、奇胜门，仍然不能占领，于是蒙哥转过来进攻城外的镇西门小堡，也不能成功。大雨二十日以后，又回头攻击护国门，但护国门比镇西门更高峻险要，蒙军攻击时很英勇，曾一度登上了护国门外城，又被宋军杀死甚众，只得退军（参《元史。董文蔚传》）。再次攻击外城的马军寨，虽然杀死寨主和守城者，但王坚及时赶到支援，蒙军的云梯又断，攻击还是不能成功。从《元史》的零星传记里的叙述还可以看到，王坚不是被动地守城，他不时采用夜战骚扰蒙军，或者让合州周围的各个小堡的守军袭击敌人，使敌军在钓鱼城战役里无法进展，而又疲于奔命，最后加上暑热和瘟疫流行，使得蒙军的进攻以失败告终。
15。考异：按《元史。汪德臣传》：“攻钓鱼山，守臣王坚负险，五月不下，德臣单骑至城下，大呼曰：‘王坚，我来活汝一城军民，宜早降！’语未尽，几为飞矢所中，遂感疾。。。。卒不起，年三十有六。”这是说汪德臣并未为飞矢所中。而按多桑，《蒙古史》：“为飞石所中，因得疾死。”今取多桑《蒙古史》所述。
16。按明万历《合州县志。无名氏记》：“北兵围逼其城，意城中无水，急攻之。一旦至西门外，筑台建桥楼，楼上接桅，欲观城内之水有无。城内知其计，置炮于其所。次日，宪宗亲率其兵于下。珏命城中取鱼二尾，重三十斤者，蒸面饼百数，俟缘桅者至其竿末，方欲举首，发炮击之，果将上桅者远掷，身陨百步之
外。即遣鲜活之鱼及饼以赠，谕以书曰：‘尔北兵可烹鲜食饼。再守十年，亦不可得也。’”
17。考异：按多桑，《蒙古史》：“时军中赤痢盛行，因染疾死。”付郎克的《中华通史》在注释蒙哥死一事上，引马可.波罗《东方见闻记》：“不幸因疾而死，相传所染为痢疾，一说由于剑伤。”由于马克.波罗来中国时，正值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时间较近，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须注意，马克.波罗所述仍属当时流行的传说，而非官方记录。《东方见闻记》又述：“大汗因箭伤膝而死。”又云：“受伤地是一座要塞，名叫Caaju。”而此处的“大汗”被马克.波罗认为是成吉思汗，经Yele的考证，成吉思汗是善终的，因此只可能是蒙哥，Caaju即合州（更准确地说，Caaju是钓鱼堡）。按明正德《四川志。钓鱼城记》，蒙哥是中炮风而死的，所谓炮风，大约是受到炮击的震动，跌倒中风后死亡。又按《重庆志》，言其中飞石而亡，但《续通鉴》则坚持认为《重庆志》把汪德臣的死因误为蒙哥的死因。存疑。
18。民国《合州县志。新建王张二公祠堂纪碑》。按：温汤峡在今重庆缙云山北温泉。
19。综合史料所载，死于1259年钓鱼城战役里的蒙古军将领有：巩昌二十四路便宜都总帅汪德臣、前锋将拔都儿、襄阳军马万户李桢、宿卫伯颜、万户耶律阿海、亲王博里察二子（任蒙哥近侍）、斡罗思（官职不详）。在1258-1259年蒙哥侵蜀战争里，死难的南宋官员与将领有：都统张实、都统杨立、都统王佐父子、都统徐昕、都统段元鉴、知府杨礼、副都统施泽善、推官赵广、都统韩勇、都统詹侯、步卒周荣。
20。蒙兀儿《史记》论蒙哥1258-1259年征蜀：
“向使当日分兵之议，命一将入蜀，牵制上游；一将渡江淮，直捣宋临安行在；自帅大军向荆、鄂，居中制驭，虽成功与否不可知，其于庙算，庶几校详乎？顾乃计不出此，车驾舍中道而西取四川，弃野战之长，违北族之性，聚数十万众，冒盛暑而攻合州，顿兵坚城，累月不下，情见事绌，以身殉之，所谓千金之弩为鼷鼠而发，甚矣，其不知兵者！”
21。《纲目》：“诸王大臣用二驴，蒙以缯彗，负之以行。”马克.波罗，《东方见闻记》：“护卫蒙哥遗体还鞑靼地域之士卒，在途见人辄杀，如是被杀者约二万人。”
22。关于是否因为是宋军的抵抗，使蒙古占领鄂州的企图未遂的问题，历史上存在着争论。按《宋史。贾似道传》，贾似道密遣人去蒙古军，请称臣纳币，元军许之，然后拔营而去。但按毕沅的考异，认为贾纳币是真，称臣为讹。（# 4）。也按《元史。世祖本纪》，忽必烈退军还是因为蒙哥的死讯传回，在北方，阿勒达尔、托里奇等阴谋立额纽布格为王，郝经劝说忽必烈吸取金完颜亮的教训，不要因为图南边的战功而丢掉了王位的大事，才决定回师。（# 5）所以说，宋军继续抵抗下去，即使不议钱币的事，忽必烈也得撤兵，而且鄂州城里的高达和吕文德是有能力守下去的，并不在贾似道送不送钱币给蒙古。为当时计，最好的办法是把蒙军拴在鄂州，不让其北返，引起蒙古在王位继承上的内乱，以便削弱蒙古的力量，可惜南宋君臣鼠目寸光，看不到军事、政治的配合作战。
23。王坚（？- 1265），河南邓州人。初隶孟珙军，以收复襄阳有功，后拨归四川守军。淳祐十二年，以收复兴元府有功，升兴元府防御使兼任合州知州，领导合州军民在钓鱼城英勇抵抗蒙古大军的进攻，致使大汗蒙哥身死，无功而返。南宋王朝以王坚的坚决有效抵抗，百战弥厉，为蜀中之冠，诏以褒奖。寻论合州解围之功，加王坚宁远军节度使，左领军卫上将军、兴元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兼知合州节制军马，进封清水县开国伯。景定元年（1260 AD），诏征入朝，拜侍卫步军都指挥使。1264年，被贾似道排挤外任和州（今安徽和县）安抚使，明年，王坚郁郁以终，赐谥忠壮。王坚在合州钓鱼城保卫战里出色的功绩，使他无愧于挤身于我国历史上保卫民族文化的英雄行列里，其中如东晋领导八千晋军在淝水击败前秦大军进攻的谢玄，唐安史之乱战争里保卫雎阳的许远、张巡，南宋抗击金军的岳飞。
然而象这样一位为南宋立下重要功绩的人物，《宋史》里竟然无传，甚至他的儿子王安节也在《宋史》有传，而王坚的传却付之厥如，不仅如此，南宋后期一些抵抗蒙古侵略的将领都缺乏传，而《宋史》向以史料丰富著称，这是令人奇怪的事情。清赵冀《廿二史札记。卷三百六十。宋史缺传》也注意到王坚未被列传，不知是否因宋末战争销毁了有关材料？
24。明杨慎（升庵），钓鱼城怀古：钓鱼城下江水清，荒烟古垒恨难平。雎阳百战有健将，墨翟久守无降兵。犀舟曾挥白羽扇，雄剑几断曼胡缨。西湖君臣犹歌舞，只待崖山航海行。
#1。宋濂，《元史。兀良合台传》。
#2。按《元史。兀良合台传》，蒙哥即位之年，征伐大理国的统帅忽必烈命兀良合台总督军事，进军大理。忽必烈后返燕京，兀良合台则留镇云南，继续征讨白蛮等国，宝祐四年（1256 AD）八月，兀良合台率军征四川潼川府路所属的乌蒙（今云南东北昭通地区），将战火直烧到泸州防区的西南边境（今四川宜宾地区屏山县境内），渡马湖江（今称金沙江），夺取宋军战舰200艘，顺流直下重庆，在合州与汪德臣军会师。
考异：《元史》此处所载兀良合台由乌蒙进军四川，东下重庆与汪德臣军会合一事未载于《元史》其他地方，《宋史。理宗本纪》仅载：“（宝祐四年）秋七月甲寅，知叙州（今四川宜宾）史俊调舟师与大元军战，凡十三合，诏俊官三转，仍带阁门行宣赞舍人。”大约可以推想，兀良合台并未顺江下重庆，是因为受到史俊的阻遏，不然，史俊不会被加官三级。要是兀良合台果已到达合州，则他如何回到云南？因为按《宋史记事本末。蒙古南侵》，当年八月，“又诏兀良合台自交、广引兵会鄂。”，这和兀良合台东下重庆的时间是有冲突的。按《元史。安南传》，兀良合台于次年十一月，“兵次交趾北”。
#3。清嘉庆《长宁县志》。按；凌霄城在今四川宜宾地区兴文县境，西北距县城二十里，筑于1255年，用于防守占据云南的蒙古军队从背后袭击泸州防区。又按清嘉庆《长宁县志》，
该城建成后，军民坚守此处长达35年，直至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 AD)，始被元军攻破，换句话说，凌霄堡是南宋最后一个被蒙古攻破的堡垒，它坚持到钓鱼城为元占领后九年。#4。于慎行，《读史漫录。第十三卷》。
#5。毕沅，《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七十五》。
#6。《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是一本不可多得的研究宋史的珍本，北京图书馆现藏明刻本，另台湾文海出版社有影印本，与明刻本略异。
#7。三槽（又作曹）山见于《元史。李进传》，具体地点不见于合州和巴县志有关宋末战争里的记载，猜测是合州州治以南的东山。东山距合州五里，两峰对峙，俯瞰嘉陵江。
#8。黑石峡的具体位置不见于合州和巴县志有关宋末战争里的记载，猜测就是东山两峰所夹的嘉陵江峡谷。
由于余玠堡垒防卫策略的得当，蒙古军队没有能力从四川东下，进攻长江中下游地区。只好改道四川西部，去征服在云南的大理国，目的除了扩大帝国的版图以外，还想在占领大理国后，从云南东南部侵犯南宋交、广地区。（注1）
宝祐元年（1251 AD）九月，蒙古王弟忽必烈兵分三道亲征云南，十月，蒙军渡大渡河，行军两千里，乘皮筏强渡金沙江，十二月会师于大理城下，云南平。(注 2）
从宝祐元年开始，蒙古在所占领的利州和阆州筑城屯田，至二年时完成。这是蒙方在几次对四川的穿插行动以后，把重点改在稳扎稳打的方针上，屯田行动使蒙军就地有了军粮，准备和宋军在四川打攻坚战。
可是理宗所欣赏的余晦却在四川屡战屡败。败绩频传，使理宗忧虑，于是他再次更换四川的方面大员，宝祐三年，他改用蒲择之任四川宣抚兼制置使，驻节重庆。
[图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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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祐六年（1258 AD）八月，蒙古分兵四道伐宋（注 3，参图4.1）。在淮东前线，蒙军李璮（注 4）部进攻海州（今江苏东海县）、涟水军（今江苏涟水县）；在长江中游，蒙军忽必烈、张柔部进攻鄂州（今湖北武昌）；蒙古主蒙哥则自帅主力分四路进攻四川（注 5）；同时，蒙哥命在云南的兀良合台军从交、广进军湖南，从鄂州的后方，配合忽必烈消灭华中方面南宋的主要军事力量。
[图4.2]
![[图4.2]](http://photos1.blogger.com/blogger2/6234/776789869024362/1600/sc4-2.jpg){kind=link}
蒙古主蒙哥亲率四万大军征四川（参图4.2），说明了他把四川看作南宋的主要战略基地。他从六盘山进军，顺秦陇小道蒙古占领区前行，两个月以后，抵达剑州（今川北剑阁县），这时，为他扫清道路，事先已在四川的前锋一直在堡垒阵里冲撞。（注 6）宝祐六年（1258 AD）二月，制置使蒲择之派安抚刘整占据遂宁涪江上的箭滩渡，以便遏制蒙古前锋纽璘军东侵成都，刘整军在与纽璘军大战一整日以后被击溃，蒙军乃乘胜西击云顶山，守将降蒙古，蒲择之丢掉了成都、汉州、绵州等数州县后，退守重庆。
宝祐六年九月，纽璘军在侵占成都等地后，以战舰二百艘，顺岷江水陆并进，来势汹汹，沿途击溃蒲择之派来阻击的宋军，直抵泸州防区。渡马湖江（注 7），擒宋将张实，使其招降驻守在苦竹隘堡垒的守军，张实进入苦竹隘以后，与守将杨立坚守。十月，蒙哥亲率大军渡嘉陵江，架浮桥渡白水江（注 8），临于苦竹隘，于是蒙古大军全力攻打苦竹隘堡垒。同月，苦竹隘堡垒被攻陷，张实和杨立捐躯。随后的一个月里，蒙古大军连拔鹅顶（注 9）、青居、大获等重要堡垒，大获山守将杨大渊降，随即被蒙哥命令和汪德臣一起去打川西从雅州(今四川雅安)、到简州(今四川简阳)、隆州(今四川仁寿) 等一系列堡寨。
现在，东部前沿堡垒只乘下合州的钓鱼堡了，蒙哥又使了轻取前面几个堡垒的老法子，派员去合州妄图说降守将王坚，王坚不但不愿投降，反而将派去说项的特使杀了，气坏了蒙哥，他命令降将杨大渊带队进攻合州，在合州城下，俘虏了八万名逃难到川东的男女。
王坚原是孟珙的部将，他曾受命在收复襄樊的战斗中立过功，其后，被调入四川，淳祐十二年，以功转升兴元府防御使（注10），宝祐二年，蒙古军围合州，为王坚所败（注 11）。在合州城将不保的情况下，他和副将张珏率军民退入附近的钓鱼堡里继续抗战。
开庆元年（1259 AD）二月，蒙哥率蒙军主力四万，强渡合州东北嘉陵江鸡爪滩，进抵合州西南十五里的石子山，遣兵将合州团团围住，准备在这里向南宋四川第一要塞合州发动最后攻势。
这时候，南宋朝廷在四川战事恶化的局势下，撤了蒲择之的职，临安当局在经过认真讨论以后，决定让能力较强的吕文德代理四川宣抚使兼制置副使（注 12），率战舰千艘，溯江西上救四川守军。五月，吕文德舰队突破蒙将纽璘的封锁，攻破蒙军设在涪州(今重庆涪陵市)的浮梁，进入被围困的重庆城，宣慰四川坚守的军民。六月，吕文德率舰队沿嘉陵江北上，援救重庆西北一百里的合州。进军之初，蒙军节节败退，蒙哥命史天泽率军抵挡，史利用蒙军占据上游的有利地势，顺流攻击吕文德军，外加沿江两岸的弓弩和排炮轰击，吕军不支，在损失战舰一百多艘以后，被迫退守重庆。（注 13）
[图4.3]
![[图4.3]](http://photos1.blogger.com/blogger2/6234/776789869024362/1600/sc4-3.jpg){kind=link}
合州城自从二月以来，被蒙古大军围困了四个月的时间（注 14，参图4.3），蒙哥认为差不多是该拿下的时候了，下令在荆鄂前线的忽必烈、张柔部以及已经深入到湖南的兀良合台军对宋军发起全线攻击。
蒙古前锋汪德臣夜袭钓鱼堡外城，王坚率军来战，汪的计策不能得逞。拂晓，汪单骑冒进，对城堡上的王坚劝降，大吼道：“王坚，我来活你，全城的军民快快投降吧！”，可是迎接侵略者的却是飞石如雨，汪中石块后退走（注15），正好天大雨，登城的云梯又折断，只好停止了攻势。（注 16）
[图4.4]
![[图4.4]](http://photos1.blogger.com/blogger2/6234/776789869024362/1600/sc4-4.jpg){kind=link}
七月，久攻钓鱼山宋军堡垒的蒙哥大汗在钓鱼山染疾后撤退，行未远，病死于（注 17）巴州温汤峡（注 18）。稍前，蒙古主将之一的汪德臣也因伤重死亡。在五个月的钓鱼城攻防战里，双方参战军人平民百姓大批伤亡。蒙军方面，在钓鱼城战役使蒙古久征沙场的大汗死亡，同时丧失了一个在四川与宋军长期作对的将领。其他尚有数名将领阵亡，同时，在后期钓鱼之战里，蒙军官兵因染痢疾死亡惨重，不得不终止是役；南宋方面，未见文献记载有名姓的将领死亡，但据《元史》，宋兵战死甚众。（注 19）
[图4.5]
![[图4.5]](http://photos1.blogger.com/blogger2/6234/776789869024362/1600/sc4-5.jpg){kind=link}
钓鱼城战役是蒙古侵略者除西夏首都兴庆府的围城战役以外，所遇到的另一次最猛烈的抵抗，和兴庆府战役不同之处在，蒙古方面在战斗里，在丧失了统军大汗以后，以失败告终（注 20）。钓鱼城之战的胜利，创造了十三世纪时期蒙古军事扩张过程里，少有的成功阻止蒙古攻势的例子，并深远地改写了蒙古帝国的扩张史。（见下节讨论）
蒙哥汗死后，蒙古大军在史天泽等大臣的率领下北撤（注 21），合州围解。
合州围解后，吕文德回师救被忽必烈军包围的鄂州城（今湖北武昌）。此前，忽必烈军已经渡江包围了鄂州，形势十分危急，吕文德利用夜战和上游优势，突破元军封锁，进入鄂州城与原来坚守的高达部合军，后来，贾似道又奉命率军来援，鄂州的城防更加稳固。九月，蒙哥死讯传到鄂州前线，忽必烈只好撤走大军，赶回燕京处理蒙古王位的继承问题（注 22）。十二月（1260年1月），鄂州围解。
王坚（注 23）对合州钓鱼堡的坚守，使南宋对蒙古的抗击又坚持了十七年，要是没有王坚的胜利，特别使蒙哥丧生在合州，忽必烈将会打下鄂州，再利用蒙哥在上游制造的舳舻，顺流东下，不到一两年时间就会象西晋灭吴一样灭亡南宋。注 24）
注释1。蒙古利用占领云南之便，企图偏师进攻南宋腹地的战略并不是成功的。就在忽必烈围困鄂州之际，兀良合台部从已占领的交趾北进兵，北上占邕（今广西南宁）、桂阳（今湖南郴州西），连破辰、沅二州后到达潭州（今湖南长沙），目的在应援忽必烈对鄂州的攻城，并两路夹击南宋华中军主力。十二月，蒙军在包围潭州后，受到宋军向士壁部的拼死抵抗，乃撤潭州围，引兵向东、南方向进攻。1260年4月（景定元年二月），蒙军破江南西路瑞州（今江西瑞金），兴国（今江西兴国县），转攻衡州（今湖南衡阳），在衡州受到宋军向士壁、刘雄飞的阻击，由于万里孤军深入，道路险阻，缺乏后勤支援，只得退军，自长江湖北黄州境内北渡，忽必烈事先命张杰在黄州汉江新生洲渡口架设浮桥，以利兀良合台部队渡河。当兀良合台军在北渡时，贾似道用刘整计，命夏贵率水军冲断浮桥，使蒙古后卫军在受到重大损失后北还（# 1）。以后，蒙古再也没有从云南向南宋进军。
2。蒙古占领云南引起南宋政府的高度重视。南宋宝祐二年（1254 AD），潼川边境传来警报，为了防备蒙古军队自乌蒙地区（时属四川潼川府路，今云南昭通地区，# 2）偷袭四川泸州防区，从而破坏四川战略防御体系，四川制置使蒲择之命令潼川路安抚使朱异（左示旁）孙措置叙（宜宾）、泸方面，筑凌宵城为屯兵峙粮之所（# 3）。
3。综合毕沅《续资治通鉴》、脱脱《宋史。理宗本纪》、宋濂《元史。宪宗本纪》、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多桑《蒙古史》、蒙兀儿《史记》。
4。李璮，李全子。李全于南宋宁宗时在山东起义，后来淹有山东青州、济南、江苏徐州、楚州（淮安一带），严重地削弱了金在中原地区的统治。李全先归顺南宋攻击金，后攻击蒙古，失败后投降蒙古，在进攻楚州（今江苏清江市）的战役里，被宋将赵葵、赵善湘等击败，死于扬州城郊。由于李全，金、蒙古在山东、河南东部与淮北的连年征战，使得这块广大地区几乎成了无人区。由于后勤补结的困难，也由于李璮拥兵自重，观望蒙古上层集团的内部斗争形势，李璮在淮东的进攻进展缓慢，在攻占了海州、涟水军以后攻势即停顿下来。其后，在得知忽必烈即位的消息后，李璮向南宋方面归顺，四个月（6/1260 AD）以后，被蒙古史天泽军包围于济南（南宋救援李璮的青阳梦炎军至山东后不敢进），城破后死之。
5。这四路分别是：穆格由洋州（今陕西洋县）入米仓关（四川南江县北与陕西交界的米仓山口）；孛里叉万户由潼关趋沔州（今陕西略阳），蒙哥自己则由陇州（今甘肃陇县）进军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秦岭关口）（# 5）；以及先已经在四川进攻成都等地的纽璘五万军队，估计总兵力约为十万。
6。按：据《名臣奏议。卷一百》载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在宋金对峙时期，驻守四川的南宋军队约十万，端平蒙古侵宋以后，四川宋军只能征集三万人。又按阳枋《字溪集。代上游相国论时政书》，余玠守蜀时期的四川守军不及七万，估计以后大致也是这个数目，再按曾任四川督抚的李曾伯的《可斋杂稿。乞调重兵应援奏》，最多也只能调集四川以外的兵力二万人临时援川。那么，宋军最多临时征集九万人（对比注 5）守卫全川一百多个堡垒，每一堡垒要对付数十倍的敌人。因此，我们在重新看待当日宋蒙战争时，应该理解南宋方面的这一客观困难。
7。宋濂，《元史。纽璘传》：“率步骑号五万，战船二百艘，发成都。遣张威以五百人为前锋，水陆并进，谋锁重庆江（面），以绝吴、蜀之路。。。。千户暗都剌率舟师而下，纽璘将步骑而南，旌旗辎重百里不绝，鼓躁渡泸（马湖江，即宜宾段金沙江），放舟而东。”
8。白水江，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在县北二十里，自陕西文县东流经龙安府青川，所历剑州境而入县境，东南流至县东三里合嘉陵江。”又按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南宋嘉定元年（1208 AD）》，此处所指“白水江”当指流经今甘肃省文县境内的白水江与流经阶州（今甘肃宕昌县）的白龙江在甘肃境内的碧口交汇以后，流至昭化与嘉陵江交汇的白龙江下游段，但因白龙江改道，今天却在广元以北一百里外的白水镇北与嘉陵江交汇。
9。鹅顶堡，在川北昭化长宁山，清道光《昭化县志》：“长宁山，一名照山，一名峨头，县在治南二百二十里，宋将王佐守御处。”“其地四面险峻，外有石城围之，顶上大坪一区，可屯万人。”
10。吴廷燮，《南宋制抚年表》（《二十五史补编本》）。
11。多桑，《蒙古史》（冯承钧译）：“1254年（淳祐二年），蒙古兵围合州，为王坚所败。”
12。《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三十六》，明刻本（北京图书馆藏）。
13。关于吕文德救援合州的战役，《元史》多所回护，《续资治通鉴》也仅记录吕文德军最后在嘉陵江与蒙军会战时失利。由于《宋史》缺吕文德传（注 23），我们谨以《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 6）、《元史。纽璘传》、《元史。李进传》、《元史。史天泽传》、《元史。速哥传》等史料加以综合，叙述这次战役的大致经过如下：
1259年1月，纽璘军顺长江东下，占领重庆下游的涪陵。遂在涪陵西南六十里的蔺市，利用长江冬天水枯的机会，架设浮梁，以阻断南宋方面自长江下游应援重庆与合州的水师。理宗对蒙古方面在涪陵蔺市的行动非常重视，多次与臣下讨论攻破浮梁的计划。4月，诏：“如能出奇斫桥袭寨，有显著者，旌赏有差。”同月，以吕文德为保康军节度使，四川制置副使知重庆府，率水军西上以突破涪陵蒙军封锁线。
6月，吕文德舰队到达涪陵江面，与纽璘军激战。此时长江上游雪化，夏水泛滥，将浮桥的系桥处淹没，形势对吕军有利。吕文德用将领曹世雄、刘整的计谋，冲断纽璘架设的浮桥，宋军包围守卫浮桥的蒙军火尼赤部，几乎全歼其部，火尼赤战死。纽璘亲率舰队与吕文德舰队战，又被吕击败（《纽璘传》说纽璘大败吕军，接着说班师，明显地歪曲事实），只得率残余舰只向重庆嘉陵江口撤退。吕军数战皆胜，攻破浮梁防线后，乘胜追击纽璘残部，7月，进入被围困的重庆城。
吕文德军在进入重庆后，即以舰队沿嘉陵江北上，准备突破蒙军封锁，解合州围。这时蒙古军中瘟疫流行，对蒙古方面不利，蒙哥已经有了撤退的想法。吕文德以战舰千艘，水陆昼夜向蒙军发起攻击，沿江攻破敌人的据点。7、8两月，与蒙军先后战于三槽山（# 7）东、西，蒙军方面迎战失利，退守黑石峡（# 8），这时，吕军已经接近合州。
8月，宋军战舰三百余停泊在黑石峡东，蒙军战舰七十余停泊在峡西，相距一里多。蒙古方面拥兵二万，夹嘉陵江而阵，估计南宋方面不过五千兵力。蒙哥骑着马站在东山（# 7）顶观战，史天泽指挥蒙军的战斗。宋军用轻舟五十为前锋，冲击蒙古的舰队。史天泽以击鼓为号，两岸蒙军鼓噪呐喊，同时以岸边的火炮轰击江中的吕军先锋舰队，前锋舰只不能支持，溃乱后回撤，将停泊在下游的主力舰队冲乱，于是史天泽军命令上游舰队出动，乘胜攻击宋军，以后连续三次接仗，宋方损失一百多艘战舰，死伤千人以后，退守重庆。史天泽追至重庆后退兵。
14。关于钓鱼城战役的详细过程，按《元史。宪宗本纪》：“（开庆元年）丁丑，督诸军战城下。辛巳，攻一字城。癸未，攻镇西门。三月，攻东新门、奇胜门、镇西门小堡。夏四月丙子，大雷雨凡二十日。乙未，攻护国门。丁酉，夜登外城，杀宋军甚众。五月，屡攻不克。六月丁巳，汪田哥（即汪德臣）复选兵夜登外城马军寨，杀寨主及守城者。王坚率兵来战。迟明，遇雨，梯折，后军不克进而止。是月，帝不豫。秋七月丁亥，留精兵三千守之，余悉攻重庆。”
按胡昭曦、唐唯目，《钓鱼城史实考察》：这里的“一字城”，在今钓鱼城下的颜家门，是钓鱼城的最外围防线，它通往嘉陵江边，是钓鱼城对外运输的出口。钓鱼城堡垒一共有八道门。当蒙哥军攻占一字门后，就向镇西门攻击，镇西门是八门中最突出的一门，且其下有较宽阔的平坝，利于骑兵活动，但因镇西门地势高峻，蒙哥几次进攻都未能得逞。再进攻八门中的东新门、奇胜门，仍然不能占领，于是蒙哥转过来进攻城外的镇西门小堡，也不能成功。大雨二十日以后，又回头攻击护国门，但护国门比镇西门更高峻险要，蒙军攻击时很英勇，曾一度登上了护国门外城，又被宋军杀死甚众，只得退军（参《元史。董文蔚传》）。再次攻击外城的马军寨，虽然杀死寨主和守城者，但王坚及时赶到支援，蒙军的云梯又断，攻击还是不能成功。从《元史》的零星传记里的叙述还可以看到，王坚不是被动地守城，他不时采用夜战骚扰蒙军，或者让合州周围的各个小堡的守军袭击敌人，使敌军在钓鱼城战役里无法进展，而又疲于奔命，最后加上暑热和瘟疫流行，使得蒙军的进攻以失败告终。
15。考异：按《元史。汪德臣传》：“攻钓鱼山，守臣王坚负险，五月不下，德臣单骑至城下，大呼曰：‘王坚，我来活汝一城军民，宜早降！’语未尽，几为飞矢所中，遂感疾。。。。卒不起，年三十有六。”这是说汪德臣并未为飞矢所中。而按多桑，《蒙古史》：“为飞石所中，因得疾死。”今取多桑《蒙古史》所述。
16。按明万历《合州县志。无名氏记》：“北兵围逼其城，意城中无水，急攻之。一旦至西门外，筑台建桥楼，楼上接桅，欲观城内之水有无。城内知其计，置炮于其所。次日，宪宗亲率其兵于下。珏命城中取鱼二尾，重三十斤者，蒸面饼百数，俟缘桅者至其竿末，方欲举首，发炮击之，果将上桅者远掷，身陨百步之
外。即遣鲜活之鱼及饼以赠，谕以书曰：‘尔北兵可烹鲜食饼。再守十年，亦不可得也。’”
17。考异：按多桑，《蒙古史》：“时军中赤痢盛行，因染疾死。”付郎克的《中华通史》在注释蒙哥死一事上，引马可.波罗《东方见闻记》：“不幸因疾而死，相传所染为痢疾，一说由于剑伤。”由于马克.波罗来中国时，正值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时间较近，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须注意，马克.波罗所述仍属当时流行的传说，而非官方记录。《东方见闻记》又述：“大汗因箭伤膝而死。”又云：“受伤地是一座要塞，名叫Caaju。”而此处的“大汗”被马克.波罗认为是成吉思汗，经Yele的考证，成吉思汗是善终的，因此只可能是蒙哥，Caaju即合州（更准确地说，Caaju是钓鱼堡）。按明正德《四川志。钓鱼城记》，蒙哥是中炮风而死的，所谓炮风，大约是受到炮击的震动，跌倒中风后死亡。又按《重庆志》，言其中飞石而亡，但《续通鉴》则坚持认为《重庆志》把汪德臣的死因误为蒙哥的死因。存疑。
18。民国《合州县志。新建王张二公祠堂纪碑》。按：温汤峡在今重庆缙云山北温泉。
19。综合史料所载，死于1259年钓鱼城战役里的蒙古军将领有：巩昌二十四路便宜都总帅汪德臣、前锋将拔都儿、襄阳军马万户李桢、宿卫伯颜、万户耶律阿海、亲王博里察二子（任蒙哥近侍）、斡罗思（官职不详）。在1258-1259年蒙哥侵蜀战争里，死难的南宋官员与将领有：都统张实、都统杨立、都统王佐父子、都统徐昕、都统段元鉴、知府杨礼、副都统施泽善、推官赵广、都统韩勇、都统詹侯、步卒周荣。
20。蒙兀儿《史记》论蒙哥1258-1259年征蜀：
“向使当日分兵之议，命一将入蜀，牵制上游；一将渡江淮，直捣宋临安行在；自帅大军向荆、鄂，居中制驭，虽成功与否不可知，其于庙算，庶几校详乎？顾乃计不出此，车驾舍中道而西取四川，弃野战之长，违北族之性，聚数十万众，冒盛暑而攻合州，顿兵坚城，累月不下，情见事绌，以身殉之，所谓千金之弩为鼷鼠而发，甚矣，其不知兵者！”
21。《纲目》：“诸王大臣用二驴，蒙以缯彗，负之以行。”马克.波罗，《东方见闻记》：“护卫蒙哥遗体还鞑靼地域之士卒，在途见人辄杀，如是被杀者约二万人。”
22。关于是否因为是宋军的抵抗，使蒙古占领鄂州的企图未遂的问题，历史上存在着争论。按《宋史。贾似道传》，贾似道密遣人去蒙古军，请称臣纳币，元军许之，然后拔营而去。但按毕沅的考异，认为贾纳币是真，称臣为讹。（# 4）。也按《元史。世祖本纪》，忽必烈退军还是因为蒙哥的死讯传回，在北方，阿勒达尔、托里奇等阴谋立额纽布格为王，郝经劝说忽必烈吸取金完颜亮的教训，不要因为图南边的战功而丢掉了王位的大事，才决定回师。（# 5）所以说，宋军继续抵抗下去，即使不议钱币的事，忽必烈也得撤兵，而且鄂州城里的高达和吕文德是有能力守下去的，并不在贾似道送不送钱币给蒙古。为当时计，最好的办法是把蒙军拴在鄂州，不让其北返，引起蒙古在王位继承上的内乱，以便削弱蒙古的力量，可惜南宋君臣鼠目寸光，看不到军事、政治的配合作战。
23。王坚（？- 1265），河南邓州人。初隶孟珙军，以收复襄阳有功，后拨归四川守军。淳祐十二年，以收复兴元府有功，升兴元府防御使兼任合州知州，领导合州军民在钓鱼城英勇抵抗蒙古大军的进攻，致使大汗蒙哥身死，无功而返。南宋王朝以王坚的坚决有效抵抗，百战弥厉，为蜀中之冠，诏以褒奖。寻论合州解围之功，加王坚宁远军节度使，左领军卫上将军、兴元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兼知合州节制军马，进封清水县开国伯。景定元年（1260 AD），诏征入朝，拜侍卫步军都指挥使。1264年，被贾似道排挤外任和州（今安徽和县）安抚使，明年，王坚郁郁以终，赐谥忠壮。王坚在合州钓鱼城保卫战里出色的功绩，使他无愧于挤身于我国历史上保卫民族文化的英雄行列里，其中如东晋领导八千晋军在淝水击败前秦大军进攻的谢玄，唐安史之乱战争里保卫雎阳的许远、张巡，南宋抗击金军的岳飞。
然而象这样一位为南宋立下重要功绩的人物，《宋史》里竟然无传，甚至他的儿子王安节也在《宋史》有传，而王坚的传却付之厥如，不仅如此，南宋后期一些抵抗蒙古侵略的将领都缺乏传，而《宋史》向以史料丰富著称，这是令人奇怪的事情。清赵冀《廿二史札记。卷三百六十。宋史缺传》也注意到王坚未被列传，不知是否因宋末战争销毁了有关材料？
24。明杨慎（升庵），钓鱼城怀古：钓鱼城下江水清，荒烟古垒恨难平。雎阳百战有健将，墨翟久守无降兵。犀舟曾挥白羽扇，雄剑几断曼胡缨。西湖君臣犹歌舞，只待崖山航海行。
#1。宋濂，《元史。兀良合台传》。
#2。按《元史。兀良合台传》，蒙哥即位之年，征伐大理国的统帅忽必烈命兀良合台总督军事，进军大理。忽必烈后返燕京，兀良合台则留镇云南，继续征讨白蛮等国，宝祐四年（1256 AD）八月，兀良合台率军征四川潼川府路所属的乌蒙（今云南东北昭通地区），将战火直烧到泸州防区的西南边境（今四川宜宾地区屏山县境内），渡马湖江（今称金沙江），夺取宋军战舰200艘，顺流直下重庆，在合州与汪德臣军会师。
考异：《元史》此处所载兀良合台由乌蒙进军四川，东下重庆与汪德臣军会合一事未载于《元史》其他地方，《宋史。理宗本纪》仅载：“（宝祐四年）秋七月甲寅，知叙州（今四川宜宾）史俊调舟师与大元军战，凡十三合，诏俊官三转，仍带阁门行宣赞舍人。”大约可以推想，兀良合台并未顺江下重庆，是因为受到史俊的阻遏，不然，史俊不会被加官三级。要是兀良合台果已到达合州，则他如何回到云南？因为按《宋史记事本末。蒙古南侵》，当年八月，“又诏兀良合台自交、广引兵会鄂。”，这和兀良合台东下重庆的时间是有冲突的。按《元史。安南传》，兀良合台于次年十一月，“兵次交趾北”。
#3。清嘉庆《长宁县志》。按；凌霄城在今四川宜宾地区兴文县境，西北距县城二十里，筑于1255年，用于防守占据云南的蒙古军队从背后袭击泸州防区。又按清嘉庆《长宁县志》，
该城建成后，军民坚守此处长达35年，直至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 AD)，始被元军攻破，换句话说，凌霄堡是南宋最后一个被蒙古攻破的堡垒，它坚持到钓鱼城为元占领后九年。#4。于慎行，《读史漫录。第十三卷》。
#5。毕沅，《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七十五》。
#6。《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是一本不可多得的研究宋史的珍本，北京图书馆现藏明刻本，另台湾文海出版社有影印本，与明刻本略异。
#7。三槽（又作曹）山见于《元史。李进传》，具体地点不见于合州和巴县志有关宋末战争里的记载，猜测是合州州治以南的东山。东山距合州五里，两峰对峙，俯瞰嘉陵江。
#8。黑石峡的具体位置不见于合州和巴县志有关宋末战争里的记载，猜测就是东山两峰所夹的嘉陵江峡谷。
南宋末四川军民对蒙古的抵抗及其意义[三]
（三）余玠的堡垒防御策略
淳祐二年（1242 AD）四月，面对着蒙军在利州屯田的汪世显（注 1）部再次攻破成都，理宗感到很不安，他在和官员赵希暨的谈话里说：“今日救蜀为急，朕与二三大臣无日不议蜀事。”又说：“重庆城坚，恐自可守？”，赵希暨回答道：“重庆在夔峡之上，敌欲长驱南下，虽城坚如铁，何救东南之危。”赵希暨还是把防卫的重点放在长江中下游。
然而，自从端平三年（1236 AD）四川被蒙古军队残破以后，川西主要富庶州县的税收全部失去，这对南宋当局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它使得南宋的“国用日窘”，四川“民不聊生” （注 2）这是理宗寝食难安的关键所在。五月，理宗再次问计于梧州知府赵学时，理宗问他：“嘉定（今四川乐山市）可守否？”，赵学时认为可守重庆，上通利州与阆州（今四川阆中县），下应归州（今湖北秭归）与峡口，意义重大。官员刘晋之更进一步认为蒙古军侵蜀以后，所有坐镇四川的制置使连个屯驻的地方都没有，只有彭大雅守卫重庆（参第二节注12，#2），才占住了四川的根本，不然的话，四川早就完了。并建议在重庆筑堡坚守，上述官员的话坚定了理宗早就有了的守蜀决心。
南宋理宗淳祐二年（1242 AD）六月，朝廷任命兵部侍郎余玠为四川宣谕、制置使兼重庆知府，因为军情紧急，允许余玠与所领导的官员就地措置，可先行后奏，不必事先请示中央。
余玠，字义夫，蕲州(今湖北蕲州)人。少时家贫，落魄无行，喜功名，好大言。少为白鹿洞诸生，因斗殴杀死卖茶翁，避罪逃入淮东制置使赵葵幕下。余玠作词毛遂自荐（注 3），受到赵葵的赏识（注 4）。余玠的性格行为很象清末的中兴名臣左宗棠，和左宗棠一样，都以建功立业为平生的抱负，且都有经国济世之才。嘉熙三年（1239 AD），他以小参谋的官职率军与蒙军战于汴州、河阴，有功，被升为淮东提刑和淮东制置司的参谋官。淳祐元年（1241 AD）十月，他与淮西制置使杜杲一起，率舟师在淮河安丰（今安徽寿县）与蒙古察罕军激战四十天，解安丰围。至是，他的军事才能引起了理宗的注意，破格宣他入京陛见。他对理宗慷慨陈言，说：“事无大小，须是务实。”又说现在无原来如何尊荣出身的人，一参军便被指为粗人，希望政府以后对待文武官员一视同仁，不要重，否则受到歧视的武官可能生出异常。理宗对他说，你议论皆不寻常，可独当一面。这样，理宗破格提拔余玠作为收拾四川残局的方面大员。
当余玠从峡口进入四川的时候，整个军事形势对南宋还不算太危急。在东部的两淮前线，蒙军正对守卫的赵葵部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东部前线的最高决策官是杜杲，他曾在庐州（今安徽合肥）、安丰击败蒙军。由于两淮地区复杂的河流地形，以及淮北的近乎无人烟，也就是无补接的局面，使得蒙古的攻势一直不能得逞。在中部前线，蒙古方面几次偷袭江陵，企图在中游渡江，然后从长江南岸的湖北境内进军湖南，其野心受到名将孟珙的遏制。孟珙时任四川宣抚使，负责联系川东和湖北前线的军事行动，他刚刚收复襄樊重镇（注 5），并在汉口附近击退蒙军的入侵
只有四川问题比较严重，蒙军汪世显部驻扎在川北重镇利州（今四川广元），不时出击骚扰川西各州县。虽然蒙方尚未在川西平原上建立起有效的地方政权，然而宋方也没法再象过去那样对川西实行征税和兵员补充，同时蒙方还把它的地方政权向川西、川南扩展。另一方面，宋军却群龙无首，各自为战，士气低落，最大的问题是，军民都不信任频繁更替的安抚使、制置使，因为这些地方大员不是派发苛捐杂税，便是在蒙军的进攻下逃窜。其实说起来这些大员们也很可怜，在蒙古军队没打过来时，他们得忙着为中央搜刮，完成指标；他们又无一个象样的驻地，蒙古人打过来，只能逃避。
余玠甫一进川，就走访四川各界人士，听取他们对政策的意见（注 6）。他的口号是集思广益，要象诸葛亮那样起用四川地方贤达。同时，他以革除弊政为己任，由于他手中掌握得有理宗给他的金腰牌，使得他能放手对四川的政治、军事进行改革。
余玠起用播州（今贵州遵义，注 7）名士冉氏兄弟，采纳冉氏兄弟对防卫四川的建议。这个建议就是，在几个重要的州治地点，择其地理环境，沿山筑堡垒，在堡垒里储备粮食，同时将州政府设在堡垒里，依山守水，一遇蒙军进攻，即将军民撤退到堡垒里，坚守堡垒，使蒙军没法破坏地方政权，而又无所得，当蒙军攻势缓和以后，则从堡垒里出动正规军与义军骚扰对方，敌人最终将因粮草耗尽而被迫撤退。这些堡垒又相互联成一气，一遇战事，可以遥相呼应。（注 8）
显然，这种葡萄串堡垒，颇象中世纪欧洲城堡。那么，为什么欧洲的城堡一遇蒙古人的入侵便土崩瓦解，而四川的堡垒，却如它们后来在防卫蒙古铁骑的进攻下坚如磐石呢？可能是南宋掌握了攻城术，深知蒙古人攻城火药的弱点所在，所以要爆破四川的堡垒就不象爆破欧洲没见过大场面的城堡那么容易了。另外的原因可能是，这些堡垒都建筑在山区，地形崎岖，蒙古人没法象东欧平原上那样纵横驰骋，那么容易把火药和大型攻城器具搬来搬去。（注 9）可能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这些堡垒群是在一个统一的军区司令部的调遣之下，而不是象欧洲的城堡王国，各自为战，不能做到四川堡垒群那样的相互配合支援。
于是余玠从北到南，建筑了一系列的堡垒，主要堡垒有：青居（注 10），位于川北大城顺庆府（今南充市）北，扼嘉陵江中游，它保卫着四川东北方，成为顺庆府治所在地。大获（注 11），在苍溪城东南，余玠迁阆中州治于此，原为名将王坚所筑，是四川腹地最东北的要塞。苦竹隘（注 12），在剑门关西小剑山顶，是入川北方门户。神臂山（注 13），在泸州东，或称铁泸山，余玠迁泸州州治在此。多功城（注 14），在重庆西四十里，筑此堡的目的在保卫重庆外围。云顶（注 15），在成都东北金堂县境，云顶堡是距成都平原最近的堡垒，起着窥视无险可守的成都，同时它也起着扼嘉陵江外水--涪江，与钓鱼一起共同阻止蒙古军队企图利用嘉陵江舟师之便，顺流袭击重庆的计划。虎头（注 16），虎头山堡在川南富顺西南，是泸州的北方屏障。西柳关（注 17），在万州（今重庆万县市）西北，保卫着重庆下游长江水道和夔门（三峡入口，今重庆奉节县）。钓鱼（注 18），钓鱼城在合州(今重庆合川县)城郊，北距重庆百多华里，地当渠江、涪江与嘉陵江三江交汇处，扼嘉陵江内水，合州州治所在地，它保卫着重庆唯一的陆上通道。除此之外，还有几十个大大小小的堡垒，这些堡垒首尾相连，从川北、川西到川南、川东的盆地群山东麓和南麓，倚着四川的主要河流，构成了一面网，以阻挡蒙古军队东犯长江中下游地区。（参图3.1）
[图3.1]
纵观余玠所建堡垒，可以发现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山势陡峻，却不算太高，一般相对地面高差都在100米至500米，山顶多平整，常常靠近水边，特别是选择那种靠近大江的小山。这样的堡垒常使得敌人很难以简单的传统攻城云梯攀登，敌人必须将云梯接得相当高，于是攀登云梯变得非常危险，很容易被守城士兵橇翻或折断，后面蒙哥军攻钓鱼城时就碰到了这种情况。堡垒上面多平整，宜于驻扎军队和老百姓，且很多堡垒山上都有泉水，钓鱼山上的泉水甚至可用来养大鱼。靠近大河，使得堡垒间相互联系和后勤补接便利。最后，相对高差不大，也避免了出击和补接的困难。钓鱼山可以说是最佳选址，它在三江交会处，高度约 400米，山上又有92口泉眼，冬夏不竭。符合这样的选址条件，作为一个省那么大的地方在中国并不是很多的。事实上，后来这些堡垒被直接用军事手段攻占并不多，大部分堡垒是由于守卫将领的叛变，才使这些堡垒失守。
这些堡垒既是军事要塞，又是政治中心，它们最要害的关键是合州城郊的钓鱼堡（注 19），没有钓鱼堡，就没有重庆，没有重庆，南宋在四川的政权就将全部丧失。
余玠在嘉定府筑堡九顶与三龟、紫云，（注 20）构成一个三连环堡垒，以保卫嘉定。嘉定府（今四川乐山）本来就是一个两江（岷江和大渡河）交会的地方，有山有水，利于防守，且水陆便利，下可达泸州，上可接济成都，这样，除了堡垒以外，余玠又把嘉定、泸州、重庆三个大城联在一起。
余玠紧缩战线，将原来驻守在秦岭南坡，汉中盆地边缘保卫四川的重兵收缩回到钓鱼--重庆--泸州--嘉定弧线防守的外圈，以青居堡和大获堡作为前锋窥视现已陷落在蒙古军手中的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和秦陇山区，做出随时出击兴元的姿态；以金堂的云顶山作为窥视原省会成都的桥头堡，云顶山下不远，就是涪江上著名的箭滩（或称江箭滩）渡口，以此渡口阻挡蒙古铁骑对成都的进攻。（注 15）最后，余玠从川北的昭化到剑州都建筑了堡垒，作为防守的最外围。（注 12）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总结到，余玠的四川堡垒群防守蒙古骑兵的策略是整个连成一气的，它们主次分明，依山傍水，目的只有一个，保卫长江水道，防止敌人顺流东下，进攻江南，这样的周密完善计划所起到的作用，是各自为阵的中欧封建城堡群所完全不能比拟的。
不只如此，余玠还命令驻扎在嘉定的俞兴部，在成都平原屯田，以前成都一被攻破，成都平原上的人民就失去了南宋政府的管理，现在可以由嘉定的堡垒和云顶堡垒对成都进行遥控，在平原上部队的军垦农场还可以起到稳定民心，加强联系地方政权的作用。
余玠任都统张实治军旅，安抚王惟忠治财赋，监簿朱文炳搞协调。他还对四川人民执行轻徭薄赋的政策和兴学，他惩治了为非作歹的官员，对闻敌便跑的骄兵悍将也进行了撤换和镇压（注 21），在四川驻军里树立起了纪律和威信。余玠在治理四川的八年里，居然能做到在与蒙古对峙的军事形势下四川的大治，使“敌不敢近边，岁则大稔”（注 22）。八年的治理，使四川恢复了富足，向中央输送了大量财赋，减轻了下游的财政负担和军事压力。“边关无警，又撤东南之戍”（注 22）。
淳祐十年（1250 AD）冬，余玠在四川形势转好的情况下，率诸将巡边，直捣汉中平原上的兴元，与蒙古军大战（注 23）。十二年，蒙古汪德臣（汪世显之子）率军抢掠成都，转攻嘉定，余玠率嘉定守军又与蒙古军大战于嘉定，将其逐走。余玠在四川与蒙军三十六战，把敌人打得龟缩在几个据点里，而大遍的农村乡镇仍然在南宋的基层政权管理下。（参图3.2）
[图3.2]
正当余玠打算实现他用十年时间，把四川全部土地收复的计划，然后解甲归隐的美梦的时候，他在四川整顿部队的大刀阔斧的政策直接打击了云顶堡垒统领的利益，他们串通朝中川籍宰相谢方叔、老官僚徐清叟等在理宗面前进谗言，说余玠的坏话。原来，余玠给理宗的奏折里词气不假修饰，对理宗的态度不够尊重，使理宗感到不快，这两个权臣遂乘机对理宗说余玠手握大权，而又不能让四川将士归心，耸踊理宗撤换余玠的职务，于是理宗下诏召余玠回临安，以平庸的临安府尹余晦代替他。（注 24）
当余玠得知朝廷的决定后，忧愤染病，一夕暴病而亡，四川老百姓听到他的死讯后，“莫不悲慕如失父母”（注 25）。余玠的防卫计划虽然没有最后完成，却给后来蒙古在四川的进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事实上，蒙古虽然横扫了亚欧，后来也挺进江南，却始终没有获得真正用它的强大军事力量打下四川的战绩，这完全应该归功于余玠防御体系的贡献（注26）。
余玠防御体系是华夏文明在抵抗蒙古旋风的侵略里最杰出的创造之一，它和人类的其他优秀军事创造一样，完全可以写进史册而不逊色。（注 27）
注释与参考文献
1。汪世显，字仲明，巩昌人，本系旺古族，原金驻巩昌地区（今甘肃陇西地区）守军统帅。绍定五年，蒙古攻围金巩昌，他多次向宋驻沔州统帅赵彦呐求降，赵为其向宰相郑清之求准，而郑不从其请，遂向蒙将阔端投降。汪世显父子后来成为蒙军侵蜀的主要将领。
2。毕沅，《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七十一》。
3。赵闻礼选《阳春白雪。卷七》（北京图书馆藏）辑余玠（号樵隐）词《瑞鹤仙》一首：
怪新来瘦损，对镜台，霜华零乱鬓影。胸中恨谁省？正关山寂寞，暮天风景。貂裘渐冷，听梧桐，声敲露井。可无人，为向楼头，试问寒鸿音信。
争冷。勾引愁绪，半演金铺，雨欺灯晕。家僮困卧，呼不应，自高枕。待催他，天际银蟾飞上，唤取嫦娥细问。要乾坤，表里光辉，照予醉隐。
又，曹学全（人旁，以下同），《蜀中广记。重庆府巴县附郭》载余玠七绝《黄葛晚渡》：龙门东去水和天，待渡行人暂息肩。自是晚来归兴急，江头争上夕阳船。
4。脱脱，《宋史。余玠传》。
5。端平三年（1236 AD）三月，驻守襄阳的赵范部将王文（上有日）、季伯渊等焚烧襄阳城楼、仓库，向蒙古投降。蒙军遂南下，陷枣阳军、德安府（今武汉汉阳），攻江陵，被孟珙击败。嘉熙三年（1239 AD），京湖制置使孟珙收复郢州（今湖北钟祥）、荆门军（今湖北荆门），遂乘胜收复襄阳、樊城。
6。余玠设招贤馆招纳四川地方人材，按明正德《四川志》：“招贤馆，在治（重庆府）左（今重庆巴县东），宋余玠建。其供帐一如帅府，下令：‘欲有谋以告我者，近则径诣公府，远则自言于郡县，以礼遣之。’士之至者，玠不厌礼接，咸得其欢心。言有可用，随才而任；苟不可用，亦厚谢之。”
按：招贤馆今已不存。
7。位于乌江北岸的贵州遵义，最早叫平夷县，西汉置，东汉、蜀、晋因，在蜀汉时属南中地区(参《华阳国志。南中志》刘琳所注平夷县条下)，隋属阳明郡，唐置播州，属黔中道，两宋因（北宋时播州州治在贵州桐梓），属夔州路，在四川行政区内，元归四川行省，明属四川省，清初置遵义府，划入贵州省。
8。曹学全，《蜀中广记。名胜记之遵义府遵义县记》：“二冉，宋末播州名士冉进（王旁）、冉璞也，有文武才，前后辟召皆不赴。余玠安抚四川，筑招贤馆，兄弟往揭。玠与分庭抗礼，久无所试。使人窥之，惟相对据地，以垩画山川城池状，因献城钓鱼山之策者。”
二冉墓遗址在今贵州遵义市郊东十里，见清道光《遵义府志》。
9。参法人多桑（C. d’Ohsson），《蒙古史》Histoire des Mongols）对蒙古军队的战略战术的叙述。
10。青居，清嘉庆《顺庆府志》：“青居山，治（顺庆府治）南三十里。”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青居山，府南三十五里。山势高耸，其上宽平，嘉陵江水绕其下。宋淳祐中，兵乱，余玠帅蜀，徙府治于此。”
11。大获，清乾隆《苍溪县志》：“在县东南（三十里）大获山。宋绍定中，郡（都）统王坚所筑。淳熙（祐）六年，制置使余玠城此为阆州治。”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在县东大获山上。因石岩为之，中通四门郡十里。宋绍定中，都统孙臣、王坚所筑。”
12。苦竹隘，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志》云：在小剑山顶，四际断崖，前临巨壑，孤门控据，一夫可守。宋置戍于此。”清雍正《剑州志》：“小剑山，在大剑山西北三十里。与大剑峰峦联络延亘如城，下有隘路，州人谓之后山门。”
13。神臂山，清同治《合江县志》：“在县北六十里。北临江渚，险固可凭。宋淳祐中，四川制置使余玠，知泸州曹致大迁筑。”
14。多功城，清嘉庆《巴县志》：“《通志》：县西四十里，宋淳祐中筑。”
15。云顶，清嘉庆《金堂县志》：“云顶山故城，，宋淳祐间四川制置使兼知重庆府余玠筑，积栗守隘，民赖以安。”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县南五十里。本名石城山。状如城，顶平，可十亩许，有神泉。唐天宝六载改为云顶。宋淳祐六年，余玠帅蜀，城云顶以备外水，为利州治所。”
16。虎头，清乾隆《富顺县志》：“虎头山，在县东南六十里。山石崛垒。踞江边，下有洞口，吞吐云气如虎形。山顶有泉，四时不涸。宋末淳熙（祐）中徙城于此，遗堞尚存。”
17。西柳关，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在（万）县西北。”
18。钓鱼，历史名塞钓鱼城，本嘉熙四年（1240 AD）年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增修重庆城时，遣将甘闰初修，淳祐三年（1243 AD），四川制置使余玠采纳冉氏兄弟建议，并命他们大修为城池。后再经守将王坚、张珏加固，成为一座坚固的要塞。
钓鱼城屹立在重庆以北的嘉陵江与渠江交汇处，自建城以后，在长达三十六年的时间里，肩负着保卫四川首府重庆的重任，抵抗了蒙古军队多次进攻而不动摇，使蒙古军队死亡上万名将士。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钓鱼山，州西北百九十里。涪（渠）江在其南，嘉陵迳其北，东、西、南三面皆据江，峭壁悬岩。山南有大石平如砥。山上有天池，周五百余步，大旱不涸。。。。《志》云：今山在州治东，隔江五里，屹然形胜。”
按：钓鱼山周环约十三里，面积2.5平方公里，高400米，山上旧有大小泉眼九十二口，冬夏不竭（今已干涸），三面临江，一面是陡立的峭壁，下有山涧。
19。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余玠守蜀》：“闻玠贤，（冉氏）兄弟相率诣蜀。玠宾礼之，馆谷加厚。居数月，无所言，玠乃更辟别馆以处之，且常使人窥其所为。兄弟终日不言，惟对踞，以垩画山川，城池之形，起则漫去。如是又旬余，请见玠，屏人曰：‘为今日西蜀之计，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觉跃起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胜之地莫若钓鱼山，请徙诸此。若任得其人，积粟以守之，胜于十万师远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遂不谋于众，密以其谋闻于朝，请不次官之。诏以连（王旁）为承事郎，权发遣合州，璞为承务郎，权通判州事，徙城之事，悉以任之。命下，一府皆喧然，同辞以为不可。玠怒曰： ‘城成则蜀赖以安；不成，玠独坐之，诸君无预也。’卒筑青居、大获、钓鱼、云顶、天生。。。。凡十余城，皆因山为垒，棋布星分，为诸郡治所。又移金戎于大获，以护蜀口；移沔戎于青居；兴戎先驻合州旧城，移守钓鱼，共守内水；移利戎于云顶，以备外水。于是如臂使指，气势联络，屯兵聚粮，为必守计，民始有安土之心。”（# 3）
20。九顶，清同治《嘉定府治》：“凌云山，城东，隔江，一名青衣山，又名九顶山，宋人亦称为小九凝。”三龟，“三龟山，城东北三里东山之右以形似而得名。”紫云，清嘉庆《犍为县志》：“子（紫）云山，县南二十五里。汉扬雄尝徙居此。。。。至淳祐中，余玠筑城其上，并置戍，因改名子云城。”
21。余玠所惩治的悍将叫王夔，王夔在淳祐二年蒙古侵蜀的战争里守卫汉州（今四川广汉），曾以火牛突破蒙军包围脱身，后镇守嘉定，在任期间，无恶不作，采用各种屠刑拷掠富民以搜刮钱财，以至怨声载道，号为“王夜叉”。余玠诱杀王夔一事，见民国《乐山县志》。
22。毕沅，《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七十三》引淳祐十年六月诏书。
23。关于淳祐十年余玠出师兴元府与元军交战一事，《元史。太宗本纪》不载。《元史。汪德臣传》云：“宋将余玠攻汉中，德臣驰赴之，玠闻，遁去。”，《元史。郑鼎传》云：“宋将余侍郎烧绝栈道，以兵围兴元，鼎率众修复之，破宋兵，解兴元围。”，这两段描述是有差别的，前者说余玠被蒙军吓退，后者说打败了宋军。王鹗，《汪忠烈公（德臣）神道碑》（在陇西城南，今存）云：“蜀将余玠寇汉中，公合诸郡，昼夜星驰。玠闻公来，设虚寨而遁。”总观上面的叙述，不是余玠被元军吓退，便是被打败。（# 1）
此次战役的细节《宋史。理宗本纪》也未载。《宋史。余玠传》说：“十年冬，玠帅诸将巡边，直捣兴元，大元军与之战。”，此说和《元史。郑鼎传》大致相同，惟不言胜负。《宋史纪事本末。余玠守蜀》则说：“十年冬十月，余玠出师捣兴元，不克。”《宋季三朝政要》说：“后至兴元，无功而还”，站在宋人立场（其实，元丞相脱脱编撰的《宋史》也并未站在宋人立场上，我们后面讨论王坚的立传问题时还要进一步谈到）上看，这场战役也是语焉不详。总的看来，是说没打胜。
所幸的是，《兴元行省瓜尔佳公神道碑》对于这次战役描述颇详尽：“辛亥，四川制置史余玠轻我师寡，身帅兵入寇，败我利路元帅王进于金牛，壁其军中梁山（按：中梁山在今汉中市西南二十里），兜銮夜烛，城为之赤。潜遣裨将烧绝栈道，遏我援继，自帅大军围而攻之，钩炮梯冲，环城数匝，谓为孤危。期日必拔。新集之民，还叛与敌。公誓死拒守，督战益急，杀伤过当。城中将吏，昼或荷甲传食，夜则画地分守。会都元帅图思来援，无从得涂，值三人自军所逃还，许贳其死，令导由他山利道出陈仓。玠闻兵大至，焚围遁去，公袭战，悉止，还所俘，亡。”
这段碑文讲的是，余玠的战役计划安排得当，他乘兴元府空虚进兵围困兴元府城，在战役进行中，先打败了蒙军元帅王进，再烧绝了栈道，断敌人援军，最后发挥了攻城术，几乎要光复了兴元府。同时，沦陷区的人民群众纷纷站出来，支持宋军，由此可见蒙古方面的不得人心。蒙古大军如果不是赦免从汉中前线当了逃兵的 三个军士为其带路，也就无从支援汉中守军。后来大军来了，余玠撤退的决策也是正确的，因为这是在敌人的后方，后勤问题也应该考虑。事实上，从最后的叙述可以看到，余玠领导的宋军在撤退中根本没有受到损失，虽然汉中没有占领，但也给了敌人打击，长了与蒙古军队屡战屡败的南宋军队的士气。又，《武略将军知弘州程公（介福）神道碑》所述与上略同。
按1973年在贵州遵义出土的《宋沿边宣抚使播州土司十五世杨文神道碑碑文》（《贵州高坪“播州土司”杨文等四座墓葬发掘记》，《文物》，一九七四年第一期）：“淳祐辛亥，制使余君欲捣汉中，君承阃令，选锐卒五千，命（后缺字若干）于罗村，再战于肯（左木旁）子头，三战于（后缺一字）县。皆我军贾勇先登，俘获颇众。余帅当时亲书忠勇赵寅之旗以旌之。”可知余玠淳祐十年对汉中的战役并不是一无所获，从“播州土司”杨文被徵随余玠北伐汉中的事迹里看出，余玠曾在进攻汉中时，先后三次突破敌军防线，“俘获颇众”。
从1973年“播州土司”杨文神道碑碑文里他处所描述的杨文将军击败、击毙蒙军将领和俘虏蒙兵的事迹里，我们可以发现元丞相脱脱为首诸人在编撰《宋史》中对蒙古方面的有意回护。在《宋史》里，很少叙述宋军在战胜蒙军时的详细战果，奇怪的是，在叙述宋金战争时，却详细列出了宋军的战果，另一方面，在根据元朝的国史所编撰的《元史》里，却具体罗列出蒙古的战绩。
24。宝祐二年六月，诏没收余玠家产充公。十月，诏夺余玠资政殿学士职位。宝祐六年八月，追复余玠官职。
25。清乾隆《苍溪县志》：“余公祠，县三十里大获城。宋淳祐三年四川制置使余玠筑城屯粮以防寇患，全川宁谧，立祠祀之。”此祠今已成大获古刹。又，今合川钓鱼城遗址忠义祠里余玠神位犹在。今湖北蕲州广济县太平村有余玠衣冠冢，墓址在太平山风景区横江（岗）山下青蒿村余公林。
26。按《宋史。张梦发传》，四川宣抚司参议张梦发曾向南宋朝廷上书三策，所采用的就是余玠的堡垒防守战术经验。这三策是：1。筑堡封锁住汉江口岸；2。在湖北当阳玉泉山筑堡；3。在峡州（今湖北宜昌）建筑堡垒群，以便聚结流民一边守卫，一边耕种。张还画了形势图上呈，被贾似道压住不发。
27。西方研究蒙古史的著述除了伯希和以外，都没有提到余玠的堡垒防守体系及其创建，主要著作有多桑《蒙古史》（1824年在巴黎出版）、晚清洪钧《元史译文遗补》、格鲁桑《蒙古史略》（1944年出版）、弗郎克《中华通史》（1930年出版）等都未提到余玠及其创堡垒防御体系。（# 2）伯希和的《通报》也未具体指明，这就不能不使西方学者在看待蒙古军事扩张问题上眼光局限，特别因为钓鱼城保卫战使蒙古主蒙哥丧生，导致蒙古军队在叙利亚进兵中败于十倍兵力的埃及马木路克部队，从而使蒙古侵略的潮水退潮这一重要历史意义受到忽视。# 1。《元史》在叙述蒙古方面的败绩时，多所曲笔和回护，而且自相矛盾的地方甚多，清赵冀《廿二史札（代字）记。卷二十九。元史回护处》指出了《元史》为了回护而出现的多处自相矛盾的情况。# 2。姚从吾，《宋蒙钓鱼城战役中熊耳夫人家世及王立与合州获得保全考》，载《宋史研究集》，第二辑，台湾书店1964年版。# 3。李作舟，《鱼山曲》：
山月高，江水深，落月照江流，孤臣天地心。重浆来，奔盏舞，宋为鱼，金为饵，天下事，可知矣。北风怒，南风遒，余家冉家好男子，钓起山河二十秋。我非捕鱼者，长歌当钓史，丈夫出奇报天子，应与此山争块垒，悠悠万古长江水。
淳祐二年（1242 AD）四月，面对着蒙军在利州屯田的汪世显（注 1）部再次攻破成都，理宗感到很不安，他在和官员赵希暨的谈话里说：“今日救蜀为急，朕与二三大臣无日不议蜀事。”又说：“重庆城坚，恐自可守？”，赵希暨回答道：“重庆在夔峡之上，敌欲长驱南下，虽城坚如铁，何救东南之危。”赵希暨还是把防卫的重点放在长江中下游。
然而，自从端平三年（1236 AD）四川被蒙古军队残破以后，川西主要富庶州县的税收全部失去，这对南宋当局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它使得南宋的“国用日窘”，四川“民不聊生” （注 2）这是理宗寝食难安的关键所在。五月，理宗再次问计于梧州知府赵学时，理宗问他：“嘉定（今四川乐山市）可守否？”，赵学时认为可守重庆，上通利州与阆州（今四川阆中县），下应归州（今湖北秭归）与峡口，意义重大。官员刘晋之更进一步认为蒙古军侵蜀以后，所有坐镇四川的制置使连个屯驻的地方都没有，只有彭大雅守卫重庆（参第二节注12，#2），才占住了四川的根本，不然的话，四川早就完了。并建议在重庆筑堡坚守，上述官员的话坚定了理宗早就有了的守蜀决心。
南宋理宗淳祐二年（1242 AD）六月，朝廷任命兵部侍郎余玠为四川宣谕、制置使兼重庆知府，因为军情紧急，允许余玠与所领导的官员就地措置，可先行后奏，不必事先请示中央。
余玠，字义夫，蕲州(今湖北蕲州)人。少时家贫，落魄无行，喜功名，好大言。少为白鹿洞诸生，因斗殴杀死卖茶翁，避罪逃入淮东制置使赵葵幕下。余玠作词毛遂自荐（注 3），受到赵葵的赏识（注 4）。余玠的性格行为很象清末的中兴名臣左宗棠，和左宗棠一样，都以建功立业为平生的抱负，且都有经国济世之才。嘉熙三年（1239 AD），他以小参谋的官职率军与蒙军战于汴州、河阴，有功，被升为淮东提刑和淮东制置司的参谋官。淳祐元年（1241 AD）十月，他与淮西制置使杜杲一起，率舟师在淮河安丰（今安徽寿县）与蒙古察罕军激战四十天，解安丰围。至是，他的军事才能引起了理宗的注意，破格宣他入京陛见。他对理宗慷慨陈言，说：“事无大小，须是务实。”又说现在无原来如何尊荣出身的人，一参军便被指为粗人，希望政府以后对待文武官员一视同仁，不要重，否则受到歧视的武官可能生出异常。理宗对他说，你议论皆不寻常，可独当一面。这样，理宗破格提拔余玠作为收拾四川残局的方面大员。
当余玠从峡口进入四川的时候，整个军事形势对南宋还不算太危急。在东部的两淮前线，蒙军正对守卫的赵葵部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东部前线的最高决策官是杜杲，他曾在庐州（今安徽合肥）、安丰击败蒙军。由于两淮地区复杂的河流地形，以及淮北的近乎无人烟，也就是无补接的局面，使得蒙古的攻势一直不能得逞。在中部前线，蒙古方面几次偷袭江陵，企图在中游渡江，然后从长江南岸的湖北境内进军湖南，其野心受到名将孟珙的遏制。孟珙时任四川宣抚使，负责联系川东和湖北前线的军事行动，他刚刚收复襄樊重镇（注 5），并在汉口附近击退蒙军的入侵
只有四川问题比较严重，蒙军汪世显部驻扎在川北重镇利州（今四川广元），不时出击骚扰川西各州县。虽然蒙方尚未在川西平原上建立起有效的地方政权，然而宋方也没法再象过去那样对川西实行征税和兵员补充，同时蒙方还把它的地方政权向川西、川南扩展。另一方面，宋军却群龙无首，各自为战，士气低落，最大的问题是，军民都不信任频繁更替的安抚使、制置使，因为这些地方大员不是派发苛捐杂税，便是在蒙军的进攻下逃窜。其实说起来这些大员们也很可怜，在蒙古军队没打过来时，他们得忙着为中央搜刮，完成指标；他们又无一个象样的驻地，蒙古人打过来，只能逃避。
余玠甫一进川，就走访四川各界人士，听取他们对政策的意见（注 6）。他的口号是集思广益，要象诸葛亮那样起用四川地方贤达。同时，他以革除弊政为己任，由于他手中掌握得有理宗给他的金腰牌，使得他能放手对四川的政治、军事进行改革。
余玠起用播州（今贵州遵义，注 7）名士冉氏兄弟，采纳冉氏兄弟对防卫四川的建议。这个建议就是，在几个重要的州治地点，择其地理环境，沿山筑堡垒，在堡垒里储备粮食，同时将州政府设在堡垒里，依山守水，一遇蒙军进攻，即将军民撤退到堡垒里，坚守堡垒，使蒙军没法破坏地方政权，而又无所得，当蒙军攻势缓和以后，则从堡垒里出动正规军与义军骚扰对方，敌人最终将因粮草耗尽而被迫撤退。这些堡垒又相互联成一气，一遇战事，可以遥相呼应。（注 8）
显然，这种葡萄串堡垒，颇象中世纪欧洲城堡。那么，为什么欧洲的城堡一遇蒙古人的入侵便土崩瓦解，而四川的堡垒，却如它们后来在防卫蒙古铁骑的进攻下坚如磐石呢？可能是南宋掌握了攻城术，深知蒙古人攻城火药的弱点所在，所以要爆破四川的堡垒就不象爆破欧洲没见过大场面的城堡那么容易了。另外的原因可能是，这些堡垒都建筑在山区，地形崎岖，蒙古人没法象东欧平原上那样纵横驰骋，那么容易把火药和大型攻城器具搬来搬去。（注 9）可能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这些堡垒群是在一个统一的军区司令部的调遣之下，而不是象欧洲的城堡王国，各自为战，不能做到四川堡垒群那样的相互配合支援。
于是余玠从北到南，建筑了一系列的堡垒，主要堡垒有：青居（注 10），位于川北大城顺庆府（今南充市）北，扼嘉陵江中游，它保卫着四川东北方，成为顺庆府治所在地。大获（注 11），在苍溪城东南，余玠迁阆中州治于此，原为名将王坚所筑，是四川腹地最东北的要塞。苦竹隘（注 12），在剑门关西小剑山顶，是入川北方门户。神臂山（注 13），在泸州东，或称铁泸山，余玠迁泸州州治在此。多功城（注 14），在重庆西四十里，筑此堡的目的在保卫重庆外围。云顶（注 15），在成都东北金堂县境，云顶堡是距成都平原最近的堡垒，起着窥视无险可守的成都，同时它也起着扼嘉陵江外水--涪江，与钓鱼一起共同阻止蒙古军队企图利用嘉陵江舟师之便，顺流袭击重庆的计划。虎头（注 16），虎头山堡在川南富顺西南，是泸州的北方屏障。西柳关（注 17），在万州（今重庆万县市）西北，保卫着重庆下游长江水道和夔门（三峡入口，今重庆奉节县）。钓鱼（注 18），钓鱼城在合州(今重庆合川县)城郊，北距重庆百多华里，地当渠江、涪江与嘉陵江三江交汇处，扼嘉陵江内水，合州州治所在地，它保卫着重庆唯一的陆上通道。除此之外，还有几十个大大小小的堡垒，这些堡垒首尾相连，从川北、川西到川南、川东的盆地群山东麓和南麓，倚着四川的主要河流，构成了一面网，以阻挡蒙古军队东犯长江中下游地区。（参图3.1）
[图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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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余玠所建堡垒，可以发现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山势陡峻，却不算太高，一般相对地面高差都在100米至500米，山顶多平整，常常靠近水边，特别是选择那种靠近大江的小山。这样的堡垒常使得敌人很难以简单的传统攻城云梯攀登，敌人必须将云梯接得相当高，于是攀登云梯变得非常危险，很容易被守城士兵橇翻或折断，后面蒙哥军攻钓鱼城时就碰到了这种情况。堡垒上面多平整，宜于驻扎军队和老百姓，且很多堡垒山上都有泉水，钓鱼山上的泉水甚至可用来养大鱼。靠近大河，使得堡垒间相互联系和后勤补接便利。最后，相对高差不大，也避免了出击和补接的困难。钓鱼山可以说是最佳选址，它在三江交会处，高度约 400米，山上又有92口泉眼，冬夏不竭。符合这样的选址条件，作为一个省那么大的地方在中国并不是很多的。事实上，后来这些堡垒被直接用军事手段攻占并不多，大部分堡垒是由于守卫将领的叛变，才使这些堡垒失守。
这些堡垒既是军事要塞，又是政治中心，它们最要害的关键是合州城郊的钓鱼堡（注 19），没有钓鱼堡，就没有重庆，没有重庆，南宋在四川的政权就将全部丧失。
余玠在嘉定府筑堡九顶与三龟、紫云，（注 20）构成一个三连环堡垒，以保卫嘉定。嘉定府（今四川乐山）本来就是一个两江（岷江和大渡河）交会的地方，有山有水，利于防守，且水陆便利，下可达泸州，上可接济成都，这样，除了堡垒以外，余玠又把嘉定、泸州、重庆三个大城联在一起。
余玠紧缩战线，将原来驻守在秦岭南坡，汉中盆地边缘保卫四川的重兵收缩回到钓鱼--重庆--泸州--嘉定弧线防守的外圈，以青居堡和大获堡作为前锋窥视现已陷落在蒙古军手中的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和秦陇山区，做出随时出击兴元的姿态；以金堂的云顶山作为窥视原省会成都的桥头堡，云顶山下不远，就是涪江上著名的箭滩（或称江箭滩）渡口，以此渡口阻挡蒙古铁骑对成都的进攻。（注 15）最后，余玠从川北的昭化到剑州都建筑了堡垒，作为防守的最外围。（注 12）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总结到，余玠的四川堡垒群防守蒙古骑兵的策略是整个连成一气的，它们主次分明，依山傍水，目的只有一个，保卫长江水道，防止敌人顺流东下，进攻江南，这样的周密完善计划所起到的作用，是各自为阵的中欧封建城堡群所完全不能比拟的。
不只如此，余玠还命令驻扎在嘉定的俞兴部，在成都平原屯田，以前成都一被攻破，成都平原上的人民就失去了南宋政府的管理，现在可以由嘉定的堡垒和云顶堡垒对成都进行遥控，在平原上部队的军垦农场还可以起到稳定民心，加强联系地方政权的作用。
余玠任都统张实治军旅，安抚王惟忠治财赋，监簿朱文炳搞协调。他还对四川人民执行轻徭薄赋的政策和兴学，他惩治了为非作歹的官员，对闻敌便跑的骄兵悍将也进行了撤换和镇压（注 21），在四川驻军里树立起了纪律和威信。余玠在治理四川的八年里，居然能做到在与蒙古对峙的军事形势下四川的大治，使“敌不敢近边，岁则大稔”（注 22）。八年的治理，使四川恢复了富足，向中央输送了大量财赋，减轻了下游的财政负担和军事压力。“边关无警，又撤东南之戍”（注 22）。
淳祐十年（1250 AD）冬，余玠在四川形势转好的情况下，率诸将巡边，直捣汉中平原上的兴元，与蒙古军大战（注 23）。十二年，蒙古汪德臣（汪世显之子）率军抢掠成都，转攻嘉定，余玠率嘉定守军又与蒙古军大战于嘉定，将其逐走。余玠在四川与蒙军三十六战，把敌人打得龟缩在几个据点里，而大遍的农村乡镇仍然在南宋的基层政权管理下。（参图3.2）
[图3.2]
![[图3.2]](http://photos1.blogger.com/blogger2/6234/776789869024362/1600/sc3-2.jpg){kind=link}
正当余玠打算实现他用十年时间，把四川全部土地收复的计划，然后解甲归隐的美梦的时候，他在四川整顿部队的大刀阔斧的政策直接打击了云顶堡垒统领的利益，他们串通朝中川籍宰相谢方叔、老官僚徐清叟等在理宗面前进谗言，说余玠的坏话。原来，余玠给理宗的奏折里词气不假修饰，对理宗的态度不够尊重，使理宗感到不快，这两个权臣遂乘机对理宗说余玠手握大权，而又不能让四川将士归心，耸踊理宗撤换余玠的职务，于是理宗下诏召余玠回临安，以平庸的临安府尹余晦代替他。（注 24）
当余玠得知朝廷的决定后，忧愤染病，一夕暴病而亡，四川老百姓听到他的死讯后，“莫不悲慕如失父母”（注 25）。余玠的防卫计划虽然没有最后完成，却给后来蒙古在四川的进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事实上，蒙古虽然横扫了亚欧，后来也挺进江南，却始终没有获得真正用它的强大军事力量打下四川的战绩，这完全应该归功于余玠防御体系的贡献（注26）。
余玠防御体系是华夏文明在抵抗蒙古旋风的侵略里最杰出的创造之一，它和人类的其他优秀军事创造一样，完全可以写进史册而不逊色。（注 27）
注释与参考文献
1。汪世显，字仲明，巩昌人，本系旺古族，原金驻巩昌地区（今甘肃陇西地区）守军统帅。绍定五年，蒙古攻围金巩昌，他多次向宋驻沔州统帅赵彦呐求降，赵为其向宰相郑清之求准，而郑不从其请，遂向蒙将阔端投降。汪世显父子后来成为蒙军侵蜀的主要将领。
2。毕沅，《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七十一》。
3。赵闻礼选《阳春白雪。卷七》（北京图书馆藏）辑余玠（号樵隐）词《瑞鹤仙》一首：
怪新来瘦损，对镜台，霜华零乱鬓影。胸中恨谁省？正关山寂寞，暮天风景。貂裘渐冷，听梧桐，声敲露井。可无人，为向楼头，试问寒鸿音信。
争冷。勾引愁绪，半演金铺，雨欺灯晕。家僮困卧，呼不应，自高枕。待催他，天际银蟾飞上，唤取嫦娥细问。要乾坤，表里光辉，照予醉隐。
又，曹学全（人旁，以下同），《蜀中广记。重庆府巴县附郭》载余玠七绝《黄葛晚渡》：龙门东去水和天，待渡行人暂息肩。自是晚来归兴急，江头争上夕阳船。
4。脱脱，《宋史。余玠传》。
5。端平三年（1236 AD）三月，驻守襄阳的赵范部将王文（上有日）、季伯渊等焚烧襄阳城楼、仓库，向蒙古投降。蒙军遂南下，陷枣阳军、德安府（今武汉汉阳），攻江陵，被孟珙击败。嘉熙三年（1239 AD），京湖制置使孟珙收复郢州（今湖北钟祥）、荆门军（今湖北荆门），遂乘胜收复襄阳、樊城。
6。余玠设招贤馆招纳四川地方人材，按明正德《四川志》：“招贤馆，在治（重庆府）左（今重庆巴县东），宋余玠建。其供帐一如帅府，下令：‘欲有谋以告我者，近则径诣公府，远则自言于郡县，以礼遣之。’士之至者，玠不厌礼接，咸得其欢心。言有可用，随才而任；苟不可用，亦厚谢之。”
按：招贤馆今已不存。
7。位于乌江北岸的贵州遵义，最早叫平夷县，西汉置，东汉、蜀、晋因，在蜀汉时属南中地区(参《华阳国志。南中志》刘琳所注平夷县条下)，隋属阳明郡，唐置播州，属黔中道，两宋因（北宋时播州州治在贵州桐梓），属夔州路，在四川行政区内，元归四川行省，明属四川省，清初置遵义府，划入贵州省。
8。曹学全，《蜀中广记。名胜记之遵义府遵义县记》：“二冉，宋末播州名士冉进（王旁）、冉璞也，有文武才，前后辟召皆不赴。余玠安抚四川，筑招贤馆，兄弟往揭。玠与分庭抗礼，久无所试。使人窥之，惟相对据地，以垩画山川城池状，因献城钓鱼山之策者。”
二冉墓遗址在今贵州遵义市郊东十里，见清道光《遵义府志》。
9。参法人多桑（C. d’Ohsson），《蒙古史》Histoire des Mongols）对蒙古军队的战略战术的叙述。
10。青居，清嘉庆《顺庆府志》：“青居山，治（顺庆府治）南三十里。”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青居山，府南三十五里。山势高耸，其上宽平，嘉陵江水绕其下。宋淳祐中，兵乱，余玠帅蜀，徙府治于此。”
11。大获，清乾隆《苍溪县志》：“在县东南（三十里）大获山。宋绍定中，郡（都）统王坚所筑。淳熙（祐）六年，制置使余玠城此为阆州治。”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在县东大获山上。因石岩为之，中通四门郡十里。宋绍定中，都统孙臣、王坚所筑。”
12。苦竹隘，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志》云：在小剑山顶，四际断崖，前临巨壑，孤门控据，一夫可守。宋置戍于此。”清雍正《剑州志》：“小剑山，在大剑山西北三十里。与大剑峰峦联络延亘如城，下有隘路，州人谓之后山门。”
13。神臂山，清同治《合江县志》：“在县北六十里。北临江渚，险固可凭。宋淳祐中，四川制置使余玠，知泸州曹致大迁筑。”
14。多功城，清嘉庆《巴县志》：“《通志》：县西四十里，宋淳祐中筑。”
15。云顶，清嘉庆《金堂县志》：“云顶山故城，，宋淳祐间四川制置使兼知重庆府余玠筑，积栗守隘，民赖以安。”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县南五十里。本名石城山。状如城，顶平，可十亩许，有神泉。唐天宝六载改为云顶。宋淳祐六年，余玠帅蜀，城云顶以备外水，为利州治所。”
16。虎头，清乾隆《富顺县志》：“虎头山，在县东南六十里。山石崛垒。踞江边，下有洞口，吞吐云气如虎形。山顶有泉，四时不涸。宋末淳熙（祐）中徙城于此，遗堞尚存。”
17。西柳关，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在（万）县西北。”
18。钓鱼，历史名塞钓鱼城，本嘉熙四年（1240 AD）年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增修重庆城时，遣将甘闰初修，淳祐三年（1243 AD），四川制置使余玠采纳冉氏兄弟建议，并命他们大修为城池。后再经守将王坚、张珏加固，成为一座坚固的要塞。
钓鱼城屹立在重庆以北的嘉陵江与渠江交汇处，自建城以后，在长达三十六年的时间里，肩负着保卫四川首府重庆的重任，抵抗了蒙古军队多次进攻而不动摇，使蒙古军队死亡上万名将士。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钓鱼山，州西北百九十里。涪（渠）江在其南，嘉陵迳其北，东、西、南三面皆据江，峭壁悬岩。山南有大石平如砥。山上有天池，周五百余步，大旱不涸。。。。《志》云：今山在州治东，隔江五里，屹然形胜。”
按：钓鱼山周环约十三里，面积2.5平方公里，高400米，山上旧有大小泉眼九十二口，冬夏不竭（今已干涸），三面临江，一面是陡立的峭壁，下有山涧。
19。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余玠守蜀》：“闻玠贤，（冉氏）兄弟相率诣蜀。玠宾礼之，馆谷加厚。居数月，无所言，玠乃更辟别馆以处之，且常使人窥其所为。兄弟终日不言，惟对踞，以垩画山川，城池之形，起则漫去。如是又旬余，请见玠，屏人曰：‘为今日西蜀之计，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觉跃起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胜之地莫若钓鱼山，请徙诸此。若任得其人，积粟以守之，胜于十万师远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遂不谋于众，密以其谋闻于朝，请不次官之。诏以连（王旁）为承事郎，权发遣合州，璞为承务郎，权通判州事，徙城之事，悉以任之。命下，一府皆喧然，同辞以为不可。玠怒曰： ‘城成则蜀赖以安；不成，玠独坐之，诸君无预也。’卒筑青居、大获、钓鱼、云顶、天生。。。。凡十余城，皆因山为垒，棋布星分，为诸郡治所。又移金戎于大获，以护蜀口；移沔戎于青居；兴戎先驻合州旧城，移守钓鱼，共守内水；移利戎于云顶，以备外水。于是如臂使指，气势联络，屯兵聚粮，为必守计，民始有安土之心。”（# 3）
20。九顶，清同治《嘉定府治》：“凌云山，城东，隔江，一名青衣山，又名九顶山，宋人亦称为小九凝。”三龟，“三龟山，城东北三里东山之右以形似而得名。”紫云，清嘉庆《犍为县志》：“子（紫）云山，县南二十五里。汉扬雄尝徙居此。。。。至淳祐中，余玠筑城其上，并置戍，因改名子云城。”
21。余玠所惩治的悍将叫王夔，王夔在淳祐二年蒙古侵蜀的战争里守卫汉州（今四川广汉），曾以火牛突破蒙军包围脱身，后镇守嘉定，在任期间，无恶不作，采用各种屠刑拷掠富民以搜刮钱财，以至怨声载道，号为“王夜叉”。余玠诱杀王夔一事，见民国《乐山县志》。
22。毕沅，《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七十三》引淳祐十年六月诏书。
23。关于淳祐十年余玠出师兴元府与元军交战一事，《元史。太宗本纪》不载。《元史。汪德臣传》云：“宋将余玠攻汉中，德臣驰赴之，玠闻，遁去。”，《元史。郑鼎传》云：“宋将余侍郎烧绝栈道，以兵围兴元，鼎率众修复之，破宋兵，解兴元围。”，这两段描述是有差别的，前者说余玠被蒙军吓退，后者说打败了宋军。王鹗，《汪忠烈公（德臣）神道碑》（在陇西城南，今存）云：“蜀将余玠寇汉中，公合诸郡，昼夜星驰。玠闻公来，设虚寨而遁。”总观上面的叙述，不是余玠被元军吓退，便是被打败。（# 1）
此次战役的细节《宋史。理宗本纪》也未载。《宋史。余玠传》说：“十年冬，玠帅诸将巡边，直捣兴元，大元军与之战。”，此说和《元史。郑鼎传》大致相同，惟不言胜负。《宋史纪事本末。余玠守蜀》则说：“十年冬十月，余玠出师捣兴元，不克。”《宋季三朝政要》说：“后至兴元，无功而还”，站在宋人立场（其实，元丞相脱脱编撰的《宋史》也并未站在宋人立场上，我们后面讨论王坚的立传问题时还要进一步谈到）上看，这场战役也是语焉不详。总的看来，是说没打胜。
所幸的是，《兴元行省瓜尔佳公神道碑》对于这次战役描述颇详尽：“辛亥，四川制置史余玠轻我师寡，身帅兵入寇，败我利路元帅王进于金牛，壁其军中梁山（按：中梁山在今汉中市西南二十里），兜銮夜烛，城为之赤。潜遣裨将烧绝栈道，遏我援继，自帅大军围而攻之，钩炮梯冲，环城数匝，谓为孤危。期日必拔。新集之民，还叛与敌。公誓死拒守，督战益急，杀伤过当。城中将吏，昼或荷甲传食，夜则画地分守。会都元帅图思来援，无从得涂，值三人自军所逃还，许贳其死，令导由他山利道出陈仓。玠闻兵大至，焚围遁去，公袭战，悉止，还所俘，亡。”
这段碑文讲的是，余玠的战役计划安排得当，他乘兴元府空虚进兵围困兴元府城，在战役进行中，先打败了蒙军元帅王进，再烧绝了栈道，断敌人援军，最后发挥了攻城术，几乎要光复了兴元府。同时，沦陷区的人民群众纷纷站出来，支持宋军，由此可见蒙古方面的不得人心。蒙古大军如果不是赦免从汉中前线当了逃兵的 三个军士为其带路，也就无从支援汉中守军。后来大军来了，余玠撤退的决策也是正确的，因为这是在敌人的后方，后勤问题也应该考虑。事实上，从最后的叙述可以看到，余玠领导的宋军在撤退中根本没有受到损失，虽然汉中没有占领，但也给了敌人打击，长了与蒙古军队屡战屡败的南宋军队的士气。又，《武略将军知弘州程公（介福）神道碑》所述与上略同。
按1973年在贵州遵义出土的《宋沿边宣抚使播州土司十五世杨文神道碑碑文》（《贵州高坪“播州土司”杨文等四座墓葬发掘记》，《文物》，一九七四年第一期）：“淳祐辛亥，制使余君欲捣汉中，君承阃令，选锐卒五千，命（后缺字若干）于罗村，再战于肯（左木旁）子头，三战于（后缺一字）县。皆我军贾勇先登，俘获颇众。余帅当时亲书忠勇赵寅之旗以旌之。”可知余玠淳祐十年对汉中的战役并不是一无所获，从“播州土司”杨文被徵随余玠北伐汉中的事迹里看出，余玠曾在进攻汉中时，先后三次突破敌军防线，“俘获颇众”。
从1973年“播州土司”杨文神道碑碑文里他处所描述的杨文将军击败、击毙蒙军将领和俘虏蒙兵的事迹里，我们可以发现元丞相脱脱为首诸人在编撰《宋史》中对蒙古方面的有意回护。在《宋史》里，很少叙述宋军在战胜蒙军时的详细战果，奇怪的是，在叙述宋金战争时，却详细列出了宋军的战果，另一方面，在根据元朝的国史所编撰的《元史》里，却具体罗列出蒙古的战绩。
24。宝祐二年六月，诏没收余玠家产充公。十月，诏夺余玠资政殿学士职位。宝祐六年八月，追复余玠官职。
25。清乾隆《苍溪县志》：“余公祠，县三十里大获城。宋淳祐三年四川制置使余玠筑城屯粮以防寇患，全川宁谧，立祠祀之。”此祠今已成大获古刹。又，今合川钓鱼城遗址忠义祠里余玠神位犹在。今湖北蕲州广济县太平村有余玠衣冠冢，墓址在太平山风景区横江（岗）山下青蒿村余公林。
26。按《宋史。张梦发传》，四川宣抚司参议张梦发曾向南宋朝廷上书三策，所采用的就是余玠的堡垒防守战术经验。这三策是：1。筑堡封锁住汉江口岸；2。在湖北当阳玉泉山筑堡；3。在峡州（今湖北宜昌）建筑堡垒群，以便聚结流民一边守卫，一边耕种。张还画了形势图上呈，被贾似道压住不发。
27。西方研究蒙古史的著述除了伯希和以外，都没有提到余玠的堡垒防守体系及其创建，主要著作有多桑《蒙古史》（1824年在巴黎出版）、晚清洪钧《元史译文遗补》、格鲁桑《蒙古史略》（1944年出版）、弗郎克《中华通史》（1930年出版）等都未提到余玠及其创堡垒防御体系。（# 2）伯希和的《通报》也未具体指明，这就不能不使西方学者在看待蒙古军事扩张问题上眼光局限，特别因为钓鱼城保卫战使蒙古主蒙哥丧生，导致蒙古军队在叙利亚进兵中败于十倍兵力的埃及马木路克部队，从而使蒙古侵略的潮水退潮这一重要历史意义受到忽视。# 1。《元史》在叙述蒙古方面的败绩时，多所曲笔和回护，而且自相矛盾的地方甚多，清赵冀《廿二史札（代字）记。卷二十九。元史回护处》指出了《元史》为了回护而出现的多处自相矛盾的情况。# 2。姚从吾，《宋蒙钓鱼城战役中熊耳夫人家世及王立与合州获得保全考》，载《宋史研究集》，第二辑，台湾书店1964年版。# 3。李作舟，《鱼山曲》：
山月高，江水深，落月照江流，孤臣天地心。重浆来，奔盏舞，宋为鱼，金为饵，天下事，可知矣。北风怒，南风遒，余家冉家好男子，钓起山河二十秋。我非捕鱼者，长歌当钓史，丈夫出奇报天子，应与此山争块垒，悠悠万古长江水。
南宋末四川军民对蒙古的抵抗及其意义[二]
（二）蒙古初期的入侵
南宋理宗宝庆三年十二月（1/1228 AD），蒙古军在连破金关中平原数州县以后，第一次侵犯四川，陷四川利州西路所属的西和州、天水军、阶州、成州、文州（今甘肃东南）（注 1），陷沔州（今陕西略阳），沔州在宋时属四川利州路，在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市)西。蒙古军在这次进攻里并未深入到兴元府西南的大安军（注 2）以南，而是攻击南宋在四川外围的要塞，四川制置使郑损在攻击下逃遁，南宋在四川北部的主要防线--秦岭防线上的三关（注 3）全部被攻陷，不过蒙古并未扩大战果，在攻击后旋即撤兵，可能是试探南宋防卫的虚实。（注 4，参图2.1）
[图2.1]
四年后，即理宗绍定四年（1231 AD）八月，为了配合对金国作战的钧州战役，拖雷率蒙军自凤州（今陕西凤县）入川，十月，破大安军，再陷沔州，军民战死者数十万。利州西路西和州、天水军、阶州、成州、文州，（今甘肃东南）全部沦陷（注 5）。蒙古军乃渡嘉陵江，逼近位于四川腹地门户剑门关附近的葭萌关和涪城（今四川绵阳市），在占领了城池要塞一百四十多个以后退兵（注 6）。同时，拖雷分出东路军从大散关方向，转两当县（今陕西两当县），出鱼关，直逼南宋四川制置使桂如渊守卫的兴元府，威迫桂如渊派人作向导，顺汉水下洋、金州（今陕西安康地区）出川，假道南宋均州地境（今湖北郧县、十堰市地区）偷袭金国的邓州、钧州（今河南禹县）。（注 7，参图2.2）
[图2.2]
蒙古对四川侵略的消息传到两万里以外的临安朝廷，引起南宋朝野的极大震恐，中央在十月末诏调李篁任四川宣抚制置使，宣慰四川残破州县军民，理宗表示要考虑更好的人选督蜀，以便更好地保卫四川。
绍定五年（1232 AD）八月，南宋政府任命名臣魏了翁（注 8）以宝章阁侍制的身份兼四川泸州知州。泸州（注 9），“西连蕃（代字，上棘下人）道（即今四川宜宾地区），地兼夷汉，江带梓、夔，控制边隅，最为重地。”（注 10）是两宋时的西南边陲重镇，淹有两千里的范围，和岷江上的嘉定（今四川乐山），下游的重庆，嘉陵江上的合州构成一个弧形，控制着长江上游水道，成为长江中下游的屏障。魏到任以后，积极进行一系列的措施，以便加强泸州的战略地位，他整修城池，增置器械，训练守城军士，严明军纪，兴学校，建仓廪，建慈善院，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便改变了泸州的面貌。（参 11）魏了翁在泸州的军政建设，对于泸州后来在保卫四川的抗蒙战争发挥其战略位置，使得四川能够坚持抵抗蒙古四十多年有着重大的意义。
绍定五年正月，蒙古骑兵在钧州三峰山（在今河南郑州以西，洛阳以东）全歼金主力哈达、武仙、杨沃衍、完颜陈和尚等部约三十五万人，此战以后，金国的陕西和黄河以南的北、东、西部尽失，金王朝残余退守河南省南部，靠近南宋边境的蔡州。1234年春，蒙、宋联军攻陷金最后的堡垒蔡州，金亡。
金亡不久，蒙古就开始在长江中游地区向南宋发起攻势，1234年10月，蒙古军击溃按蒙宋攻金协议，接收洛阳的南宋全子才部（注 12），并决黄河水淹南宋军队，在随后的两年里，南宋军被迫撤出新复的汴州、归德，唐州，退回到原来与金人相峙的边境线以南。
端平二年（1235 AD）十二月，蒙古阔端部自白水关（注 13）犯沔州，城破，杀知州高稼，制置使赵彦呐退保青野原（注 14），蒙军遂围青野原，义军统帅曹有闻星夜率军救青野原，解青野原围。蒙古军以汪世显为先锋，率数万军攻大安军，曹又率军往救，大败蒙军。蒙军退后，曹进驻仙人关。
端平三年（1236 AD）九月，南宋利州御前统制曹友闻率部与蒙军战于阳平关，由于统帅赵彦呐不听从曹的计策（注 15），而致兵败战殁，曹友闻是宋初名将曹彬的十二世孙，进士出身，天水军教授，以功名自任。面对蒙古人的入侵，愤而投笔从戎，组织民军抗击蒙军，他曾在绍定四年多次击败敌人。蒙古军队在阔端、塔海、八都鲁的率领下，乘胜进攻川北各要隘，长驱入蜀，陷成都。四川四路仅剩下夔州路和顺庆府、泸州、果州、合州少数几个州幸免于难以外，全部笼罩在狼烟中。因为听说王子阔春死讯，蒙军才从成都撤军（注 16，参图2.3）。
[图2.3]
[图2.3]
大约在嘉熙时期（1237 - 1239 AD），南宋驻重庆的制置使彭大雅完成了对重庆城墙的修葺工作，这是自秦国张仪筑巴郡郡治城以来（注 17），对重庆（注 18）规模最大的军事建设，重庆后来代替了成都成为四川抵抗蒙古入侵的政治军事中心，南宋末的抗蒙战争，使重庆在巴蜀历史上第一次作为四川的政治中心走上了舞台（注 19）。重庆三面环大水，地势高峻，经过彭大雅的营建以后，成了蒙古铁骑难以攻克的堡垒（注 20），这样，有了整治后的重庆和泸州这两个要塞，四川已经初步具备了对抗蒙古军队入侵的能力。
蒙古嘉熙二年侵蜀撤军以后，紧接着在嘉熙三年（1239 AD）、四年，先后侵入四川腹地，屠成都，犯重庆、峡口，（参图2.4）被南宋名将孟珙所击退，孟珙刚刚收复重镇襄樊与峡口的归州（今湖北秭归县），于是南宋当局任命在江陵和襄阳前线抵抗蒙军数有功的孟珙为四川宣抚使，坐镇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总领峡江上下游的军事，同时开始认真物色守备四川的人选。
[图2.4]
注释与参考
1。宝庆三年，南宋四川关外四州，即西和、成、阶、文四州陷落一事，不见于诸史，今据李曾伯（# 1）长诗《可斋杂稿。丁亥纪蜀百韵》、吴昌裔《论蜀变四事状》（《名臣奏议。卷一百》）：“二败而弃五州者，郑损之罪也。”，其中的“五州”，当指关外四州与天水军。
2。两宋全国的大行政区以宣抚使和制置使管理全国主要行政大区，如四川、陕西等，宣抚使是文官，制置使一般是武官（参《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官制二》）。大行政区下面有一条或几条“路”级行政单位，如四川下面有四条路：利州府路、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夔州府路。路以下地方行政区被划为州县二级，州级有府、州、军、监之分：重于州者为府，轻于州者为军。“军”不是军营，大安军在今陕西勉县大安镇，是南宋保卫四川北境利州东路的重要驻军和民政地点。
又按南宋王象之《舆地记胜》，利州路自南宋绍兴十四年被分为东西两路，西路治兴州，即沔州，东路治兴元府，嘉定以后，四川安抚使和制置使多坐镇这两处，以措置四川北部的防务。
3。三关，即鱼关、仙人关、武休关，其中，鱼关和仙人关属沔州防区，鱼关在今陕西徽县北；仙人关在今陕西略阳西北，此二关保卫着古时北线入川的主要通道，即秦岭西麓山口。武休关属兴元府防区，在今陕西留坝县南，扼兴元府北通往凤州的支路。
4。关于宝庆三年蒙古侵蜀的详细战况经过，诸史皆未详载，可参考李曾伯长诗《可斋杂稿。丁亥纪蜀百韵》，该书收在《四库全书珍本》里。
5。 参脱脱，《宋史。理宗本纪》和毕沅，《续资治通鉴。宋纪。卷一六五》。
6。考异，《纲鉴易知录。卷八六》载：宝庆三年，“蒙古入西和州，知州事陈寅死之。”，但李曾伯《可斋杂稿。丁亥纪蜀百韵》未载陈寅死事，又按《宋史。陈寅传》，知陈寅系绍定初任西和州知府，故可考定绍定四年蒙古军曾陷关外四州。《纲鉴易知录。卷八六》关于陈寅死于宝庆三年说误。
7。参脱脱，《元史。按竺迩传》。
8。魏了翁，字华父，邛州蒲江人（今四川蒲江县），南宋后期最著名的理学家之一，他和同时期的真德秀一起，上承程朱理学，下启明代理学。著述甚丰，主要著作有：《九经要义》、《鹤山全集》等。他宦途坎坷，屡遭贬斥和排挤。为官清廉，以革除弊政为己任。魏了翁具有强烈的救国、御外、忠君思想，敢于直陈国事，在政治理想得不到实现的时候，他逐渐滋长了追求哲理和淡泊的生活志趣，多次辞官回乡，旋被朝廷徵起。在回故乡期间，他重视家乡的文化建设，在蒲江创办“鹤山书院”，并执教其间，他以身体力行来教诲自己的学生和治下的人民。他穷古博今，自成一家，主张“道器一致”，体用不二。他在西蜀的传教，使许多省外学子慕名而来。晚年的魏了翁在出任湖南靖州（今湖南靖县）知州时，在当地又建立起“鹤山书院”，和以前的张栻一起，对于在湖南推广文化事业和传播理学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魏了翁卒于任。
9。民国《泸县志》：“隋炀帝大业初，置泸川郡泸川县。（唐高祖）武德元年，改为泸州。（北宋太祖）建隆三年，王全斌灭蜀，遂为宋有，因后蜀之旧仍曰泸州泸川县。。。。（南宋孝宗）乾道六年，升本路（潼川府路）安抚使。”
10。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二。泸州》。
11。毕沅，《续资治通鉴。宋纪。卷一六六》。
12。《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六十六》载绍定五年(1232 AD)十一月，蒙古遣王楫与京湖安抚制置使史嵩之会谈夹击金事，史嵩之派邹伸回报蒙方，双方达成协议，宋以粮草支持蒙古军队，蒙古则同意在灭金后将黄河以南的土地归还给宋。绍定六年十月，孟珙按约以米二十万石接济蒙古塔齐尔部（亦参《元史。太宗本纪》）。但《元史》并未说和约让宋河南的事，事实上，南宋方面也不认为蒙古会践约，但守卫边疆的将帅与宰相郑清之等朝中大臣却一致认为应该乘机占领黄河南岸以作更深入的国防屏障。但是，中原由于蒙古、金、李全（见下节注 4，李璮条）的战争，基本上已经变成了丘墟，宋军全子才、赵范、赵葵等部，自淮河岸边向西出发接收所过的州县都绝少人烟，荒草漫生在县衙大院里，结果迫使宋军不能就地补充后勤，只能等待从宋境来的粮草。到达洛阳的宋军的粮食只剩下五天，部队被迫以蒿草作饼充饥。实际上，在饥饿的条件下，宋军在与蒙古军作战时表现仍然很英勇顽强，只因为粮草不济而被迫退出，事见周密：《齐东野语。端平入洛》取材自当时的随军幕府日记，又参于忠信：《三京本末》。
13。白水关，在今凤州通往略阳（沔州）的川陕公路上，仙人关西南20里。
14。青野原，在沔州南。
15。脱脱，《宋史。忠义。曹友闻传》。
16。蒙军端平三年侵占成都后的撤军原因的另一说是，当蒙军深入到四川腹地以后，驻守金州（今陕西安康）的宋将和彦威与张珍率军五千出金州以北的十八谷口山径袭击长安附近的家计寨，使得蒙古不敢久驻成都，事见《昭忠录。和彦威》，佚著者名，载《守山阁丛书》。
17。关于彭大雅修筑重庆城一事，宋史里多所贬斥，认为彭为加固重庆城，大量聚敛财富，驱使大批人力，以至民怨沸腾，最后被理宗罢了官，但若从彭大雅的深谋远虑（注#2）来看，应该说彭大雅对重庆城修建的成绩是主要的。
18。常璩，《华阳国志。巴志》：“秦惠文王遣張儀、司馬錯救苴、巴。遂伐蜀，滅之。儀貪巴、苴之富，因取巴”，“儀城江州”，置巴郡，郡治在江州。汉、晋因，梁置楚州，隋改渝州，北宋称恭州、南宋因。南宋光宗藩邸，光宗即位后，改称重庆，置府，治夔州府路，重庆一名沿用至今。
19。南宋理宗淳祐三年（1243 AD），朝廷任命余玠为四川宣抚使知重庆府，从这一年开始，一直到1278年，凡35年间，重庆第一次成为历史上四川的政治军事中心。一直到1278年重庆沦陷于元为止。1363年，红巾军将明玉珍在重庆称陇蜀王（后在成都称帝）凡五年，统治全川，后及云南。1937年12月1日，国民政府迁首都于重庆，称陪都，凡八年。1949年10月14日，国民政府再迁至重庆，至1949年11月30日，解放军占领重庆为止。1949年12月1日，重庆成为西南行政区首府，兼管四川，至1952年8月12日恢复四川行政区为止。1997年3月14日，重庆从四川省独立，成立重庆直辖市，拥有原四川省重庆市、万县专区、涪陵专区和永川专区。
19。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九，重庆府》：“彭大雅代之，急城重庆，以御利、阆，蔽夔峡，为蜀之根柢。狡悍如蒙古，旦夕不能以得志也，岂非地有所得必争欤！孙氏曰：‘重庆三面临江，春水泛涨，一望弥漫，不可卒渡，其出入必经之要道，惟佛图关至二郎关一路耳。’”
#1。李曾伯，字长儒，理宗淳祐时入仕，官至四川宣抚使，福建安抚使，资政殿学士，宋史有传。
#2 邵桂子，《雪舟脞语》：“彭大雅知重庆，大兴城筑，僚吏更谏不从，彭曰：‘不把钱做钱看，不把人做人看，无不可筑之理。’既而城成，僚属乃请立碑以记之，大雅以为不必，乃立四大石于四门之上，书曰：‘某年某月彭大雅筑此城，为西蜀根本。’其后，蜀之流离者多归焉。蜀亡，城犹无恙，真西蜀根本也。”
南宋理宗宝庆三年十二月（1/1228 AD），蒙古军在连破金关中平原数州县以后，第一次侵犯四川，陷四川利州西路所属的西和州、天水军、阶州、成州、文州（今甘肃东南）（注 1），陷沔州（今陕西略阳），沔州在宋时属四川利州路，在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市)西。蒙古军在这次进攻里并未深入到兴元府西南的大安军（注 2）以南，而是攻击南宋在四川外围的要塞，四川制置使郑损在攻击下逃遁，南宋在四川北部的主要防线--秦岭防线上的三关（注 3）全部被攻陷，不过蒙古并未扩大战果，在攻击后旋即撤兵，可能是试探南宋防卫的虚实。（注 4，参图2.1）
[图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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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后，即理宗绍定四年（1231 AD）八月，为了配合对金国作战的钧州战役，拖雷率蒙军自凤州（今陕西凤县）入川，十月，破大安军，再陷沔州，军民战死者数十万。利州西路西和州、天水军、阶州、成州、文州，（今甘肃东南）全部沦陷（注 5）。蒙古军乃渡嘉陵江，逼近位于四川腹地门户剑门关附近的葭萌关和涪城（今四川绵阳市），在占领了城池要塞一百四十多个以后退兵（注 6）。同时，拖雷分出东路军从大散关方向，转两当县（今陕西两当县），出鱼关，直逼南宋四川制置使桂如渊守卫的兴元府，威迫桂如渊派人作向导，顺汉水下洋、金州（今陕西安康地区）出川，假道南宋均州地境（今湖北郧县、十堰市地区）偷袭金国的邓州、钧州（今河南禹县）。（注 7，参图2.2）
[图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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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对四川侵略的消息传到两万里以外的临安朝廷，引起南宋朝野的极大震恐，中央在十月末诏调李篁任四川宣抚制置使，宣慰四川残破州县军民，理宗表示要考虑更好的人选督蜀，以便更好地保卫四川。
绍定五年（1232 AD）八月，南宋政府任命名臣魏了翁（注 8）以宝章阁侍制的身份兼四川泸州知州。泸州（注 9），“西连蕃（代字，上棘下人）道（即今四川宜宾地区），地兼夷汉，江带梓、夔，控制边隅，最为重地。”（注 10）是两宋时的西南边陲重镇，淹有两千里的范围，和岷江上的嘉定（今四川乐山），下游的重庆，嘉陵江上的合州构成一个弧形，控制着长江上游水道，成为长江中下游的屏障。魏到任以后，积极进行一系列的措施，以便加强泸州的战略地位，他整修城池，增置器械，训练守城军士，严明军纪，兴学校，建仓廪，建慈善院，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便改变了泸州的面貌。（参 11）魏了翁在泸州的军政建设，对于泸州后来在保卫四川的抗蒙战争发挥其战略位置，使得四川能够坚持抵抗蒙古四十多年有着重大的意义。
绍定五年正月，蒙古骑兵在钧州三峰山（在今河南郑州以西，洛阳以东）全歼金主力哈达、武仙、杨沃衍、完颜陈和尚等部约三十五万人，此战以后，金国的陕西和黄河以南的北、东、西部尽失，金王朝残余退守河南省南部，靠近南宋边境的蔡州。1234年春，蒙、宋联军攻陷金最后的堡垒蔡州，金亡。
金亡不久，蒙古就开始在长江中游地区向南宋发起攻势，1234年10月，蒙古军击溃按蒙宋攻金协议，接收洛阳的南宋全子才部（注 12），并决黄河水淹南宋军队，在随后的两年里，南宋军被迫撤出新复的汴州、归德，唐州，退回到原来与金人相峙的边境线以南。
端平二年（1235 AD）十二月，蒙古阔端部自白水关（注 13）犯沔州，城破，杀知州高稼，制置使赵彦呐退保青野原（注 14），蒙军遂围青野原，义军统帅曹有闻星夜率军救青野原，解青野原围。蒙古军以汪世显为先锋，率数万军攻大安军，曹又率军往救，大败蒙军。蒙军退后，曹进驻仙人关。
端平三年（1236 AD）九月，南宋利州御前统制曹友闻率部与蒙军战于阳平关，由于统帅赵彦呐不听从曹的计策（注 15），而致兵败战殁，曹友闻是宋初名将曹彬的十二世孙，进士出身，天水军教授，以功名自任。面对蒙古人的入侵，愤而投笔从戎，组织民军抗击蒙军，他曾在绍定四年多次击败敌人。蒙古军队在阔端、塔海、八都鲁的率领下，乘胜进攻川北各要隘，长驱入蜀，陷成都。四川四路仅剩下夔州路和顺庆府、泸州、果州、合州少数几个州幸免于难以外，全部笼罩在狼烟中。因为听说王子阔春死讯，蒙军才从成都撤军（注 16，参图2.3）。
[图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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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嘉熙时期（1237 - 1239 AD），南宋驻重庆的制置使彭大雅完成了对重庆城墙的修葺工作，这是自秦国张仪筑巴郡郡治城以来（注 17），对重庆（注 18）规模最大的军事建设，重庆后来代替了成都成为四川抵抗蒙古入侵的政治军事中心，南宋末的抗蒙战争，使重庆在巴蜀历史上第一次作为四川的政治中心走上了舞台（注 19）。重庆三面环大水，地势高峻，经过彭大雅的营建以后，成了蒙古铁骑难以攻克的堡垒（注 20），这样，有了整治后的重庆和泸州这两个要塞，四川已经初步具备了对抗蒙古军队入侵的能力。
蒙古嘉熙二年侵蜀撤军以后，紧接着在嘉熙三年（1239 AD）、四年，先后侵入四川腹地，屠成都，犯重庆、峡口，（参图2.4）被南宋名将孟珙所击退，孟珙刚刚收复重镇襄樊与峡口的归州（今湖北秭归县），于是南宋当局任命在江陵和襄阳前线抵抗蒙军数有功的孟珙为四川宣抚使，坐镇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总领峡江上下游的军事，同时开始认真物色守备四川的人选。
[图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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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与参考
1。宝庆三年，南宋四川关外四州，即西和、成、阶、文四州陷落一事，不见于诸史，今据李曾伯（# 1）长诗《可斋杂稿。丁亥纪蜀百韵》、吴昌裔《论蜀变四事状》（《名臣奏议。卷一百》）：“二败而弃五州者，郑损之罪也。”，其中的“五州”，当指关外四州与天水军。
2。两宋全国的大行政区以宣抚使和制置使管理全国主要行政大区，如四川、陕西等，宣抚使是文官，制置使一般是武官（参《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官制二》）。大行政区下面有一条或几条“路”级行政单位，如四川下面有四条路：利州府路、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夔州府路。路以下地方行政区被划为州县二级，州级有府、州、军、监之分：重于州者为府，轻于州者为军。“军”不是军营，大安军在今陕西勉县大安镇，是南宋保卫四川北境利州东路的重要驻军和民政地点。
又按南宋王象之《舆地记胜》，利州路自南宋绍兴十四年被分为东西两路，西路治兴州，即沔州，东路治兴元府，嘉定以后，四川安抚使和制置使多坐镇这两处，以措置四川北部的防务。
3。三关，即鱼关、仙人关、武休关，其中，鱼关和仙人关属沔州防区，鱼关在今陕西徽县北；仙人关在今陕西略阳西北，此二关保卫着古时北线入川的主要通道，即秦岭西麓山口。武休关属兴元府防区，在今陕西留坝县南，扼兴元府北通往凤州的支路。
4。关于宝庆三年蒙古侵蜀的详细战况经过，诸史皆未详载，可参考李曾伯长诗《可斋杂稿。丁亥纪蜀百韵》，该书收在《四库全书珍本》里。
5。 参脱脱，《宋史。理宗本纪》和毕沅，《续资治通鉴。宋纪。卷一六五》。
6。考异，《纲鉴易知录。卷八六》载：宝庆三年，“蒙古入西和州，知州事陈寅死之。”，但李曾伯《可斋杂稿。丁亥纪蜀百韵》未载陈寅死事，又按《宋史。陈寅传》，知陈寅系绍定初任西和州知府，故可考定绍定四年蒙古军曾陷关外四州。《纲鉴易知录。卷八六》关于陈寅死于宝庆三年说误。
7。参脱脱，《元史。按竺迩传》。
8。魏了翁，字华父，邛州蒲江人（今四川蒲江县），南宋后期最著名的理学家之一，他和同时期的真德秀一起，上承程朱理学，下启明代理学。著述甚丰，主要著作有：《九经要义》、《鹤山全集》等。他宦途坎坷，屡遭贬斥和排挤。为官清廉，以革除弊政为己任。魏了翁具有强烈的救国、御外、忠君思想，敢于直陈国事，在政治理想得不到实现的时候，他逐渐滋长了追求哲理和淡泊的生活志趣，多次辞官回乡，旋被朝廷徵起。在回故乡期间，他重视家乡的文化建设，在蒲江创办“鹤山书院”，并执教其间，他以身体力行来教诲自己的学生和治下的人民。他穷古博今，自成一家，主张“道器一致”，体用不二。他在西蜀的传教，使许多省外学子慕名而来。晚年的魏了翁在出任湖南靖州（今湖南靖县）知州时，在当地又建立起“鹤山书院”，和以前的张栻一起，对于在湖南推广文化事业和传播理学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魏了翁卒于任。
9。民国《泸县志》：“隋炀帝大业初，置泸川郡泸川县。（唐高祖）武德元年，改为泸州。（北宋太祖）建隆三年，王全斌灭蜀，遂为宋有，因后蜀之旧仍曰泸州泸川县。。。。（南宋孝宗）乾道六年，升本路（潼川府路）安抚使。”
10。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二。泸州》。
11。毕沅，《续资治通鉴。宋纪。卷一六六》。
12。《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六十六》载绍定五年(1232 AD)十一月，蒙古遣王楫与京湖安抚制置使史嵩之会谈夹击金事，史嵩之派邹伸回报蒙方，双方达成协议，宋以粮草支持蒙古军队，蒙古则同意在灭金后将黄河以南的土地归还给宋。绍定六年十月，孟珙按约以米二十万石接济蒙古塔齐尔部（亦参《元史。太宗本纪》）。但《元史》并未说和约让宋河南的事，事实上，南宋方面也不认为蒙古会践约，但守卫边疆的将帅与宰相郑清之等朝中大臣却一致认为应该乘机占领黄河南岸以作更深入的国防屏障。但是，中原由于蒙古、金、李全（见下节注 4，李璮条）的战争，基本上已经变成了丘墟，宋军全子才、赵范、赵葵等部，自淮河岸边向西出发接收所过的州县都绝少人烟，荒草漫生在县衙大院里，结果迫使宋军不能就地补充后勤，只能等待从宋境来的粮草。到达洛阳的宋军的粮食只剩下五天，部队被迫以蒿草作饼充饥。实际上，在饥饿的条件下，宋军在与蒙古军作战时表现仍然很英勇顽强，只因为粮草不济而被迫退出，事见周密：《齐东野语。端平入洛》取材自当时的随军幕府日记，又参于忠信：《三京本末》。
13。白水关，在今凤州通往略阳（沔州）的川陕公路上，仙人关西南20里。
14。青野原，在沔州南。
15。脱脱，《宋史。忠义。曹友闻传》。
16。蒙军端平三年侵占成都后的撤军原因的另一说是，当蒙军深入到四川腹地以后，驻守金州（今陕西安康）的宋将和彦威与张珍率军五千出金州以北的十八谷口山径袭击长安附近的家计寨，使得蒙古不敢久驻成都，事见《昭忠录。和彦威》，佚著者名，载《守山阁丛书》。
17。关于彭大雅修筑重庆城一事，宋史里多所贬斥，认为彭为加固重庆城，大量聚敛财富，驱使大批人力，以至民怨沸腾，最后被理宗罢了官，但若从彭大雅的深谋远虑（注#2）来看，应该说彭大雅对重庆城修建的成绩是主要的。
18。常璩，《华阳国志。巴志》：“秦惠文王遣張儀、司馬錯救苴、巴。遂伐蜀，滅之。儀貪巴、苴之富，因取巴”，“儀城江州”，置巴郡，郡治在江州。汉、晋因，梁置楚州，隋改渝州，北宋称恭州、南宋因。南宋光宗藩邸，光宗即位后，改称重庆，置府，治夔州府路，重庆一名沿用至今。
19。南宋理宗淳祐三年（1243 AD），朝廷任命余玠为四川宣抚使知重庆府，从这一年开始，一直到1278年，凡35年间，重庆第一次成为历史上四川的政治军事中心。一直到1278年重庆沦陷于元为止。1363年，红巾军将明玉珍在重庆称陇蜀王（后在成都称帝）凡五年，统治全川，后及云南。1937年12月1日，国民政府迁首都于重庆，称陪都，凡八年。1949年10月14日，国民政府再迁至重庆，至1949年11月30日，解放军占领重庆为止。1949年12月1日，重庆成为西南行政区首府，兼管四川，至1952年8月12日恢复四川行政区为止。1997年3月14日，重庆从四川省独立，成立重庆直辖市，拥有原四川省重庆市、万县专区、涪陵专区和永川专区。
19。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九，重庆府》：“彭大雅代之，急城重庆，以御利、阆，蔽夔峡，为蜀之根柢。狡悍如蒙古，旦夕不能以得志也，岂非地有所得必争欤！孙氏曰：‘重庆三面临江，春水泛涨，一望弥漫，不可卒渡，其出入必经之要道，惟佛图关至二郎关一路耳。’”
#1。李曾伯，字长儒，理宗淳祐时入仕，官至四川宣抚使，福建安抚使，资政殿学士，宋史有传。
#2 邵桂子，《雪舟脞语》：“彭大雅知重庆，大兴城筑，僚吏更谏不从，彭曰：‘不把钱做钱看，不把人做人看，无不可筑之理。’既而城成，僚属乃请立碑以记之，大雅以为不必，乃立四大石于四门之上，书曰：‘某年某月彭大雅筑此城，为西蜀根本。’其后，蜀之流离者多归焉。蜀亡，城犹无恙，真西蜀根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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